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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一個郡王來說，這是特殊的禮遇，說明皇帝對這位昔日同學心中存有一絲難言的內疚。

在中國歷史上，乾隆也是防范太監干政最成功的皇帝之一。太監是最容易破壞政治秩序的特殊群體，尤以漢代、唐代、明代為甚。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十一日，剛剛登上皇位兩個月的乾隆就迫不及待地開始敲打太監。他發布上諭，提及雍正時期，一些太監不遵守既定禮制，妄自尊大。他舉例說，雍正駕前的四品太監蘇培盛，“以前在朕弟兄面前，或半跪請安，或執手問詢，甚至與莊親王并坐接談，毫無禮節”，“前朕與和親王等在九州清宴瞻禮時，值蘇培盛等在彼飲食，伊等不但不行回避，且復延坐共食，而阿哥等亦有貪其口腹，與之同餐者。朕躬后至，稍坐而出，嗣是朕即不復在九州清宴用飯。”

乾隆在這道上諭中嚴厲地說：“太監等乃鄉野愚民，至微極賤，得入宮闈，叨賜品秩，已屬非分隆恩……爾等當自揣分量，敬謹小心，常懷畏懼，庶幾永受皇恩，得免罪戾……嗣后爾太監等各自凜遵制度，恪守名分……尋常以公事接見王公大臣時，禮貌必恭，言語必謹，不可稍涉驕縱，以失尊卑大體。即在街市行走，不可出言詈人父母……許被詈之人，即行重責。至接奉內廷阿哥等事件，必當莊重敬謹，不可曲意順從。”（《清高宗實錄》）

清朝初期，宮廷典制并不完備，為有效管理太監，乾隆總結了積累近百年的管理經驗，下令編纂“宮廷法典”——《欽定宮中現行則例》和《國朝宮史》。除了詳細規定太監的等級、職掌和待遇外，還對太監的管理及處分做了詳細而嚴格的規定。根據這個條例規定：太監口角斗毆、酗酒鬧事、聚眾賭博以及不慎火燭、大聲喧嘩、貪睡誤班、失誤損物直至請假逾期、當班遲到，都要被體罰重責，從二十板到六十板不等。太監稍有小錯，經常被打得血肉模糊。

雖然天生重感情的乾隆也與許多太監建立了不錯的個人關系，但是太監一旦犯錯，他決不寬假。乾隆十六年（1751年）夏，他在更換夏衣時，由于太監未曾認真檢查，被藏在袖口處的一根縫衣針劃了一下手臂，于是龍顏大怒，立將太監張玉、蔡勛枷號一個月、鞭一百，刑滿之后罰做苦役。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一個夜晚，皇帝在睡夢中醒來詢問時刻，發現在寢宮內值夜坐更的小太監常寧、霍集撒徠由于困倦正在打瞌睡，立即下令將他們拖出去重責四十板。類似的事例不勝枚舉。

對于太監干政的苗頭，乾隆打擊起來更是毫不手軟。乾隆三十九（1774年）年，奏事處太監高云從向當朝大臣們泄露了職官任免檔案，乾隆皇帝異常震怒，牽涉此案的大學士于敏中、軍機大臣舒赫德、尚書蔡新、總管內務府大臣英廉等高官都受到了嚴厲申斥，左都御史觀保，侍郎蔣賜棨、吳壇受到了革職處分，而太監高云從則立即被處斬。

由于時刻提防，堅持不懈，所以終乾隆朝六十年，太監們始終沒有對皇權構成任何干擾和威脅。

二 馭臣之術

相對以上幾種政治勢力，防范權臣和朋黨的難度更大。因為皇帝行政，離得開家人親戚和太監，卻離不開大臣。乾隆年間，全國約有兩萬名文官，七萬名武官。管理和操縱如此龐大的官員隊伍，對任何一個皇帝來說，都是絕大的難題。

只有親自坐到皇帝寶座上，你才會明白為什么那么多男人為了這個位置不惜一切。坐在世界之巔的感覺是語言無法形容的，那幾乎就是成為上帝的感覺。從父親咽氣的那一刻起，乾隆就發覺周圍所有官員面對他時的神情都變了。他們不敢正眼看他，似乎他的臉上散發出特殊的光輝，讓他們睜不開眼睛。他明白這是因為從那一刻起，他手里握住了他們的一切：從官爵榮辱到身家性命。他成了他們的“主子”，他和他們的關系，就是主人和狗的關系。

正如戴逸先生所說的那樣：“新皇帝一旦從前一代統治者手中接過權力，他立即會發現自己置身于變幻莫測的官僚政治的旋渦中。周圍充滿著歡呼和贊美，欺騙和謠言，搖尾作態的獻媚乞恩，誠惶誠恐的畏懼戰栗。這一切往往會使一個不夠老練的統治者頭暈眼花。”（《乾隆帝及時代》）

