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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平常聽到“做學問”的說法，有點不以為然。這個詞有點像時下另一個很時髦的舶來詞：“做愛”或者“造愛”——似乎愛是做（make）出來的，只是一種技術和手段，可以在實用手冊中被設計被規定被訓練指導。只要操作得法，人們都可以做出仿純真或仿瀟灑的成色，做出仿嬉皮或仿雅皮的款式。

英語自有所長，但偏愛人為的造做之技，make用得太多太濫，“做友誼”、“做快樂”、“做錢”等等，讓人匪夷所思。

二

小學問可做，大學問不可做。歷史上那些文化巨人，不代表一般的學問和知識。他們哪怕從事枯燥的思辨和考據，生動的原創力也來自生命的深處，透出人的血溫、脈跳、價值觀以及親切的情感，成為一種人生的注解和表達，帶著鮮明的個人烙印。文與人一，文如其人，風格即人，文學就是人學……凡此等等的評鑒，曾經指示了典范的特征，測定出昨天的標高。

一個中國人想到孔子，腦海里肯定首先不是學問，而是一種東方式的導師風貌：清高而勤勉，堅強而嚴正，硬得像塊石頭，始終承擔社會責任并熱心教育，似乎總是穿著有點式樣古怪的長衫，坐著牛車奔波列國不可而為地宣傳理想，拘泥小節有時卻到了可笑的程度，比如遠離廚房遠離女人遠離靡靡之音而且肉片一定要切得方正……人們對孔子的這些印象，不一定與野史或正史有關，而是來自《論語》本身的人格內蘊。

還有尼采。尼采與其說是一種哲學，毋寧說更是一種精神爆破式的生存方式。他晦暗而尖利的語句，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被后人逐一透析，字字確解。但他字里行間迸發出來的孤獨、絕望、極度敏感以及無處傾瀉的激烈，是任何一個讀者不難感受到的。“上帝死了”，不是他在書齋里的推究，不過是他心靈的一道傷口，是他的長期的腦痛和半失明的雙眼，是他對社會普遍性偽善渾身發抖的憤怒，是他突然在大街上抱住鞭下瘦馬時迸涌的熱淚。

尼采的腦子壞了。大學問家在一般人眼里，總是有腦子壞了、不夠圓通、不夠機靈的感覺。

三

人與文不可分離，故有漢語詞“人文”。古往今來的人文濟濟百家，但如果稍加辨認，那些有分量的作品，保持著恒久影響力的作品，決非小聰明和技巧所能支撐。學問越研究到后來，越接近未知和創造的高寒區，就越需要生命力的燃燒，智慧和情懷融為一體。對于那些人文前驅來說，他們在孤燈長夜里面臨的重大選擇，不是想什么的問題，而是愿意想什么的問題——情感和人格總是成為思維的路標；不僅是怎么想的問題，更是怎么活的問題——“想法”是“活法”的同義語。他們中間的有些人常常為此把自己逼入險惡，逼入一輩子的困頓，甚至付出血和生命的代價。他們的作品無論被后人如何評價和取舍，都適宜用人來命名：柏拉圖主義，康德主義，托爾斯泰主義，伏爾泰主義，盧梭主義，雨果主義，甘地主義，列寧主義，羅素主義……而在更早以前，曾經主導人類精神的各大宗教，其《圣經》差不多就是史傳，成了先知和教祖的生平事跡記錄，更是人文初期的寓言化人生讀本。

