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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遇難，是因為李陵。李陵是李廣的長孫。李廣自殺十九年后，李陵隨貳師將軍李廣利出征祁連山，奉命率步兵五千人吸引匈奴兵力，結果被八萬人團團圍住。李陵血戰八天而救兵不到，彈盡糧絕，被迫投降。

顯然，李陵之敗，是因為李廣利指揮失當，救援不力。

但李廣利是漢武帝的大舅子，當然不會被追究責任。相反，司馬遷為李陵說公道話，卻被視為別有用心。

于是，漢武帝將司馬遷下獄法辦。

司馬遷被判處的是死刑。依照當時的律條，死刑可以用錢贖買，也可以用腐刑頂替。但是他沒有那么多錢，周圍的人也不肯伸出援手。如果像李廣那樣去死，則《史記》無法完成。司馬遷別無選擇，只能接受腐刑。

腐刑又叫宮刑。受此刑者，男的割掉陰莖，女的破壞陰道。這當然極其殘忍，也為任何男人和女人所無法忍受，因此在漢文帝時一度被廢。不過，此刑很快又被帝國恢復，直到隋文帝開皇初年才被徹底廢除。

可惜，司馬遷遇到的不是隋文帝，而是漢武帝。他只能去承受肉體的痛苦和精神的屈辱。受刑之后，司馬遷“腸一日而九回”，坐立不安，汗流浹背，神情恍惚，一度仿佛變成

沒有靈魂的行尸走肉。

這種痛苦，漢武帝知道嗎？

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但重要的是，他不需要知道，因為他的立法精神就是要讓你痛苦。更險惡的是，他的制度居然這樣設計：要么去死，要么受辱。尊嚴和性命，只能二選一，除非你有足夠多的錢。

請問，這是什么狗屁法制？

有此酷刑，實在是一個民族的奇恥大辱。看來，法治也未必靠得住。如果那法是王法，治國的是帝王，法治也可能是專制，只不過“依法專制”而已。任何人權都不會有保障，所有的人都不會有尊嚴。

德治和儒術，就更靠不住。

的確，司馬遷是景仰孔子的。他稱孔子為至圣，由衷地贊美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19可惜，這位偉大的圣人即便再世，恐怕也奈何不了帝國的統治者，哪怕是在獨尊儒術的時代。

更何況，漢武帝又何嘗當真尊儒？在他那里真正吃得開的，甚至不是新儒生，而是刀筆吏。

又見秦政

刀筆吏的代表人物是張湯。

張湯似乎天生就是法官。小時候，老鼠偷了他們家的肉。被父親責打的張湯，挖地三尺將老鼠捉拿歸案，而且鼠贓俱獲。于是，小張湯升堂問案，讀訴狀，出證據，錄口供，最后將老鼠驗明正身就地正法。

這事讓張湯的父親對他刮目相看。擔任長安縣丞（副縣長）的張湯之父，便把兒子送去學習法律。學成之后，張湯成為專業法官，從基層法院的辦事員做起，一直做到帝國的最高監察官員御史大夫。

與此同時，他也成為西漢著名的酷吏。

酷吏就是執法苛嚴的官吏，作風相反的則叫循吏。酷吏是老早就有的。呂后時有侯封，文景時有郅都，武帝時更可

以開出長長的名單：寧成、周陽由、趙禹、張湯、義縱、王溫舒、尹齊、楊仆、減宣、杜周，可謂于斯為盛。

這當然自有原因。

原因是復雜的，酷吏與酷吏也各不相同。比如王溫舒死后家財萬貫，尹齊的家產卻不滿五十金，張湯的則只夠買五匹馬。可見張湯和尹齊，雖然枉法，卻不貪贓。他們是酷吏，同時也是清官。

