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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中曾有“復詞偏義”一說，指兩個意義相反的字聯成一詞，但只用其中一個字的意義。如常聽人說：“萬一有個好歹，我可負不起責任。”這里的“好歹”是指歹，不涉好。“恐有旦夕之禍福。”這里的“禍福”，是指禍，不涉福。

《紅樓夢》中有這樣的句子：“不要落了人家的褒貶。”“褒貶”二字在這里是被人責難的意思，有貶無褒。《紅樓夢》名氣很大，以至后來的國語辭典便不得不收下這一詞條：褒貶，釋為貶抑之義。

顧炎武先生指出，《史記·刺客列傳》中“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得失，偏重在失。《史記·倉公傳》“緩急無可使者”，緩急，偏重在急。《后漢書·何進傳》中“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成敗，偏重在敗。等等。顧先生的《日知錄》搜列這一類例證，后來被很多學人都引用過。

梁實秋先生寫過專文，指出復詞偏義實在是不合理，不合邏輯，但既然已經約定俗成，大家沿用已久，我們也只好承認算了，不必太吹毛求疵。梁先生遺憾之余寬懷大度，不似另外一些文字專家，對這種文字的違章犯規恨惱不已，誓欲除之而后快。

如果說梁先生是一個可以通融的文字警察，溫和可親；那么錢鐘書先生則像一個更為通曉法律的文字律師，嚴正可敬。他指出這類現象不過是“從一省文”的修辭結果，如《系辭》中“潤之以風雨”，其中省了該與“風”搭配的“散”字；《玉藻》中“不得造車馬”，其中省了該與“馬”搭配的“畜”字。此種法式，古已有之，天經地義，無須警察們來通融恩準。

不過，無論以“約定俗成”通融，還是以“從一省文”辯護，其實都是持守同一立場，奉行同一法度，即形式邏輯之法。這都讓我有些不滿。語言大體上靠形式邏輯來規范和運作，但語言蘊藏著生活的激流，永遠具有形式邏輯所沒有的豐富性，使反常和例外必不可少。好比一般車輛不可闖紅燈，但消防車和救護車則不受此限。判定某種語言現象是否合理，最高法典只能是生活的啟示，而不是任何既定的邏輯陳規。

稍有生活經驗的人都知道，禍者福所倚，福者禍所伏，福禍同門，好事與壞事總是相輔相成，塞翁失馬之類的經驗比比皆是。筆者在鄉下時，常得農民一些奇特之語。某家孩子聰明伶俐，見者可能驚懼：“這以后不會坐牢么？”某家新添洗衣機或電熱毯之類的享受，見者可能憂慮：“哎呀呀人只能死了。”筆者曾對此大惑不解，稍后才慢慢悟出這些話其實還是贊語，只是喜中有憂，擔心太聰明會失其忠厚，導致犯罪；擔心太安逸會失其勤勞，導致心身的退化乃至腐滅。這樣的例子真是不勝枚舉。八十年代的大學生們則有一句口頭禪：“真傷感。”用作對一切好事和美事的贊嘆，同樣顯示了樂中寓哀的復雜心態，非一般形式邏輯所能容納和表達。

語義源于人生經驗，不是出自學者們形式邏輯的推究和演繹。從這一點看，《系辭》稱“吉兇與民同患”，有著豐厚的人生經驗基礎，不算怎么費解。《正義》言：“吉亦民之所患也，既得其吉，又患其失，故老子云寵辱若驚也。”這種解釋也可以得到大量民間語言素材的實證。錢先生聲稱這是誤解“吉兇與民同患”的強詞，似乎認定古人是只能患兇而不能患吉的。面對古往今來大量對吉兇給予辯證感知的語言現象，如此固守某種語言定法，多少顯得有點漠視人們的生活智慧。

