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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效仿祖父，以寬大待下，每每從大臣的角度出發替他們考慮問題，解決困難。在雍正的嚴刑峻法之下，一大批官員待罪獄中，更有很多官員因為要追賠貪污款項而傾家蕩產四處流離。從“寬則得眾”的原則出發，乾隆對那些受罰過重的官員都予開釋，比如著名將領傅爾丹、岳鐘琪都因貽誤軍機被判死刑，乾隆給予釋放。查嗣庭、汪景祺這樣令人同情的文字獄要犯，已經被雍正處決，乾隆放回了他們被流放的家屬。雍正去世時正因追賠贓款而傾家蕩產甚至家破人亡的官員一律獲得寬大，賠款到此為止，不許株連親友。他即位三個月，一次就免除了69名官員的欠款。他下令清查歷年的虧空案，“其情罪有一線可寬者，悉予豁免，即已經入官之房產，未曾變價者，亦令該管衙門查奏給還”。總計乾隆初年，從輕處理的官員，多達2100多名。（《清高宗實錄》）

這個舉動，一下子贏得了官僚階層的歡心。雍正皇帝統治時期，每個官員成天都提心吊膽，惴惴不安。這下，官僚集團終于放下了緊張了13年的心。

大清王朝這艘巨輪，迅速改變了航向，由“嚴”一下子轉向了“寬”。

乾隆這樣做，有多重理由。

第一，新君即位，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贏得人心。要有效贏得人心，最直接的手段無疑是讓他們馬上得到眼前利益。

第二，作為一位立志“行仁義”，做“有道明君”的儒家信徒，自然會以“寬仁”為基本施政綱領。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經過父親13年風霜之治，大清社會政治紀律嚴明，貪污腐敗得到有效控制，百姓在王綱之下戰戰兢兢，已無犯上作亂之念，已經沒有進一步高壓統治的必要。當此時化嚴為寬，既可享受父親嚴治的成果，又可享受百姓對自己的感恩戴德，何樂而不為。

寬仁政策取得了明顯效果。經雍正13年的風霜之治，所有人對乾隆的感覺都是春風拂面，情懷暢怡。《嘯亭雜錄》說：“乾隆皇帝即位時，正是雍正皇帝嚴厲治理之后，他凡事皆以寬大為政，罷開荒，停捐納，重視農業，限制僧尼。萬民歡悅，頌聲如雷。江南出現了‘乾隆寶，增壽考；乾隆錢，萬萬年’這樣的歌謠。”《郎潛紀聞二筆》中說：“乾隆皇帝即位，所頒布的詔令，善政不絕，四海之內，無不歡呼雀躍。”全國臣民對乾隆的印象極佳，認為他是一位仁慈善良，甚至有點柔弱的賢君。連當時在北京的朝鮮使臣也一再稱贊乾隆的初政。一個使臣說：“新主政令無大疵，或以柔弱為病，邊境姑無憂。”另一位則說：“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寬大之政。以求言詔觀之，不以論寡躬缺失，大臣是非，至于罪臺諫，可謂賢君矣。”（《朝鮮李朝實錄》）

第二章 盛世的保障——集權

專制權力一言以蔽之，就是剝削天下的權力，其自私性決定了它終日處于被覬覦和窺伺之中。“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所有有能力的人無不對這一權力垂涎不已。因此專制權力的性質天生是高壓的、排他的、敵視一切異己力量的，它必須建立在嚴格的等級秩序之上。

一 政治改革的犧牲品

康熙皇帝“有福之人”四個字的評價應驗得很快。在康熙說完這句話的第二年，乾隆生母鈕祜祿氏就因為雍正即位而被封為熹妃，后來又晉為熹貴妃。乾隆即位之后，她又成了太后，尊號為“孝圣憲皇后”。