事實上也有兩個張湯：好官張湯和酷吏張湯（盡管兩個張湯是同一個人）。好官張湯的故事和意義，我們到第四章再講，這里只說酷吏張湯。

酷吏張湯的代表作，是顏異案。

顏異被害時的官職是大司農。大司農是九卿之一，即漢帝國中央政府的部長，主管國家的財政經濟，物價、國庫、土地、交通運輸和鹽鐵專賣也都歸他管。顏異得罪漢武帝，便是因為金融貨幣問題。

元狩六年，漢武帝和張湯發明了一種新貨幣，叫白鹿皮幣。具體地說，就是用一尺見方的白鹿皮，四邊繡上水草，價值四十萬。同時規定，王侯宗室朝見皇帝，必須用白鹿皮幣墊著玉璧，才能行禮。

大司農顏異表示反對。因為一塊蒼玉才幾千塊錢，墊子倒要四十萬，豈非本末倒置？

漢武帝很不高興。

于是張湯將顏異下獄，判處死刑，罪名是腹誹。腹誹就是嘴上不說，心里誹謗。這種罪名，本身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何況就連這也不能成立。因為顏異不贊成白鹿皮幣是公開的，并沒有欺上瞞下，又何嘗腹誹？

但，君臣意見不一原本正常。顏異作為財政大臣，對經濟政策發表看法，不但合法，而且合情合理。要治他死罪，只能節外生枝，故意找茬。

然而證據居然被張湯找到。有一次，某人在顏異那里做客，談話時對朝廷政策表示了不滿。顏異當時什么都沒說，只微微動了一下嘴唇。于是張湯起訴說：這就是腹誹。欺君罔上，心懷不軌，大逆不道，罪該萬死。

漢武帝很滿意。

顯然，這不是法治，而是專制。或者說，以法制行專制。在這里，法制跟儒術一樣，不過是裝飾品。但，裝飾既然是必需的，那就得有懂法律的人來做幫兇。

所謂“刀筆吏”便應運而生。

刀筆吏，就是帝國的司法官員。紙張發明前，法官和書吏錄口供，做判決，都用筆寫在竹簡上。寫錯了或者要修改，就用刀削去重寫。這些人掌握了刀和筆，想怎么寫就怎么寫，想怎么削就怎么削，所以叫刀筆吏。

那么，刀筆吏有可能舞文弄法嗎？

有。漢的律令，在劉邦時代不過約法三章，但到武帝時代卻增至359章。其中，死罪律409條，1882款，案例13472個。這樣繁多的法令，專業人員也看不完，更不用說不懂法律的其他官員和普通民眾了。

結果是什么呢？是帝國的司法被玩弄于刀筆小吏的股掌之間。他們想讓你活，可以有一千條理由來開脫；想讓你死，也有一萬個案例可參照。

刀筆吏成了閻王爺，法治也就變成了人治。

這時，執法官員的道德品質和價值取向，就變得十分關鍵。比如董仲舒，恐怕是真有惻隱之心的。他曾經按照“親親相隱”等儒家倫理，挽救了許多人的性命。直到東晉時期，還有人援引董仲舒的判例為自己申冤。

23但更重要的，還是最高統治者的傾向。

主張司法公正的，是漢武帝的曾孫漢宣帝。宣帝曾下詔說，過去書吏執法，挖空心思給人妄加罪名，這是朕的不德。判決不公的結果，勢必是惡人心存僥幸，好人無辜被戮，這絕不是朕愿意看到的。

漢宣帝這么說，當然事出有因。事實上漢武帝跟秦始皇一樣，喜歡嚴刑峻法。他要實行的，則是鐵血政策。于是在漢武帝的治下，又見秦政和秦吏。

比如杜周。

杜周比張湯還要恐怖。他擔任帝國最高司法行政長官（廷尉）時，一年受理案件一千多件，每件大的牽涉到幾百人，小的也有數十人，涉案總人數十六七萬，下獄的二千石（省部級）官員不少于一百人。

這么多的案子，怎么辦理呢？

很簡單，漢武帝想打擊排擠的，就刑訊逼供，屈打成招；漢武帝打算放一馬的，就慢慢幫他開脫。

胡亥和趙高，也不過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