乾隆沒有頭暈眼花。他深知，這些官員絕對不像狗那樣忠誠和簡單。這些在宦海驚濤中一路摸爬滾打上來的成功者，個個身懷絕技。在他們馴順的外表下，掩藏著無窮無盡的野心、欲望和算計。這些人既是他的政治工具，又是他的政治天敵。歷代王朝最大的敵人，不是起義者，不是異族，不是災荒，而是官僚集團。中國歷史上壽命較長的大王朝，幾乎無一例外地喪命于這些衣冠楚楚、舉止高雅的人之手。

這話聽起來駭人聽聞，事實上卻千真萬確。作為個體，再狡猾、再有實力的官員在皇帝面前也往往不是對手。但是，一旦這些官員結合成官僚集團，形勢就發生了逆轉。本來，官僚體系是皇帝親手建立起來的，但是，一旦建立和運轉起來，它就成了一個難以控制的龐然大物，有了自己的生命、性格和利益關切。就像弗蘭肯斯坦似的怪物，雖然是主人所創造，卻非主人所能控制。

皇帝關心的是天下長治久安，一家一姓的統治永遠不變；官員們的考慮卻沒有這么長遠。歸根結底，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官員們只是掙份工資。他們更關心的是如何利用政策空子，占皇帝的便宜，為自己和親人朋友撈取最大好處。官僚集團運轉的規律是：在沒有利益驅動時，官員們執行皇帝的政策，總是傾向于被動應付，只求形式上能交代，由此導致敷衍塞責、形式主義，甚至弄虛作假。而當他們發現政策的空子時，通常會把個人利益偽裝于國家利益之中，刻意把經念歪。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原理，官員們熱衷于編織關系網，相互通風報信，十分默契地協調行動。在他們的集體努力下，國家政治很快會陷入腐敗的泥淖，每一位官員都會成為中飽私囊的“碩鼠”，本來屬于皇帝或者說國家的“民脂民膏”被大量消耗，國家的治理成本大幅上升，最終出現“官逼民反”這個命定的結局。

作為熟讀歷史，對人情世故領會頗深的青年政治家，乾隆的“寬”并不是毫無尺度的。在軟的一手背后，他還有硬的一手。在彬彬有禮的同時，他認真觀察著官員們的每一個表現，細心諦聽著官僚機器的每一絲異常響動，一旦發現問題，他絕不放過。

乾隆四年（1739年），工部奏報，為修理太廟里面的“慶成燈”，申請領銀三百兩，并二百串錢。區區幾百兩銀子，對于費用浩繁的皇家來說，不過是九牛一毛。并且，這件小事夾雜在工部上報的幾十件大事當中，誰也想不到會被皇帝注意。孰料乾隆精力過人，雖然每天要閱讀上萬字的奏折，從頭到尾卻不會忽略一字。看到這個數字，皇帝感覺這筆錢用于“粘補”燈具，似乎稍多了些，其中似有弊端，遂朱批詢問，此燈不過是小小粘補修理，怎至于用銀如此之多？

工部勾結內務府，在皇家工程中濫支濫報，已經成了習慣。多支個百十兩銀子，工部自己都沒有當回事。工部官員不知年輕皇帝的厲害，只含糊其詞地回奏說這是預支銀，將來按實用金額再行報銷，余下的銀兩自會交回。他們的如意算盤是皇帝日理萬機，此刻支吾過去，第二天皇帝就會忘了。豈料乾隆登基以來，日夜提防的就是臣下的欺騙，他說“萬幾待理，而甘受人欺，弊將百出”，更何況工部欺騙得如此明目張膽。他下旨說，凡有工程，都是先估后領，并不交還，查遍工部檔案，歷來也沒有交還余錢的記錄。“該堂官等竟以朕為不諳事務，任意飾詞朦混，甚屬乖謬。”

一番話說得工部官員啞口無言，就為太廟一燈幾百兩銀子的小事，乾隆小題大做，殺一儆百，整個工部衙門全堂都被降罪。尚書來保、趙殿最，侍郎阿克敦、韓光基等或遭降級，或被調用，最輕的也受到罰俸處理。此事一出，滿朝大臣都震悚一時，對年輕皇帝刮目相看。（《清高宗實錄》）

乾隆登基不久，因為他人舉報，以“因循不振，不求進取”的罪名罷黜了一名叫魏廷珍的大臣。這事過去幾年之后，皇帝因事召見大理寺卿陶正靖，談完正事，又問他最近朝政有沒有什么不當之處，陶正靖就以一副仗義執言的表情說，幾年前被罷黜的魏廷珍其實為人清正，沒有大過，丟官罷職，處理不當。陶氏所舉數條理由都十分光明正大，皇帝當即首肯，表揚了陶正靖的直言精神。