更令她感覺有福氣的是兒子乾隆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孝子皇帝”。他對母親感情深摯，發自天性。登基之后，國務繁忙，他仍堅持像以前那樣“三天問安，五天侍膳，對母親的生活起居，關懷備至”。（《乾隆帝及其時代》）

剛剛登上帝位的乾隆平時生活中十分注意節儉，甚至拒絕臣子過年過節給自己進獻貢品。但每一次母親過生日，他都大操大辦，絕不心疼錢。特別是乾隆六年（1741年），太后五十歲整生日，皇帝效法康熙五十大壽時的做法，在太后由圓明園返回宮中那天，組織許多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在路邊“瞻仰跪接”，一天下來，僅賞賜這些跪接之人，就花了銀子十萬兩、綢緞七萬多匹。至于六十大壽及以后的整生日，為了討太后的歡心，乾隆更是花錢如流水，極盡鋪張之能事。（《清高宗實錄》）

老太太身體硬朗，喜歡活動。乾隆每次出巡，都要帶上老太太一起觀光，叫作“奉太后安輿出巡”。老太太也“樂此不疲，不管年齡已大，路途遙遠，總是高高興興地出外旅游。一路上供應侍候，自然十分周到、殷勤，但風塵仆仆比在宮中園中無事靜養，總要辛苦得多。也許正因為她不喜歡宮廷中寂寞刻板的生活節奏，她寧愿跟著兒子到處奔走，游山玩水”。（《乾隆帝及其時代》）乾隆“純孝”之名，赫然史冊。

但有一點，乾隆從來沒有掉以輕心，那就是絕不許太后稍稍碰一下他的權柄。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六日，也就是他即位后的第三天，他就發出一道諭旨，告誡宮中太監宮女：

凡國家政事，關系重大，不許聞風妄行傳說，恐皇太后聞之心煩。皇太后仁慈，撫愛朕躬，圣心切至，凡有所知，母子之間，豈有不告之理？但朕與諸王大臣所辦政務，外人何由而知？其應奏聞母后者，早已奏聞矣。宮禁之中，凡有外言，不過太監等。得之市井傳聞，多有舛誤。設或妄傳至皇太后前，向朕說知其事，如合皇考之心，朕自然遵行；若少有違，關系甚鉅，重勞皇太后圣心，于事無益。爾等嚴行傳諭，嗣后凡外間閑話，無故向內廷傳說者，即為背法之人，終難逃朕之覺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陳福、張保，系派出侍奉皇太后之人，乃其專責，并令知之。（《清高宗實錄》）

說明白點，就是要讓太后與政治絕緣，清除她干預朝政的任何可能。

事實證明皇帝是有先見之明的。雖然已經采取了預防措施，但不愉快仍然不可避免。有一次，太后在和乾隆聊天時提到，順天府東面有座廟宇很靈驗，不過年久失修，已經快要倒塌，要乾隆撥點錢修修。乾隆聞聽，當即滿面笑容地應承下來。但是轉過臉來，他就降下嚴旨，嚴厲斥責太后身邊的太監張保和陳福：“張保糊涂不知事務，陳福隨侍圣祖多年，理合深知體統，幾曾見寧壽宮太后當日令圣祖修蓋多少廟宇？朕禮隆養尊，宮闈以內事務，一切仰承懿旨，豈有以順從蓋廟修寺為盡孝之理？”雖然看在太后的面子上對他們不予嚴懲，但聲明下不為例：“嗣后如遇此等事務，陳福等不行奏止，輕意舉動，多生事端，朕斷不輕恕。”（《清高宗實錄》）

這道嚴旨，表面上是頒給太監的，實際上是說給太后的。聰明的老太太從此長了記性，再也不敢做任何有違祖宗法度的事了，乾隆朝的母子關系得以以“母慈子孝”的理想境界完美結局。

