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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最好不要過多惦記前輩的紀念館。那些紀念館展示了激動人心的精神高蹈，相關操作經驗卻難以復制，在時過境遷的另一個時代很可能失靈。如果把大師當摹本，在紀念館里凝定夢想，立志成為托翁第二或莎翁第二，那么很可能是操一支古代長矛的天真出征。

這是因為大師多具有一次性，不可能克隆量產；而且在當今這樣一個劇變的時代，哪怕真有托翁與莎翁再世，哪怕他們手里集有先賢的全部經驗和手段，恐怕也不夠用了。

人很難在不同時間踏進同一條河。

文學的認知功能已被大大削弱。在缺少網絡、影視、廣播甚至報紙的時代，作家就是一個個信息中心，是社會萬象和人生百態的主要報告人。只要不是寫得太爛，他們怎么寫都新鮮，怎么寫都開眼，怎么寫都有好奇的讀者，其小說、散文、劇本、詩歌都是“黃金時段”和“報紙頭條”——假如那時也有這些概念。如果他們心一橫，敢言人之怯于言，便更是振聾發聵的意見領袖，足以爆破整個社會認知成規。問題在于，新聞業正在從作家手里接管這一業務。后來居上和異軍突起的新聞業迅捷而龐大，呼風喚雨，無所不至，對人世間每個角落的動靜都施以信息榨取和認知過濾，比作家總是快上一步。于是，靠文學來擴展見聞和傳播知識必定低效。文學“信息量”偏少已成為讀者們普遍的抱怨。作家們即使操弄個性化、具象化、虛構化、深度化等祖傳利器，但就一般情況而言，要把新聞業濾下的殘渣做成佳肴，確已難度大增。

文學的娛樂功能也被大大削弱。文學最為火熱的時代，一定是電子游戲、流行音樂、夜總會、旅游、動漫、選秀、t臺等尚未普及的時代。那時候的戲劇如同節日，詩歌如同美酒，小說與散文是最佳休閑場所，具有娛人耳目的相對優勢。洛陽紙貴、鑿壁穿光、一書難求、接力夜讀等情景大概就是這樣出現的。問題在于，娛樂業也在從作家手里接管這一業務。謀求神經亢奮，尋找感官刺激，竊窺人性隱私，如此最high之事常在文學之外。即使是講故事，影視公司似乎能做得更為有聲有色和規模宏偉。那么，還有什么理由要求一般尋樂者繼續對文學的忠誠？有什么理由去奇怪一般青少年——包括不少大學文科生，把魯迅、曹雪芹、托翁和莎翁視為沉重的學業負擔？文學的文字美、結構美、想象美等等，在缺乏相應訓練的讀者那里正成為入門頗難的智力運動項目，正在日益小眾化與專業化，難道不是極為正常的結果？

有些變化是可逆的，有些變化是不可逆的。文學在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不可逆變化，是以電子化和數碼化為特征的新興傳播手段，一如以往紙的發明、印刷的發明，正在使文學猝不及防地闖入了陌生水區。

美國學者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l.friedman）幾年前推出《世界是平的》一書，認為因特網的廉價推廣，促成了技術、資本、信息三個“民主化”同時到來，深刻改變著世界經濟發展的方式和格局。他是一個敏銳的觀察家，但談得不夠多和不夠深的是文化，其中包括文學。“民主化”的文學是否可能？如果說“民主化”意味著一個有核心、有級差、有組織的塔狀結構，讓位于一個無核心、無級差、無組織的面狀結構，那么這一前景是否值得萬眾歡呼？或者是否僅僅值得歡呼？

這當然是更為復雜的一個問題。

一個“扁平”的世界里眾聲喧沸。從原則上說，由編輯、審查、批準一類關卡所組成的文化權力體系幾近瓦解，每一個ip地址自由發聲，都可能成為強大的文化媒體。英才慘遭埋沒的可能，偽學與贗品一手遮天的可能，在傳統意義上都會減少。全民批評權的運用，也是一種有益的破壞性檢驗。不過問題的另一面，是胡說比深思容易，粗品比精品多產，優秀者至少沒有數量上的優勢。一旦優劣平權成了優劣俱放，文化產量中庸質與惡質的占比肯定大大攀升，低端文化產能不僅無法淘汰，還可能日益滾大和坐大。一些優秀作品即使生產出來，也可能在過量的文化淹沒中，在受眾們暴飲暴食式的閱讀之后，在食欲不振的這些快餐者們那里，出現影響力的嚴重折扣。一旦腸胃已經吃壞了，再多的良藥也都無濟于事。

一個“扁平”的世界里多數為王。在一般的情況下，有些潮流可以修復民眾良知，是真理的脫穎而出；有些潮流泯滅民眾良知，是泡沫和垃圾的霸道橫行。但不管是哪種情況，多數人的理解力構成潮流的邊界，那么大眾型和通俗化的真理尚有機會，而冷門的、偏僻的、艱險的、高難的——又常常是重要的文化探索，則可能缺氧。進一步說，市場總是嗅覺靈敏地跟蹤多數，跟蹤購買力的所在，以實現利潤最大化。它們必然就低不就高，隨眾不隨寡，視高深、高難、高雅為營銷毒藥，并有足夠的本領使輿論、獎項、教育、權力等資源向低端集中，打造出泡沫霸權和垃圾霸權。一種品質趨下的文化誘導機制，在這種情況下幾乎難以避免。

