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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歡迎的結果是大開殺戒，血腥鎮壓的結果則是四處皆反，孫策自己也被仇家所刺。這位“小霸王”終于意識到，不改變政策和作風，政權就保不住。32

所以，他選擇了孫權。

孫權則選擇了與蜀漢不同的道路。

實際上，正如蜀漢內部有三股勢力（荊州集團、東州集團、益州集團），東吳政權也有三大派系，這就是淮泗將領、流亡北士和江東士族。其中，淮泗將領是孫堅和孫策的舊部，流亡北士則是避亂江東的北方士人。

當然，他們都是外地人。33

孫策建立政權，靠的就是這些外地人，尤其是張昭和周瑜。周瑜是淮泗將領的領袖，為武將之首；張昭是流亡北士的代表，為文臣之魁。后來，也正是這一文一武夾輔孫權，不但保住了江東，還不斷發展壯大。

淮泗將領和流亡北士功不可沒。

但，如果孫權滿足現狀就此止步，那么，東吳就會永遠是一個沒有根基的飄忽政權，下場不會比蜀漢更好。因為江東士族對他們的反感、警惕、疑懼和排斥，絕不亞于甚至遠遠超過益州士族之于劉璋和劉備。

更何況，淮泗將領和流亡北士雖然掌握了槍桿子和筆桿子，錢袋子卻在江東士族那里。

當然，人心、輿論和風向標也在他們那里。

因此，如果孫權也像劉備和諸葛亮那樣，堅持“以我為主，后來居上”的組織路線，那么，他們只會比蜀漢滅亡得更早。要知道，赤壁之戰以后，曹魏可是一直把東吳看作頭號敵人，屢屢發兵征討孫權的。

孫權完全清楚這一點。他也很清楚，自保自救自立自強的唯一辦法，是拉江東士族入伙。這就必須調整政權內部的結構，更必須讓出權力和利益。

深謀遠慮的孫權當真這么做了，而且有條不紊。比如最重要的軍事指揮權，便一步步由淮泗將領周瑜、流亡北士魯肅、南渡平民呂蒙過渡，最后交到了江東士族陸遜手里。之后，他又部分地交出行政權，任命顧雍為丞相。

陸遜和顧雍是本土士族的代表，既代表江東四大家族（虞、魏、顧、陸），也代表吳郡四大家族（顧、陸、朱、張）。陸遜和顧雍出將入相后，做官的四大家族子弟多如過江之鯽，數以千計。淮泗將領和流亡北士以及他們的子弟則被邊緣化，慢慢淡出甚至退出了東吳政權。

這樣一來，江東士族就跟孫吳政權捆綁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孫吳政權的利益，就是江東士族的利益。即便為了保護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江東士族也要捍衛孫吳政權，因為他們是在保家衛國。

孫權成功地實現了政權的江東化，也基本做到了“吳人治吳”。這是東吳與蜀漢不同的緊要之處，也是他們在三國當中治理得最差，持續時間卻又最長的原因之一。

那么，東吳為什么還是會滅亡？

不妨來看曹魏。

殊途同歸

跟東漢一樣，曹魏其實早就亡了。公元249年司馬懿發動政變以后，政權實際上就是司馬家族的了。十六年后司馬炎逼魏元帝禪讓，也只是辦了一道手續而已。

政變的過程是以后要說的（詳見本中華史第十一卷《魏晉風度》），這里只說根本原因。

原因得從曹魏建國說起。

曹魏的建國之路，是一步一步探索出來的。因為曹操的特點，是有理想無藍圖。他的理想，是要建立一個“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權”。因此，曹操理所當然地遭到了士族階級的集體抵制，包括剿滅和暗殺。34

然而官渡之戰把整個局勢都改變了。最能代表士族階級的袁紹被證明是紙老虎，“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則成為帝國的象征。結果士族和曹操都面臨兩難：士族不能撇開曹操另立中央，曹操也不能撇開士族尊奉天子，而如果沒有皇帝這張牌，他們都將失去斗爭的正當性。

漢獻帝能平安無恙，這是重要原因。

曹操身邊的士族和名士比其他軍閥多，也不奇怪。因為在曹丕代漢之前，曹魏與大漢并無區隔。因此，即便去了許都，也不等于投靠曹操；即便投靠曹操，也不等于死心塌地；即便死心塌地，也不等于一條道走到黑。