不是乾隆對母親過于苛刻，而是少年老成的他深知防微杜漸的重要性。從第一個專權的太后呂雉到乾隆皇帝的祖奶奶孝莊皇后，歷史上母后專權和外戚亂政之事幾乎每代都有。千里之堤，毀于蟻穴；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乾隆很清楚，太后也許本身并沒有干政之心，但是如果開啟了太后影響國政的先例，必然就會有很多人伺機而入。自己“隆養”太后，尊禮倍加，也很可能使得太后的親戚們趾高氣揚，胡作非為。一旦太后和外戚形成一定的政治勢力，那時候再想處理，難度就大了。

貫穿乾隆政治生涯的第一條原則是大權獨攬。他說：“蓋權者，上之所操，不可太阿倒持。”

專制權力一言以蔽之，就是剝削天下的權力，其自私性決定了它終日處于被覬覦和窺伺之中。“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所有有能力的人無不對這一權力垂涎不已。因此專制權力的性質天生是高壓的、排他的、敵視一切異己力量的，它必須建立在嚴格的等級秩序之上。如果統治者能牢牢掌握權柄，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說，保持權力鏈上嚴格的分享順序，天下才能長治久安。一旦把不住印把子，最高權力被侵奪或者分裂，利益分享次序出現混亂，那么國家必然陷入無序，各種勢力殺成一團。換句話，如果一塊肥肉被頭狼緊緊咬住，狼群通常是安靜的，每條狼都會按地位高低依次進食。相反，如果頭狼不夠強壯，咬得不夠緊，那么狼群必然會炸了窩。

所以專制政治的第一條要求是統治者必須“咬緊肥肉”，大權獨攬，有效消滅任何反對勢力和權力覬覦者。

要真正做到大權獨攬，談何容易。在中國歷史上，由于皇帝年齡過小或者過老、個人能力不足、身體狀況異常、對某些政治勢力過于信任，導致皇權被盜用、“太阿倒持”、天下大亂的狀況，豈止出現過千百次。

為了做到大權獨攬，乾隆采取了所有能夠采取的措施。

除了母親和外戚之外，皇族也是皇帝必須防范的重點。歷代以來，皇族都是最容易左右朝綱，也是最容易引發政治戰爭的敏感人物。這一弊端清代尤甚。清王朝的崛起過程中，最倚重的就是家族力量。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從努爾哈赤到皇太極，那些如狼似虎的兄弟和兒子在為皇帝打天下的過程中爭相賣命，也形成了親貴手握重權的政治傳統。愛新覺羅氏皇室宗族內部幾乎每一代都有激烈的斗爭，嚴重影響政治穩定。在關外有努爾哈赤和舒爾哈齊、褚英的兄弟父子之間的火并，有皇太極與四大貝勒的沖突。進關后，則有順治與多爾袞之間的斗爭，雍正與兄弟們的相互殘殺。

剛剛登上皇位，乾隆就做出一個長遠的決定，徹底改變清王朝的貴族政治傳統，把任何皇族人物都排斥在權力核心之外。

乾隆兄弟十人，登基之時，大部分已經早逝，只剩下弘晝和弘曕兩個弟弟。

前文已經提到，乾隆與弘晝年齡相同，二人從小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師讀書，手足之情甚篤。乾隆曾說：“（弘晝）與吾自孩提以至于今，且孺且耽，恰恰如也。”（《樂善堂全集定本》）弘晝也說：“同氣之歡，豈語言文字所能盡載乎？”（《樂善堂文鈔序》）在弘歷被康熙帶入宮中的那半年，兩兄弟彼此思念，“跡雖兩地，心則相通”，可見感情之深。

但一旦乾隆登上了皇位，兄弟關系馬上發生了變化。君臣之分壓倒了兄弟之情，提防之意壓倒了親愛之心。和想做“孝子”的愿望一樣強烈，乾隆希望他以一個仁愛的“皇帝哥哥”的形象被載入史冊，但是，這一點并不容易做到。