直到最近的幾十年，以人來命名主義才漸漸顯得有些罕見了，漸漸為人們不大習慣了。人與文的關系，似乎不再是簡單而鮮明的主從關系（或者從主關系），源流關系（或者流源關系），體用關系（或者用體關系）。隨著技術潮流的層層覆蓋和層層滲透，人的面目在隱退和模糊，已經無關緊要。文過其人，文遠其人，文悖其人，這一類現象日益普遍。文化似乎告別了個體手工的時代，遺留著手溫并且印刻著工匠獨特標記的成品日漸稀有。工業式批量產出的文化很難呈現出個人的光彩，人的光彩，正在留下過于操作化和消費化的詞句、論點、模式、文化策略，留下一堆一堆不無華美但未免生硬和金屬般冷漠的事名或理名：諸如“后結構”或“后現代”。人們可以在一周之內制作或消費一百個主義，但是，一般來說，人們睜大眼睛也很難看清這些主義后面的人。

這是一個悄悄的變化。

四

變化最早出現在建筑和攝影——這些工作必須依靠機器，也需要很多錢，最容易一步步淪為工業資本的器官和部門，改變文化的個體手工性質。不難理解，人就是在這些領域最先失重，也最先失蹤。美國的a·沃霍爾，一個重要的當代藝術家，同時用五十張彩色和黑白的夢露頭像拼貼新作，用湯罐頭和肥皂盒裝配新作。他發現原作的意義已不存在，原作就是復制，可以批量生產，于是留下了一句名言：“我想成為機器，我不要成為一個人。我要像機器一樣作畫。”

這句話說得很聰明，本身倒不像是復制，不像是機器人的擬音——他何須急匆匆地自愧為人？

五

安迪·沃霍爾處在一個機器無往不勝的年代。工業不斷造出新的文化設備，大學便是其中之一。從表面上看，大學越來越像工廠。教師不過是技工，教室不過是車間和流水線，畢業生則需要面向市場的廣告和推銷。大學不再秉持舊時代那種“全人”或“通才”的神話，只是以工業為藍本，實行越來越細密的分工，把學生訓練成適銷對路的專業技術。它越來越被人們視作一個有效的投資項目，被納入利潤的核算和規劃，學會對市場拉拉扯扯表示親近。

大學發育了強大的理科，也迫使人文學科就范，卻不能像對待理科那樣，給文科提供足夠的實驗手段。于是，人文分離的可能性大大超乎從前。一般來說，一個現代人是這樣走進文科的：從小學讀到大學，可能還讀到博士甚至博士后，整整讀去一個人的半輩子。他或者她眼界開闊，見多識廣，只是沒法將其一一身體力行，吃了梨子以后再來說梨子的滋味——這種原始而理想的認識模式，似乎帶有過多的農業文明意味，在當今的資訊時代已顯得迂闊。他需要吞下的課程太多，課余時間只夠勉強容下足球、口香糖以及觀光旅游，要他親歷更多的實際人事無疑是苛求。他們當然可以像畢加索或高更那樣，去尋找非洲或少數民族，去文明的邊緣發掘人的原真和豐富，問題是，這種覺悟和勇氣，越來越被視為老派、累人、不討好的愚行，實行起來也不無困難。因此，除了特別的例外，大學意味著文化日漸遠離原型，只有一大堆間接的、復制的、再生的、缺乏經驗親證的知識。一些有識之士一直憂慮文科大學要不要辦，要怎么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工業打破了以往的知識壟斷，消除了以往的知識短缺，卻大規模普及和加劇了文科的無根狀態——這表現在爆炸似的資訊增量中，一個人要成功地保持知識的實踐品質，要堅持精神的個性、原創性、真實性，相對來說十分困難。這倒不是說知識越多越愚蠢和越反動，只是說資訊爆炸，對人的消化和把握能力提出了更高更苛刻的要求。一不小心，每個腦袋都塞滿異己經驗，肩上差不多長著別人的腦袋，或長著一個潮流文化的公共腦袋。

