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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竇太后招來一個名叫轅固的儒生，要他給自己講解《老子》。轅固卻撇撇嘴說：那是家奴的書。

竇太后勃然大怒，下令讓轅固到豬圈里去。景帝無奈，只好偷偷塞給轅固一把好刀，這位儒生才幸免于難。

太皇太后意見如此，尊儒豈不可疑？

當然。

事實上，漢武帝從來就不是真儒家，更非純儒。他迷信巫術，重用酷吏，都不是儒家贊成的事。他大張旗鼓招聘儒生時，大臣汲黯（讀如急暗）就當面直言：陛下內心世界充滿欲望，又何必裝模作樣講什么仁義呢？

同樣，竇太后也不是真道家或純道家。她和呂后以來的帝國統治者，是既貴黃老，又重刑名。刑就是刑律，名就是名教。刑律是法家要的，名教則是儒家的主張。所謂“黃老刑名”，首先是按照儒家荀子學派的主張確立君臣名分，然后按照法家的主張依法治國，最后像老子主張的那樣清靜無為，像黃帝那樣垂拱而治。

可見，漢初統治階級的思想雜糅了諸家。竇太后他們要的，也絕非老子主張的小國寡民，更非莊子主張的無政府主義。否則，封建制倒是對的，郡縣制反倒不對了。

這當然絕無可能。

可能的是無為而治，與民休息。

休息是必需的。七年楚漢戰爭之后，舉國上下滿目瘡痍。城池毀滅，良田荒蕪，人口銳減，民不聊生，戶口所存僅十之二三。當時，就連皇帝乘坐的專車，也配不齊四匹顏色相同的馬，將相們甚至只能坐牛車。

于是，高、惠、文、景四朝，都厲行節儉，力求清靜。

因此到武帝繼位，國庫里已是堆滿了糧食堆滿了錢。田野里牛馬成群，老百姓也人給家足，上流社會更是如果只有母馬可騎，都覺得丟人現眼了。

這不是很好嗎？為什么要改弦更張呢？

因為帝國中央的清靜無為，固然造福于底層民眾，卻也便宜了中層豪強，尤其是擁兵自重、割據一方的諸侯王。那些獲得了言論自由的謀臣策士，獲得了人身自由的亡命之徒，更流竄于各王國，搖唇鼓舌，興風作浪。

對此，帝國豈能容忍！

事實上武帝及其臣僚首先打擊的，是“治申（申不害）、商（商鞅）、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者。前三個是法家，后兩個是縱橫家。

顯然，罷黜百家，并非罷黜道家。其實就連法家，也仍然是帝國的執政黨。只不過，法家的思想武器只能掌握在統治者手中，不能讓民間用來對付中央。

看來，罷黜百家的說法是可以商量的。實際上武帝他們

也沒有把諸子百家都趕盡殺絕，更沒有派人派兵燒毀民間的藏書。真正要消滅的，是危害政權的縱橫家。

這當然是竇太后也同意的。何況她喜歡清靜，豈會贊同縱橫家的無事生非？

那么，獨尊儒術，是真的嗎？

是。不過，是獨尊，不是獨存。也就是說，只有儒學才被確立為官學，有著毋庸置疑的至尊地位，是思想文化領域的老大，諸子百家不能與之平起平坐。

問題是，為什么要獨尊一家呢？

因為統一的帝國需要統一的思想，這是秦始皇就已經意識到的。而且，始皇的焚書，武帝的尊儒，動機和說法都一樣：天下大亂，皆因思想自由，言論不一。既然好不容易法令歸一統，又豈能再眾說紛紜？

一統天下，就不能百家爭鳴。

這是秦皇和漢武的一致看法。只不過，秦始皇選錯了對象（推崇法家），找錯了幫手（以吏為師），用錯了手段（焚書坑儒），漢武帝卻對了路。

儒學，為什么就適合做統治思想？

因為儒家是維護君主制度的。這倒是跟法家一樣。但法家的維護不講道理，其手段則無非絕對權威、陰謀詭計和嚴刑峻法（法家稱之為勢、術、法）。所以，法家之道為霸道，

法家之政為苛政，法家之制為專制，法家之治為刑治。結果怎么樣呢？秦帝國二世而亡。

儒家則不同，道為王道，政為仁政，制為禮制，治為德治。也就是說，儒家維護君主制度是講道理的，也有人情味。這樣的統治，人民能夠接受。人民能接受，政權就穩固。君主和人民都滿意，就雙贏。

何況儒家學說有著深厚的根基，這就是小農經濟、宗法社會和禮樂傳統。從這個角度看，儒學成為國家意識形態幾乎是不可避免和無法替代的。而且，當儒學取得至尊地位并深入人心后，帝國時代的核心價值也產生了。

這就是三綱五常。

此事的意義當然極其深遠，也許只能從長計議（詳見本中華史第九卷《兩漢兩羅馬》）。問題在于，儒家學說與帝國制度原本存在沖突。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可是主張封建制的，帝國的制度卻是郡縣制。那么，漢帝國之所獨尊，還可能是儒學嗎？

新儒生

登上兩漢歷史舞臺的，是新儒學。

新儒學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

董仲舒是因為漢武帝下令策問古今治亂之道，才進入皇帝視野的。正是在這次對策中，董仲舒提出了以思想大一統維持政治大一統的主張，明確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

這，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由此產生的功過是非，也往往算在此人賬上。

然而在司馬遷的時代，董仲舒的地位并不高。他被看作諸儒的一員，在《史記》中與他人合為一傳。到班固的時代，董仲舒才脫穎而出，被推為儒首。他的“天人三策”也才載入史冊，成為歷史轉變的里程碑。

這說明什么呢？

說明獨尊儒術并非漢武帝一時之事，更非董仲舒一人之功。事實上，董仲舒的新儒學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其深遠影響，也要到后世才顯現。武帝時代改寫歷史的，不是新儒學，而是新儒家，或新儒生。

新儒生的代表人物，是叔孫通和公孫弘。

叔孫通原本是秦帝國的博士，在二世的時代供職于宮中。這說明秦始皇其實只焚書，不坑儒（所坑為術士）。焚書的目的之于文化，也不是毀滅，而是壟斷。所以，陳勝吳廣起義后，被秦二世叫來問策的，是一群儒生。

儒生都是書呆子。他們的對策，是出兵鎮壓。

二世聞言，臉都綠了。

叔孫通趕緊上前說：天下一統，四海一家，明主在上，法令在下，哪有什么人造反？小偷小摸罷了。

秦二世龍顏大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