乾隆平日對兩個弟弟在金錢、爵位上絕不吝嗇，日常交往中也和藹有加，“上即位后，優待和、果二王（即弘晝、弘曕），每陪膳賜宴，賦詩飲酒，殆無虛日”，一副寬厚仁慈的兄長風度。但是政治權力，絲毫不讓他們染指，并且經常提醒他們不要干政：“時加訓迪，不許干預政事，保全名譽。”（《嘯亭雜錄》）

在帝王家中，“兄弟怡怡”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天潢貴胄身上往往都有許多天生的毛病，容易觸犯森嚴的禮法。對于自己一起同吃同住同玩耍的哥哥一下子成了遙不可攀的“上位”，弘晝一時半會兒不太習慣。有一次，皇帝命他在宮中給八旗子弟監考，考試開始了，皇帝坐在那里遲遲不退席。弘晝大大咧咧地請皇帝回宮吃飯，說這里有我就行了。皇帝怕八旗子弟們頑劣膽大，有人敢打小抄，所以點了點頭，但還是坐在那里想再觀察一會兒。弘晝見他的話不起作用，不高興了，對皇帝發脾氣說：“你難道連我也不相信，怕我被他們買通了嗎？”

兄弟之間說這樣的話，在今天看來十分正常。但是在專制時代，對皇帝這樣說話卻已經是大逆不道。涵養極好的皇帝聽了這話，一言不發，退朝而去。

皇帝走了，弘晝才明白過味兒來，知道自己犯了大錯。第二天，他前去向皇帝請罪。乾隆對他說：“昨天，如果我答復一句，雙方頂撞起來，你就該粉身碎骨了。你的話雖然不好聽，但我知道你內心友愛，故而原諒了你，今后要謹慎，不要再說這種話了。”弘晝這才知道自己逃過了一劫，不免冷汗直流。（《乾隆帝及其時代》）

作為前皇子現皇弟，弘晝性格驕亢，盛氣凌人。有一次，他和軍機大臣訥親鬧意見，竟然拔拳當眾毆打訥親。乾隆深知弘晝性格中的缺點，所以他不斷借事加以敲打，以防微杜漸，使他認清君臣名分，以免犯更大的錯誤。一次，弘晝與弘曕到宮中給太后請安，母子閑聊之際，一不小心，跪在了太后寶座旁邊的藤席上。這件小事卻犯了皇帝的大忌，因為這個藤席是乾隆平日跪坐的地方。乾隆責備他們“儀節僭妄”，“于皇太后前跪坐無狀”。因為這一點點小事，弘晝就被罰俸三年。（《清高宗實錄》）

生為御弟，在專制時代表面上榮幸，實際上卻是天生不可觸摸政治權力的“政治賤民”。他們雖然精力充沛，不乏才干，一生的任務卻只有“混吃等死”。弘晝經此挫折，對政治畏如猛虎，以青春盛年，在王府中終日無所事事，醉生夢死，逐漸心理變態。他常玩一種特殊的游戲，即演習自己的喪事。他高坐院中假扮死人，由王府的護衛侍從等陳設好各種冥器，供上祭品哭奠，而他自己則一邊吃著供品，一邊觀賞家人侍從的哭相，以此為娛，玩到六十多歲老死，算是落得個善終。

另一個幼弟弘曕就不這么幸運了。乾隆即位時，這個弟弟年僅兩歲。對于這個幼小的弟弟，乾隆很是關照。果親王允禮家產豐厚但沒有后人，皇帝特意令弘曕出繼，以繼承他的財產。但自幼嬌生慣養的弘曕性格缺陷很多，特別是他的任性貪財，屢為乾隆所不喜。因為那次給太后請安跪錯了地方，弘曕被皇帝諸過并罰，革去親王，降為貝勒，并解去了一切差事，永遠停俸。弘曕經過如此挫辱，心生抑郁，居然因此身患重病，很快不治身亡，年僅三十二歲。（《清高宗實錄》）