然而回過頭來，皇帝就開始琢磨陶正靖的動機是否像他表現出的那么純正。他開始暗暗調查陶正靖與魏廷珍是不是科舉同年，或者同鄉。一番摸底，皇帝發現魏廷珍與禮部尚書任蘭枝同年（同一年考中進士），而陶正靖正是任蘭枝的門生。皇帝由此認定，一定是任蘭枝為了袒護同年，指使門生代為奏請。于是任蘭枝被革職，陶正靖被降級。（《清史稿·魏廷珍、任蘭枝傳》）。

一旦心存警惕，官僚們欺騙的種種伎倆，就逃不過乾隆的法眼。有一次在閱讀一份奏折時，一個大臣奏道，他發現了地方上的一件壞事，要報告皇上：“正在繕疏間，據兩司道府揭報前來，與臣所訪無異。”也就是說，正在寫報告，布政使和按察使也恰好向他匯報了此事，與他所了解的情況一樣。

乾隆會心一笑。這就是地方大臣的“會做人”之處，也是他們“取巧欺君”之處。如果單單報告這件壞事，這位官員固然是立了功了，不過同為大吏的同省布政使和按察使卻有了失職失察的嫌疑。為什么人家發現了這件壞事，而你們沒有發現？所以，這位大員筆頭一轉，這樣一提，既保住了自己首先發現的“頭功”，又為布政使和按察使推卸了失察的責任，何其工巧，又何其隱蔽！乾隆不覺輕輕嘆息，揮筆在奏折上批道：這種事，千百件中或者有一二次，怎么會次次那么巧？（《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乾隆皇帝的智商、情商都是尋常帝王所難及。那些讓其他統治者看起來頭暈眼花的官場詭計，根本逃不過他的法眼，更何況他越來越心存警惕。幾次交鋒之后，皇帝的精明就給官員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有的官員對他做出了“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過。自古人主患不斷，惟皇上患斷之太速”的評價。

人們因為不同的利益和見解而分成不同的團體，是政治生活中的正常現象。從這一點來說，中國的朋黨之爭與西方的政黨政治有著相同的起源。但是，西方政黨政治的前提是君權的虛化或者消亡，運作方式是競爭雙方按明確的規則光明正大地較量。而在專制制度之下，大臣們分裂成不同的派別則意味著統治效能的下降。因為政黨政治是公開的、合法的、專心致志的，而朋黨政治則是隱蔽的、非法的、別有用心的。一旦形成不同的朋黨，大臣們的政治行為就處處摻雜進黨同伐異的動機。薦舉人才，推行政策，表面上一出大公，實際上無不會首先從小集團的利益出發。這種窩里斗的起源是因為利益，最終卻幾乎演變成了一種生存方式和生活樂趣，他們斗得如此津津有味，斗到了最后，他們簡直就是為斗而斗。在這種毒化的政治環境之中，每一個人都必須依附某一門派才能在官場中立足，個別想有所作為的精英人物在這種情況下也無可奈何：“群小挈手絆足，其任事之勞，不勝救過之念，出嗟于朝，入嘆于室。”

還是在未登基之前，乾隆就已經通過史書，對朋黨政治的歷史和危害有了深入了解。他說：“明季科目，官官相護，甚至分門植黨，僨事誤公，惡習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惡而痛斥者。”然而，他深惡痛絕的這一政治危害又實在是中國政治中最難根除的痼疾之一。

乾隆執政的六十多年中，如何處理朋黨一直是他苦心思考的問題。

雍正皇帝留給乾隆最重要的政治遺產就是兩位重量級政治人物：鄂爾泰和張廷玉。這兩位大臣，都是位高權重，才干出群。鄂爾泰，滿洲鑲藍旗人，雍正后期的內閣首輔，是雍正最信任的滿族大臣。雍正皇帝甚至曾經說過：“朕有時自信不如信鄂爾泰之專。”張廷玉則是雍正帝最倚重的漢族大臣，任文淵大學士，軍國大事，多與參決，被雍正稱為“第一宣力大臣”。