作為人性的載體，作為價值觀的沉積和凝固，文科知識的無限增聚也可以使大學成為精神摹本和精神假面的產地——如果學人們不能用生命將其一一重新灌注心血。

六

文本論正在變成唯文本論。這種現代流行哲學消解自然，顛覆真實，宣布“能指”后面沒有“所指”，表述不能指涉事實，一句話：梨子的概念并不能反映梨子，真梨子無處可尋。美國“新批評”及其各種學術盟友提倡純文本研究，認為文本就是文本，真理取決于修辭，是一個封閉自足的世界。至于文本與作者人生經歷和社會環境的關系，在他們看來，既沒有必要研究，也沒有可能研究。

這種哲學對傳統人文具有一定的消毒功能和滅殺功能，暫且放下不提。有意思的是，人們不妨瞥一眼這種理論的特定背景。它發動于工業時代，生成于歐美都市的學院氛圍之中，可謂應運而生，適得其所——這種哲學的產地確實盛產文本，文本而已的文本，盛產詞語的操作，觀念的游戲，結構的單性繁殖，邏輯的自我復寫，還有總顯得頭重腳輕的各色文化精英。沒有親歷戰爭的人闡釋戰爭，沒有親歷苦戀的人詠嘆苦戀，沒有親歷英雄業績的人在大寫特寫英雄……美國一些大學喜歡辦寫作訓練班，就是在鼓勵學院才子們做這種技術活。在這種情況下，文化不再來自生活，不再來自生活的文化本身成了最實際的生活，成了新文化的動力和素材。從書本中產生書本，從書本所產生的書本中產生書本。他們是一千部哲學孕育出來的哲學家，是幾千部電影浸泡出來的電影家。技術化成了常見的歸屬，血管里更多地淌流著油墨和激光盤的氣息。積重深厚的文化外殼里日漸空心。

這就是“主體的喪失”嗎？就是消解派哲學家們所預言和向往的“人的消亡”、“人的退場”嗎？

這是唯文本論的勝利——一個非人化的文本世界確實如期而至，有目共睹，總算結束了關于人的浪漫神話，集中展示了人文真相的一個重要剖面。這當然也是唯文本論的失敗——它成了文本高產區“自然”而“真實”的產物，明白無誤地“指涉”和“反映”了事實，與文本動物們的“人生經歷和社會環境”不無密切相關。它是一種都市生活須知，是一種學院癥及其學院癥抗體。它與現代人的感受契合，得到現代人經驗的確認，因此不僅僅是文本。它的正確性最終喜劇性地在文本以外的世界，即人的現實世界里顯影——只是這個世界已沒有多少人味，更準確地說，沒有多少人的實踐。

七

我們歡欣鼓舞地走進工業，但有些辭典對工業的解釋并不怎么準確，不怎么完整。工業的要義也許不在于規模和生產的集中程度（修建埃及金字塔或萬里長城不是工業），不在于采掘和制造的勞動方式（石匠和煉丹術不是工業），更不僅僅是有效地利用能源（廚子沒有工業家的感覺）。

突破人類演變的臨界點——工業的意義是從根本上改變了人與自然、技術與自然的關系。狩獵，種植，牧養，手工業，工業以前的種種生產，只不過體現了人對自然的低度導控。這種導控多少改變了自然的某些形態（比如把羊關進圈牢，把木頭做成木椅等等），但基本上不觸及自然的本質。世界仍是以自然為本的。工業則不是這樣。工業以其強大的技術手段制造一個地球化學失衡和重構的全新物境。水泥是新的石頭，塑料是新的木頭，路燈是新的月光，計算機是新的人腦……工業解脫著人在自然里的勞苦和危險，同時一塊塊瓦解和消除自然，把人們誘入一個高技術——技術為本的世界。人們走入大都市的高樓群落，屏息探望眼前完全人造的高山和峽谷，完全人造的白日和黑夜，不能不感到自然已成了一個遙遠的舊夢。

工業放大了人的力量，不過，“工業化”是一個必須慎用的危險用語。工業不能完全取代農業，更不能取代人文，正如塑料花不能取代鮮花。人文所不可或缺的個性、原創性、真實性等等，隱藏著人與自然的神秘聯系，暗示著人道的初原和終極。而工業則意味著制造、效率、實用、標準化、集團行動以及統一體市場，一句話，工業鼓勵著事物的非自然化。