對兄弟都如此嚴峻，對其他皇族，皇帝當然更不假辭色。雍正剛剛去世時，乾隆遵奉遺命，以自己的叔父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及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為顧命大臣，組成御前臨時機構“總理事務處”。結束居喪期后，乾隆撤掉了這一臨時機構，恢復軍機處，以鄂爾泰、張廷玉等人為軍機大臣，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卻被排除在外，從此形成了親王宗室不入軍機處的制度，自此歷經乾、嘉、道三朝一百二十多年，直到慈禧時期才被打破。

皇室貴族對乾隆的印象本來極好，因為他為雍正政敵恢復名譽的做法輕易贏得了整個皇族的支持。但突然中斷親貴干政的傳統，卻讓他們認為新皇帝比老皇帝更為薄情。從努爾哈赤時期起，親貴們已經習慣手握重權，如今突然讓他們無所事事，不免要說說怪話，發發牢騷。

康熙時的廢太子之子弘皙及其平輩的幾個叔伯兄弟，經常來到賦閑家居的莊親王家，談論朝政，發泄不滿。耳目眾多的乾隆很快捕捉到了這一消息。觀察了一段時間之后，他決定提前加以打擊，以防他們釀成大患。乾隆四年（1739年）十月，他宣布以“結黨營私，行動詭秘”為由革去莊親王的親王雙俸。前太子之子弘皙被革去親王，永遠軟禁，罪名之一是“胸中自以是舊日東宮嫡子，居心甚不可問，即如本月八日，遇皇帝誕辰，制一鵝黃肩輿進呈，似欲待皇上不要，自己留用”；罪名之二是他曾經找人算命，算當今皇帝能活到多大歲數。其他幾個叔伯兄弟，也分別受到圈革處罰。（《清高宗實錄》《乾隆朝起居注》）此舉徹底熄滅了皇族對皇帝的反抗之心。

為了徹底貫徹禁止親貴干政的原則，乾隆不光犧牲過親情，也付出過友誼的代價。

青年時代的乾隆有一個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在學生時代最好的同學，叫作福彭。此人是曹雪芹的親表哥，也就是北靜王水溶的原型，是清初八家鐵帽子王之一岳托的后代，世襲平郡王。

此人髫年早慧，聰明絕頂，很小的時候就被康熙所喜歡，帶入宮中讀書。對于皇孫來說，這都是異常恩遇，何況其他普通王孫。弘歷上學之時，他又被雍正選中，做了皇子的同學。雍正對他極為欣賞，雍正十一年（1733年）年僅25歲時，福彭就被任命為“在辦理軍機處行走”，為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軍機大臣。當時清軍與準噶爾蒙古作戰大敗，急需一位大將去收拾殘局。滿朝文武雍正都沒看上，偏偏看上了25歲的福彭，命他為定邊大將軍，馳往邊關。此人之才，可見一斑。

英雄相惜。同窗六年，弘歷與這位同學關系極好，稱他為“知音”。年青時代，他寫過許多詩文，表達對這位同學的贊賞、欽佩和想念。說他“年雖少而器識深沉”，“與言政事，則若貫驪珠而析鴻毛”。

乾隆繼位之后，立即召福彭回京，協辦總理事務處。看來，皇帝非常賞識和倚重這位老同學，他的政治前途不可限量。

但隨著皇帝下定決心鏟除宗室干政的舊習，福彭的命運也就被意外地決定了。后來他只管理過正黃旗、正白旗事務，一直不曾大用。

作為一個男子，在傳統社會，獻身政治是最光榮的追求。但福彭卻成為他最好的朋友政治改革的犧牲品，斷送了一生的政治前程。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一月，福彭在郁郁寡歡中病逝，年僅40歲。皇帝諭旨稱：“平郡王宣力有年，恪勤素著。今聞患病薨逝，朕心深為軫悼。特遣大阿哥攜茶酒往奠，并輟朝二日。”（《清高宗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