一個“扁平”的世界還有易破難立的特點。特別是自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以來，敬畏感隨著上帝一同消失。叛逆比服從更流行，權利比責任更動心，無論左右翼都造反成癖，在獲得解構主義一類學術裝備后更是見立必破，逢正必反，打倒一切。這一過程削弱了上帝與王權，清算了教條與偽善，其功績不可低估；但無政府式的激進狂飆若無解藥，其結局必是相對性等同虛無性，民主化等同民粹化，任何共識難以搭成，真理永遠缺位。真理也許還是有的，但在很多時候只剩下每個人那里“我”的真理，即自戀、自閉、自利的各種強辭，甚至是專職扒糞的哄客四起——這不過是社會淪入一片“原子化”散沙的文化表征。圣人、先知、導師一類從此不再，文化成了一地碎片和自由落體。一個個公權政府在這樣的逐利時代也更像個總務處，無心也無力充當精神旗幟，無心也無力實施有效的社會調控。避罵自保的公關活動已夠他們忙的了，討好票源和收買民意已夠他們累的了，他們哪還有建構民族與人類精神的遠大抱負和堅定行動？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一旦失去文化的約束和引導機制，一個扁平的世界就是沒有方向的世界，是無深度和無高度的世界。即使有成打的托翁和莎翁再世，他們通常也形同刺猬而不是獅子，是暗燃而不是火炬，常常隱在主流受眾的視野之外——在生態、經濟、政治等重大危機逼近之前，在民眾的真理渴求大增之前，情況大體如此。

這個時代當然還有文化，有文化運動與文化沖突，也不乏輪番登臺的文化偶像。不過，與傳統意義上的圣人、先知、導師不同，很多現代文化偶像形式大于內容，迎合多于獨行，公關造勢優于埋頭苦干，成功獲利重于大道擔當。這些人不過是營構一種虛假的方向，在無方向時代滿足一種偶像消費，其中既包括對偶像的適時狂拜，也包括對偶像的適時狂毀。在這里，狂拜或狂毀只在一念，無須深思熟慮和身體力行，因此所需偶像不必經久耐用，隔數月或隔幾天就更換一個，實為攤檔上的尋常。正因為如此，很多偶像不得不焦灼難安，不得不到處奔走，拼命保持公眾能見度成了他們的殊死搏斗，也成了他們與以往大師的明顯區別之一。一個個豪華大片就這樣火了，又冷了；一個個驚世的主義就這樣火了，又冷了；一個個讓人開心的狂生或浪女就這樣火了，又冷了——到后來，很多人參與圍觀純粹是為了有權開罵，爭相點擊只是為了自秀高明和比拼刻薄，于是火就是為了冷，或者說火本身就是冷，感官的火在另一面就是心靈的冷。每一個人最大的敵人其實就是自己。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二〇〇八年的統計報告顯示，高達百分之四十七左右的公眾已經不信任或不太信任網絡。美國佩尤研究中心二〇〇四年的調查統計顯示，媒體公信力一直下滑，比如對cnn信任值已跌至百分之三十二，即大多數人持懷疑態度。有意思的是，這一類文化產業不正是公眾用高點擊率、高收視率、高票房額等熱心喂養起來的么？不都是文化市場上的成功典范么？

時值二十一世紀，人類有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由選擇權，但為什么從這時起人類倒變得如此猶疑不定、六神無主、手足無措、茫然無計，竟找不到自己真正信賴和需要的東西？如果人類長期處于這樣一種文化消費中的自我分裂和自我對抗，那么這種所好即所疑、所樂即所輕、所愛即所憎的左右兩難，是不是一種文化狂歡之下的精神死機？如果人們在這個美妙時代里什么都想要，好事都占全：既要狂喝海吃又不要卡路里，既要揮金如土又不要儲蓄，既要享受周到的公共設施和社會福利又不愿繳稅（見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七日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句話，既不承擔任何責任又奢求什么東東來為自己承擔全部責任，那么這種“減肥可樂”式的文化幻想，是不是注定了最終的一無所有？

也許需要重新啟動，重新確定一個方向。

一個重建精神價值的方向。

這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重建一種盡可能不涉利益的文化核心、級差以及組織，即文明教化的正常體系。是的，在這里我愿意重新使用“教化”這樣一個詞，在人類幾百年來鐘情于“自由”一詞以后，在有效教化與寬幅自由互為條件的奇詭歷史之中。換句話說，“自由”如果要避免死亡，正需要“教化”的救贖。今天的教訓是：沒有教化的自由已經成為了另一種災難。

2009年11月

*最初發表于2010年《揚子江評論》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