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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畢業以后，覺得自己英文太爛，我經常騎著腳踏車回母校去外語系旁聽。其時謝少波先生正在那里執教，給過我不少方便，還定期為我私下輔導，是一位難得的良師益友。我們在雜亂破舊的教工宿舍樓里曾醉心于英文的詩歌與小說，共享湘江之濱一個文學夢。

稍感意外的是，他出國留學和工作以后，由文學而文化，由文化而歷史與社會，成為一個視野日益廣闊的研究者和批評家，近年來更是活躍在國際學界，對一系列重大議題常有忠直發言，是全球性文化抗爭中的一名狙擊手和突擊手，一位挑戰各種意識形態主潮的思想義俠。

從眼下這本中文版論集來看，他出身于“后現代”師門，操持現代西方的語言學、解構主義、文化研究一類利器，擅長一套西洋學院派戰法。但他以洋伐洋，入其內而出其外，以西學之長制西學之短，破解對象恰恰是西方中心主義，是全球資本主義體制下的話語霸權。對“現代性”語義裂變的精察，對西方特殊性冒作“普適性”的明辨，對不同品格“人文主義”的清理，對“新啟蒙”與“新保守”暗中勾結的剖示，對跨國資本以差異化掩蓋同質化的偵測……都無不是墨凝憂患，筆挾風雷，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和思想殺傷力。

作為一位華裔學者，神州山河顯然仍是他關切所在，是他筆下不時綻現的襟懷與視野——這既給他提供了檢驗理論的參照，又拓展出一片創新理論的疆域。不難理解，他以多語種、多背景、多學科的雜交優勢，穿行于中西之間，往返于異同兩相，正在把更多的中國問題、中國經驗、中國文化資源帶入英語敘事，力圖使十三億人的千年變局獲得恰當的理論顯影，以消除西方學術盲區。這當然是一項極有意義又極有難度的工作。想想看，一個沒有亞里士多德、基督教傳統、殖民遠征艦隊的中國，在內憂外患中驚醒，一頭撞入現代化與全球化的迷陣，不能不經歷陣痛和磨難——其難中之難，又莫過于陌生現實所需要的知識反應，莫過于循實求名。迄今為止的爭爭吵吵證明，中國是二十世紀以來最大的異數，最大的考題。無論是植根于歐美經驗的西學話語，還是植根于農耕古史的國學話語，作跨時空的橫移和豎移，恐都不足以描述當今中國，不足以診斷現實的疑難雜癥。因此，援西入中也好，援中入西也好，都只是起點而非終點。像很多同道學人一樣，少波十分明白這一條。他有時候多面迎敵，一手敢下幾盤棋，不過是在雜交中合成，在合成中創新，正在投入又一次思想革命的艱難孕育。

在本書的一篇文章里，他談到莊子及其他中國先賢在理論中的“模糊性、歧義性、不確定性”。這涉及中國傳統哲學的特點，也涉及知識生產的基本機制。其實，中國老百姓常說“道理”，“道”與“理”卻有大不同。道是模糊的，理是清晰的；道是理之體，理是道之用；若借孔子一言，道便是“上達”之物，理只是“下學”之物——下學而上達，方構成知識成長的完整過程（見《論語·憲問》）。可惜的是，很多學人仍囿于邏各斯主義式的舊習，重理而輕道，或以理代道。特別是在當前文本高產知識爆炸的時代，一批批概念和邏輯的高手，最可能在話語征伐中陷入無謂的自得或苦惱。他們也許不明白，離開了價值觀的靈魂，離開了大眾實踐的活血，離開了對多樣和多變世界的總體把握，離開了對知識本身的適時信任和適時懷疑，在一些具體義理上圓說了如何？不能圓說又如何？在紙面上折騰得像樣了如何？折騰得不像樣又如何？歷史上的各種流行偽學，其失誤常常并不在于它們不能言之成“理”，而在于它們迷失了為學之“道”，在大關切、大方法、大方向上盲人瞎馬。比如作者在本書中談到的“他者”之說——在成為一個概念與邏輯的問題之前，它更像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吧？若無一種善待眾生的宏愿與遠瞻，相關學者的細察、深思、靈感、積學等從何而來？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我敬重謝少波先生的思辨之理，不如說我更推崇他的為學之道；與其說我欣悅于他做了什么，不如說我更欣悅于他為什么會這樣做，為什么能這樣做。

在一個大危機、大震蕩、大重組日益逼近的當下，他也許做得了很多，也許做不了太多，這都并不要緊。但他與世界各國諸多同道共同發起的知識突圍，他們的正義追求和智能再解放，已經讓我聽到了希望的集結號，看到了全球文明新的彼岸正在前面緩緩升起。

2008年8月

*此文最初為謝少波文集《另類立場：文化批判與批判文化》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