從一省文，這種修辭法例確實多見。形式邏輯也確實是語言中不可少的基本交通規則。但如果因此而推定一切復詞都只能偏義而不能對義，則是否定生活辯證法對語言的滲透，是法理的凝固和僵化，無益于語言的生命。“不要落得人家褒貶”，也許（僅僅是也許）在《紅樓夢》中只用偏義，但未嘗不能在別處還其對義的高貴出身和生動面貌。魯迅先生說人可以被棒殺，也可以被捧殺，對褒貶皆警惕以待。一個“殺”字統攝褒貶，沒法用“從一”之規強迫魯迅先生“省”去褒貶的任何一方。這種深刻的生活體驗，不能沒有語言的表達；這種語言的表達，不能沒有法理的運用。很明顯，當法理與生活兩相沖突的時候，削足適履地讓生活遷就法理，不是明智的選擇。相反，正確闡釋和運用“懼人褒貶”的對義，更益人神智，更能釋放出語言的文化潛能。

復詞可以對義，單詞也可以對義。筆者較為贊同錢鐘書先生對單詞對義的態度。他指出漢字中某些一字多義同時合用的現象，如“亂”兼訓“治”，“廢”兼訓“置”等等，皆為“漢字字義中蘊含的辯證法”。在這里，錢先生終于不像一個刻板的護法律師了，更像一個萬法皆備于我的思想勇將和革命黨徒。

黑格爾鄙薄漢語不宜思辨，夸示德語能冥契妙道，舉“奧伏赫變”一詞為例，分訓“滅絕”與“保存”兩義。后來歌德、席勒等人用這個詞，或是用來強調事物的變易和轉換，或是用來強調矛盾的超越和融貫，均深諳德意志辯證之道，用得妥帖，沒有辱沒這個詞的精髓。錢先生舉示這一例子后，嘲笑黑格爾不懂漢語，妄自尊大，稱漢語中這類語言奇珍也十分富有，嘆中德遙隔，“東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牛馬風”，“不得不為承學之士惜之”。如《墨子·經》中就說過：“已：成，亡。”此為單詞對義的范例。成與亡二義相違相仇，同寓于“已”。若指做衣，“已”便是成；若指治病，“已”便是亡。

其實無論成亡，都是一件事情過程的終結，本可齊觀。任務完成之時，也就是任務除卻之時。目標達成之地，也就是目標消逝之地。《紅樓夢》中有“好了歌”，宣示好就是了，了就是好，盛與衰鄰，成以亡隨，這幾乎是對“已”字最人生化的反訓和分釋。如果再加詰究，可發現這些對義的單詞，多是動詞，多是對事物運行過程的抽象描述。過程就是過程，故合以一詞；目的殊別，故分以對義。以一詞納對義，也許便是彰過程而隱目的、重過程而輕目的的心智流露，深義在焉。現代漢語中常用的“干”字，大概是動詞中最為抽象化的一個。若用于“干事業”，義為成就；若用于“干掉那人”，義為消滅，凡此等等。洞明之人還明白：干掉了某人，也可能“成就”了某人的名節；干成了一番事業，也可能便“消滅”了對這項事業的迷戀以及追求快感。“成就”與“消滅”互為表里，矛盾常常向相反的方向轉化，呈示否極泰來的前景。一些對義性的動詞，莫不就是因為切合了這種深刻的人生體驗而日漸為人們所習慣？

語言總是有成因的。我愿把這種多義和對義現象，看成是出于前人的智慧，而不是出于前人的愚笨。

復詞也好，單詞也好，無論筆者的理解有無附會，它們的對義現象所散發的辯證法意味，不能不引人流連駐足。眼下，這些語言現象作為珍貴的文化遺存，長有所識長有所用者畢竟越來越少了，少于某些文字專家的整飭撻伐之下，少于蕓蕓俗眾的智力退化和衰竭之中。形式邏輯之法所濾凈的世界非此即彼，越來越精確和清晰，越來越容不得看似矛盾的真理，看似浪子的天才，看似胡攪的創造。可以想見，如果再被電腦翻譯機改造一番，這類似乎“不合邏輯”的文字將更被斬草除根。在那種情況下，文字的豐富生態已變成一批批標準化貨品，規規矩矩，乖頭乖腦，足敷實用，只是少了許多自然之態和神靈之光。

借錢鐘書先生一言：“為承學之士惜之。”

1992年10月

*原題《即此即彼》，最初發表于1992年《海南師院學報》，后收入隨筆集《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