對于自然來說，非自然化與自然構成了文明不可或缺的對抗性張力。但這不意味著人可以盲目地神化工業，甚至讓工業原則接管一切。早在七十年代，美國有一批機器狂，預言電腦將勝任寫詩歌和小說的職能。有人曾給槍匪設定程序，給警察設定程序，給狗、女人、狂風暴雨設定程序，一鍵啟動，一篇偵探小說差不多就在電腦里嘩嘩嘩自動完成，至少也可以得到一個像樣的粗坯。這不值得大驚小怪，也無由被小說家們懷疑和輕蔑。事實上，當代大量平庸的小說家，其編造功夫不見得比電腦更強。在他們那里，一切情感早已程式化，幽默成了“搞笑”，悲哀成了“煽情”，開打和床上戲成了調味品，慷慨激昂的鮮血只不過是“做秀”的紅油彩，隨時都可以在臉上抹出來。文章既有了定法，編成技術手冊或電腦程序就是順理成章的下一步。

更進一步說，文化的技術化早已開始，比如化妝品是技術的美色，公關術是技術的親情，世界語是技術的新語言，跨國集團是技術的新國家。肥皂劇、通俗歌帶、袋裝人生指南、政治宣傳套話、微縮景觀公園、心理速成訓練班等等，這些個性含量越來越少的仿制和組裝，為什么不能讓電腦來干？

可以肯定，只要做出更為精密和奇妙的軟件，電腦就一定能在將來承擔更復雜的文化功能，把一批批文化人無情趕入失業的人群。

八

先鋒曾經意味著獨特和叛逆，是一切意識形態統制的天敵。但事情并不完全是這樣。既然一切表情都可以模擬，一切感覺都可以設計，反體制姿態當然也可以被視作某種冷門開發項目納入市場。人們可以設計出先鋒們怪異的頭發，語無倫次的癖好，還有孤獨、懷疑、虛無的冷目。問題在于，如果這種目光僅僅出于設計，源于參考書目，沒有人生隱痛和社會理想打底，它就必然缺乏沉重和堅定，缺乏神圣而不可更改的拒絕，一轉眼就可能被市場行情吸引，投向鄰居們有錢的好日子。

先鋒們內心中的神圣一旦冷卻，就與奸商無異。這些仿先鋒的冷面，多是早期風格或表面風格，是玩給學院派批評家看的。常見的情況是，他們也可以玩出絕不虛無的廣告利潤，絕不焦慮的太太讀物，絕不孤絕的民族團結仇外反霸熱情——區別僅僅在于，他們此時心目中的讀者和觀眾，已經易為俗眾或別的重要購買者。

他們并沒有什么變化。只有書呆子才會認真看待這種變化并且深究原因和種種差異。技術化的文化也從無自己真正的美學主張，或者說從來就能兼容一切美學主張。一個崇尚相對性的全民狂歡節里，什么都被允許。如果說它的“相對”之中有什么“絕對”，如果說它有恒定不變的什么特點，那就是仿制：從新潮到古典，從具象到抽象，從消解到重建，從高雅到通俗，一切都可以接納，一切都可以仿制。就像工廠以銷定產，今天生產校園用品，明天也可以服務市井。他們的想法無數，但特點在于所有的想法均與活法無關，或者說只與最實惠的一種活法有關——以“想法”牟利。因此，他們的反叛只是偶爾使用的策略，“策略”成為他們最合意的用詞。他們熱心結伙，勉力造勢，樂于在組織和潮流中放棄個人風格。他們“炒作”的標新立異，不過是陳詞濫調的才子版，甚至與官僚版同出一爐。他們即便披掛著先鋒表情，那也是市場競爭的一時需要，競爭者都有一顆火熱的通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