也就是說，曹操與士族和名士都在打同一個算盤：利用對方實現自己的目的。

這個時候，就看誰會下棋了。

公開叫板的是孔融，結果被曹操毫不客氣地殺掉，罪名是“不孝”。心存幻想的是荀彧，結果以自己的生命殉了自己的理想，原因是反對曹操封魏公。兩人分別被視為反曹和擁曹派，結局卻殊途同歸，不免讓人悵然。35

孔融和荀彧的悲劇，歸根結底是他們的名士身份、士族立場和儒家思想所致。東漢王朝以名教興國，世家大族以儒學立身，忠君守節的觀念根深蒂固，改朝換代成為最敏感的問題，甚至劃線的標準，他們似乎別無選擇。

選擇曲線救國的是陳群。

陳群跟魯肅一樣，深知漢室不可復興，卻又堅信士族階級前途無量。成敗的關鍵，則在曹魏。因此，他不但不反對曹操建國，甚至積極勸進。但是曹操一死，他就向曹丕提交了自己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

九品官人法又叫“九品中正制”。說穿了，就是由士族壟斷做官權，然后在士族內部按照族望的高低、門閥的上下和勢力的大小來分配官位和官職。因此，這個法案如能通過并且實行，則東漢雖亡，士族卻勝利了。

這就是陳群與荀彧的區別。荀彧維護的，是行將就木的東漢王朝；陳群維護的，則是方興未艾的士族階級。所以荀彧失敗，陳群成功；荀彧高尚，陳群高明。

曹丕則想通了一個問題：士族與曹家作對，究竟是為了大漢江山還是為了做官特權？曹丕認為是后者。于是他接受了陳群的建議并下令實施。沒過多久，他就在中原士族的推波助瀾和擁戴之下當了皇帝。36

這是曹丕的勝利，也是曹操的失敗；是曹丕的喜劇，也是曹操的悲劇。作為一個“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權”，一旦改變性質，曹魏還有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嗎？

所以，曹丕的魏朝已不是曹操的魏國。曹丕成功代漢之日，也就是曹魏行將滅亡之時。以司馬家族為首的士族集團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不過是為士族階級的政權再次加冕。這就是曹魏的道路，也是它滅亡的根本原因。

那么，蜀漢和孫吳又如何？

孫權和劉備原本沒有資格建國，他們得感謝曹操提供了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教訓。曹操提供的正面經驗是：士族并不可怕，非士族也能奪取天下。曹操提供的反面教訓則是：士族的勢力極大，只能利用，不能對抗。

因此，孫、劉都只能另辟蹊徑。

順勢而為的是孫權。

孫權的路徑是“江東化”，即政權的“本土化”和“士族化”。這讓東吳在夾縫中得以生存，在危難中得以發展。可惜，江東化雖然夯實了孫吳政權的基礎，卻也改變了它的性質。前者是孫權希望的，后者則是他害怕的。

于是，晚年的孫權逐漸變得內心分裂，作風剛愎，行為乖張，對江東士族更是疑神疑鬼，以至于淫威獨擅，用刑嚴酷。結果，上下言路不通，君臣離心離德，冤獄屢興不止，吳國成為內部最不穩定的國家。更何況，江東士族也斗不過中原士族，因此孫吳終于亡于西晉。

繞道而行的是劉備。

劉備的辦法是敬而遠之，盡量避免與士族階級發生正面沖突。諸葛亮執政后更是依法治國依法用人，所以他的政府最像政府，蜀漢也成為三國中治理得最好的。37

但，劉備和諸葛亮也有解不開的死結。

首先，他們不可能“本土化”。因為那樣一來，蜀漢就勢必成為一個保守狹隘的偏安之國，人人安于現狀不思進取，哪里還能北進中原，實現興復漢室的理想？

何況作為外來政權的領導人，諸葛亮也不可能完全相信那些土著。因此，他不但不能實行“蜀人治蜀”，反倒必須在政治上控制，在經濟上平抑，以防益州的士族和豪強尾大不掉。非如此，不能保證蜀漢政權不被顛覆。

不能“本土化”，就沒有必要“士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