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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閑扯了這么多有些跑題的話，主要是為了戳破某些民國崇拜者，簡稱“國粉”的真面目。以及那些高雅的“民國范兒”在一般庶民眼中的荒誕。否則，不管我怎樣描繪民國時代的日常生活，都總是會有人提出這些“歷史發明家”的“新觀點”，“證明”我寫的都是一派胡言，并且指責我是在為共黨粉飾歷史。

下面言歸正傳，如果要穿越到民國時代，你會穿越到民國時代的什么地方？

——民國是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從沿海到內陸，在全中國的不同地域之間，社會面貌差異極大。

當上海灘的十里洋場，已經亮起了絢麗多彩的霓虹燈光之際；西藏拉薩的農奴莊園，還處于中世紀的愚昧黑暗之中。英國人曾經把一輛小汽車拆卸開來，用馱馬背著，翻山越嶺、千辛萬苦地運到拉薩。結果在拉薩把汽車拼裝起來之后一看，發現這里首先沒有司機，其次沒有汽油，最后沒有汽車能跑的路……

鑒于上述種種天壤之別般的差異，所以我們在具體描述民國生活的時候，只能選擇一些比較有代表性的地區作為樣本，從而以小見大，映射出整個民國年代的社會風貌。

必須要明確一點，那些穿越到民國的現代人，在可以選擇的情況下，除了少數想要搞紅色革命的人之外，應該都不會愿意去當中下貧農或者拉黃包車的。而想要在民國時代過得比較體面，那么在鄉下似乎就得當地主老財，在城里則要當小資闊少，或者索性直接當官走仕途……

在這里，我們首先來討論一下民國時代地主們的生活。

在老一輩的很多人心中，最為經典的民國地主形象，恐怕莫過于《白毛女》當中的那位黃世仁了——他們通過巧奪豪取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并且利用掌握的土地殘酷剝削農民，不勞而獲，侵吞著農民創造的財富，過著荒淫無恥的生活。

與現代那些經營大農場的農業資本家不同，那些傳統的中國地主們，似乎根本不用關心選育良種、租用農業機械、采購化肥和農藥，也不用關心如何興修灌溉水利工程，而是把一切交給農民自己打理。

平時，這些地主們坐在家里只管享樂，有事情還可以征發佃農無償服役。到了秋收的時候，就讓管家帶著一幫狗腿子到田間去挨家挨戶地收租。萬一年景不好收不上租子，則逼迫農民賣兒賣女來抵債，或者發一點善心，酌情允許他們減一點租子，基本上跟現代公司里那些等著分紅的大股東差不多。

如此說來，地主的生活應該是十分輕松悠閑的啰？

……這個……怎么說呢？像這樣悠閑寬裕的地主生活，在清朝的太平年景里倒是還有可能出現。可是到了兵荒馬亂的民國年代……呃……只能說正應了那句老話：“地主家也沒有余糧哇！”

總之，民國時代的地主，并不怎么好當。

首先，民國年代是一個戰亂頻繁的時代，全國各地到處都是橫行肆虐的軍閥和土匪。四川從1911年保路運動開始到抗戰前夕，一直在斷斷續續地打川軍內戰；河北省（當時叫做直隸）雖然位于京畿，卻也因此而成了直皖戰爭，直奉戰爭，第二次直奉戰爭，以及蔣介石二次北伐的主戰場。…,

更慘的則是河南地區，正所謂爭天下必爭中原，作為內戰的重災區，河南省在整個民國時代，總是不斷地被各路北洋軍閥還有流寇們一遍遍地洗劫——白朗起義、鎮嵩軍、巨匪“老洋人”、紅槍會、馮玉祥的國民軍、北伐戰爭、蔣介石在1930年的中原大戰……最后全省流竄著40萬土匪，幾乎被打爛了。

在如此頻繁的戰亂之中，不要說升斗小民的骨頭都填了溝壑，就連地主士紳的生命也毫無保障。

要知道，在民國時代的一大半年月里，中國都是一個無法無天的混亂世界。那些軍閥們的兵馬，在大城市里多少還講點紀律，到了鄉下就完全跟匪徒無異。

在清朝的時候，那些地方上坐擁廣袤田土的地主縉紳們，往往有著舉人、秀才、捐官（花錢買的官，多為虛職）之類的“功名”，不少人還有子侄或親戚在朝廷內當官，從而編織出一張巨大的關系網。

哪怕是在征戰動蕩的太平天國時代，除了作為反賊的太平軍、捻軍之外，湘軍、淮軍、楚軍這些掛在朝廷名下的兵馬，通常也都會對他們有些顧忌，從而不敢劫掠得太過分。不管是再怎么跋扈的兵頭們，只要尚未決心謀反，否則對待這些人脈關系盤根錯節的地主縉紳，多少也會有些忌憚。

但問題是，到了破舊立新的民國年代，這一切護身符和特權就統統打了水漂。民國時代的兵痞和軍閥大帥們，可都再也不會把清朝的功名身份放在眼里。該勒索就勒索，該屠殺就屠殺，根本不會客氣——那年頭在鄉下死一個人，就真是跟死一只螞蟻沒啥兩樣。

在楊白勞眼中，黃世仁無疑是主宰生死的存在；但是在手握兵馬的軍閥面前，黃世仁也就是個屁。

雖然地主們也試圖走新時代的上層路線來維護自身權益，例如去競選國會議員之類。但民國前期畢竟是一個“有槍就是草頭王”的年代，哪怕你在北京跟什么高官攀上了交情，到了地方上也未必有用。

想法子結好當地軍閥也是一條路子，畢竟縣官不如現管。但問題是大多數的軍閥旋起旋滅，這個“現管”更替得實在太頻繁。士紳們剛剛花大錢投資下去，軍閥就已經通電下野了……于是又白忙乎一場。

其次，在民國初年的河北、山東、河南、四川這些戰亂頻繁之地，就算是遇上了不打仗的年月，軍閥們為了供養龐大的軍隊，以及維持奢華的生活，從而攤派給地主們的賦稅，也遠比清末時期更加沉重。

例如四川全省在清末只需供養新軍一鎮（相當于一個師）12000人，外加差不多數量的綠營舊軍，還有向云南、貴州、甘肅提供約250萬兩白銀的財政補助。

但是到了1935年的時候，四川人需要供養的川軍總兵力，卻已經膨脹到了340個團，約84萬人的龐大規模！每年所需的開銷自然是幾倍十幾倍地往上翻。在某些地方，農稅居然“預征”到了民國一百年（2012年）以后！再加上川軍混戰對地方經濟的破壞，縱然是四川這樣的天府之國，地主士紳們也同樣叫苦不堪。

北方各省農村被“預征”賦稅的狀況，雖然不如四川這么荒誕，但由于自然條件差，災荒頻繁，民間財富有限，戰爭的破壞慘烈，實際的負擔比例還要更加沉重。

當然，地主們也可以設法提高地租，把這些負擔轉嫁到農民頭上。但是土地上的出產就只有這么多，哪怕不給農民留下一粒谷子，能夠搜刮到的糧食也是有極限的。而軍閥們發明苛捐雜稅的本事，卻是從來都無上限的，一下子搞出來六七十種附加稅也是常事——例如青苗捐、煙捐、衛生捐、青山費、馬路費、招待費、人口稅、花燈稅等等。正所謂“自古未聞屎有稅，如今只剩屁無捐”嘛！…,

而且，在這些苛捐雜稅之外，軍閥們還喜歡向地主們以各種名義大肆攤派勒索，時常能讓人傾家蕩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