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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有一個朋友，肌膚白凈舉止斯文，多年前是學生民主運動的領袖。當時有個女大學生慕名而來，一見面卻大失所望，說他臉上怎么連塊疤都沒有？于是扭頭而去，愛情的火花驟然熄滅。

認為英雄臉上必須有一塊傷疤，這很可能是英國小說《牛虻》在作祟。由此看來，很多人的血管里是流著小說的。也就是說，他們是按照小說來設計和操作自己生活的。于是，貴族可能自居聶赫留朵夫；罪犯可能自居冉·阿讓；丑女們可能爭當簡·愛；美女們可能爭當薛寶釵或林黛玉。文學曾經(jīng)塑造了很多人的履歷。

同樣道理，六十年代的很多青年爭著穿上舊軍裝往邊疆跑，而九十年代的很多青年爭著穿上牛仔裝往股票市場跑，這并不是前者與后者的自然屬性有什么不同——他們都只有一個腦袋兩只手，都得吃喝拉撒，活得彼此無大異。至于熱情和興趣迥別，那只能是文化使然。他們的用語、習慣、表情格式以及著裝時尚，不難在他們各自看過的文學或者影視片里，找到最初的出處和范本。

文學的作用不應被過分夸大。起碼它不能把人變成狗，或者變成高高在上的上帝。但它又確確實實潛藏在人性里，在很大程度上改寫人和歷史的面貌。比如在我那位朋友的崇拜者那里，它無法取消愛情，但能為愛情定型：定型為臉上的傷疤，定型出因此而來的遺憾或快樂。

二

從人身上讀出書來，是羅蘭·巴爾特最在行的活。用他的術(shù)語來說，就是從“自然”中破譯出“文化”。他是個見什么都要割一刀的解剖專家，最警覺“天性”、“本性”、“自然”“本原”等等字眼，眼中根本沒有什么初原和本質(zhì)的人性，沒有什么神圣的人。解剖刀一下去，剖不出肝肚腸胃，只有語詞和句法以及文化策略，條理分明來路清楚并且充滿著油墨和紙張氣息。他甚至說，法國人愛酒不是什么自然事件。酒確實好喝，這沒有錯。但嗜酒更是一種文化時尚，一種社會團結(jié)的隱形規(guī)范，一種法國式的集體道德基礎和精神圖騰儀式，差不多就是意識形態(tài)的強制——這樣一說，法國人酒杯里的意識形態(tài)還那么容易入口？

面對人的各種行為，他革命性地揭示了隱藏在自然中的文化，但不大注意反過來從文化中破譯出自然，這就等于只談了問題的前一半，沒談問題的后一半。誠然，酒杯里可能隱含有意識形態(tài)，但為什么這種意識形態(tài)選擇了酒而沒有選擇稀粥？沒有選擇臭污水？文化的運行，是不是也要受到自然因素的牽引和制約？這個問題也得問。

事實上，文化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不是幾千年來單性繁殖自我復寫來的，不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凡有力量的作品，都是生活的結(jié)晶，都是作者經(jīng)驗的產(chǎn)物，孕育于人們生動活潑的歷史性實踐。如果我們知道叔本華對母親、情人以及女房客的絕望，就不難理解他對女性的仇視以及整個理論的陰冷。如果我們知道薩特在囚禁鐵窗前的驚愕，就不難理解他對自由理論的特別關(guān)注，還有對孤獨者內(nèi)心力量的特別渴求。理論家是如此，文學家當然更是如此。杰出的小說，通常都或多或少具有作家自傳的痕跡，一字一句都是作家的放血。一部《紅樓夢》，幾乎不是寫出來的，四大家族十二金釵，早就進入曹雪芹平靜的眼眸，不過是他漫漫人生中各種心靈傷痛，在紙頁上的漸漸飄落和沉積。

所以說，不要忘了，從書里面也可以讀出人。

三

文化的人，創(chuàng)造著文化；人的文化，也正在創(chuàng)造著人。這就是文與人相生相克互滲互動的無限過程。人與文都只能相對而言，把它們截分為兩個詞，是我們語言粗糙的表現(xiàn)。

當今很多人文學者從羅蘭·巴爾那里受到啟發(fā)，特別重視文本，甚至宣布“人的消亡”。應該說，這種文本論是對人本論的有益補充，但如果文本論變成文中無人的唯文本論，就會成為一種偏視癥，成為一種純技術(shù)主義，不過是一種封閉修辭學的語詞虛腫和句法空轉(zhuǎn)。到頭來，批評之長可能變成批評之短，因漠視作品的生命源泉，失去批評的價值支點，唯文本論就有點半身不遂，必定難以遠行。

其實，文學不論如何變，文與人一，還是優(yōu)秀作品常有的特征。知人論世，還是解析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本著這一點，林建法先生和時代出版社繼《撕碎，撕碎，撕碎了是拼接》之后，又推出《再度漂流尋找家園融入野地》，把讀者們讀過了作品的目光，再度引向作家，作一次文與人互相參證的核對。這一類書，好像把讀者引入小說的后臺，看作家在后臺干些什么，離開舞臺并且卸了裝之后，是不是依然漂亮或依然丑陋，是不是繼續(xù)慷慨或繼續(xù)孤獨，是不是還有點扶危濟困的高風，是不是依舊在成天尋樂并且隨地吐痰。作為很重要的一個環(huán)節(jié)，編者這次沒有忘記另一些幕后人物——編輯。把他們也納入視野，后臺的景觀就更為完整和豐富。

看一看后臺，是為了知人論世，清查文學生產(chǎn)的真實過程。論世暫且不說，知人其實很難。后臺并不一定都是真實的保管箱。這里的人們雖然身著便裝，操著口語，都是日常態(tài)，但真實到了什么程度卻不好說。文章多是當事人或好友來寫，看得不一定全面，有時還可能來點隱惡揚善以悅己或諛人。即便是下決心做一個徹底透明的人，也還有骨血里的文化在暗中制約。雖然不至于會用《牛虻》來設計和操作愛情，但從小就接受的倫理、道德思維方式等等訓練，現(xiàn)實社會里國籍、地位、職業(yè)、習俗、流行輿論、政治處境等等限制，很可能使人們不自覺地把文化假象當自然本質(zhì)，把自己的扭曲、變態(tài)、異化當作真實的“自我”——后臺不也是一個廣義的前臺？

周作人歸附了侵略者政權(quán)。是真心還是假意？是虛無順勢的表現(xiàn)，還是怯懦媚權(quán)的表現(xiàn)？是某種文化背叛的政治延伸，還是某種私憤的政治放大？抑或他只不過是偶然的一時腦子里進了水？……也許這些因素都存在，不過是在不同情況下構(gòu)成了不同的主從和表里。他捫心自問，可能也不大看得清自己，更遑論旁人和后人。有些人根據(jù)他的政治表現(xiàn)，把他的前期定為革命文學家，把他的后期定為反動文學家，顯得過于簡單，也不無失真的危險。由此可知，知人論世也常常落個一知半解，不一定總是很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