如前所述，乾隆即位之初，繼續任用雍正的舊臣。自己有事外出，日常國務即由鄂張二人留京處理。二人權勢，一時遠遠超過雍正時期。但是能人之間總是難于相容。鄂爾泰與張廷玉二人地位相當，性格不同，凡事都不肯居于對方之下。科名早、資歷深的張廷玉有點看不起后來居上的火箭式干部鄂爾泰，性格倨傲、排序又居張廷玉之前的鄂爾泰也不買張的賬，因此二人關系十分冷淡，“同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語”。（《嘯亭雜錄》）這種狀況，正是開啟朋黨政治的最佳條件。雖然鄂張二人并無植黨的企圖，大臣們卻各懷揣度攀附之意，滿族大臣逐漸開始投奔鄂氏門下以求提拔，漢族大臣漸漸聚集在張氏之門互通聲氣。朋黨之雛形，漸漸出現。就像《嘯亭雜錄》中所說：“上之初年，鄂、張二相國秉政，嗜好不齊，門下士互相推奉，漸至分朋引類，陰為角斗。”雍正皇帝一生以打擊朋黨為務，他一生打掉了諸王黨、年羹堯黨、隆科多黨，沒想到晚年卻在自己眼皮底下培育了鄂張兩黨的苗頭。這正是專制政治的自我嘲諷之一例。

在登基后處理的第一個重要問題“苗疆事務”中，乾隆一下子就嗅出了朋黨的味道。

鄂爾泰在政治上起家，得益于在云貴總督任上大力推行“改土歸流”政策。但是凡事都易有反復，雍正十三年（1735年）五月，改土歸流后的貴州苗民因為官府剝削過重再次反叛。雍正皇帝因此對鄂爾泰相當不滿，認為是他“改土歸流”中措施不當所致。遂任命刑部尚書張照為“撫定苗疆大臣”，前去討伐。

雍正皇帝選擇張照，有些不妥。因為張照與張廷玉關系頗深，素來是鄂爾泰的反對派。張照到了貴州之后，不在平叛上下功夫，反而花大量時間搜集鄂爾泰在云貴總督任上的“錯誤”，不斷匯報給皇帝，意圖借這個機會，使鄂爾泰身敗名裂。乾隆繼位之初，接到張照的匯報后，一眼就看出了這一貌似公允的匯報背后的朋黨背景。他在張照的奏折上批道：“張照以私意揣度，過甚其詞。”

而且由于一意尋找鄂爾泰的把柄，無心軍事，平叛戰爭一再失誤。乾隆一怒之下，以“挾詐懷私，擾亂軍機，罪過多端”為名，把張照調回京師，革職下獄，同時派張廣泗代替張照去貴州平叛。

鄂爾泰的朋友故舊聞此消息大為興奮。因為張廣泗與鄂家關系良好，被認為是“鄂黨”之人。他們認為這是反攻“張黨”的絕好機會，許多“鄂黨”人物紛紛上疏，揭發張照的種種錯誤，企圖制造大獄，把張照置于死地。特別是張廣泗，他到了貴州后，不斷匯報張照在貴州軍事行動中犯下的種種“大罪”。

乾隆對此早有預料。他在派出張廣泗時明確警告說：“人臣事君之道，唯有據實秉公，無偏無黨”，“張廣泗不可以為新主之重待（鄂爾泰）而有迎合之心。”雖然張廣泗一再攻擊，乾隆卻沒有按鄂黨所希望的那樣重治張照，而是出人意料地將張照寬免釋放，僅僅罷官。第二年又授給他內閣學士，入值南書房。及至乾隆六年（1741年），又使他官復原職，使鄂黨人員大失所望。

乾隆此舉，也是無奈。在沒有形成自己的班子之前，他只能沿用雍正遺留下來的官僚機器。為了使這部龐大的國家機器繼續正常運轉，他只能小心翼翼地維護兩黨的平衡，緩和他們的相互斗爭，采取“既不使一成一敗，亦不使兩敗俱傷”的平衡策略。因為一旦兩派中不管哪一派徹底失勢，必然會興起大獄，殺掉大批官員，造成人才資源的重大損失和朝廷政局的重大失衡。

為了維持這種平衡，乾隆真是煞費苦心。他在用人行政上，特別注意對鄂張二人一視同仁，不偏不倚。他閱讀奏折時，提高警惕，努力甄別他們的建議和施政中的個人目的。他努力使全國官員知道，自己絕不會受朋黨因素的操縱。有一年內蒙古額駙（附馬）策凌到京，在陛見中向皇帝奏陳大臣忒古爾德爾年紀已老，身體衰弱，請求皇上召他回京，還向皇帝夸獎法敏、富德、常安等人，說他們能力出群，應該重用，特別是富德應該補為隨印侍讀。乾隆察言觀色，以策凌與鄂爾泰友善，判定策凌的這番言論是鄂爾泰主使的。“此必鄂爾泰曾向伊言之，故伊如此陳奏也”。乾隆遂直接質問鄂爾泰。鄂氏奏辯說并沒有囑咐策凌說這些事。皇帝并不相信，說：“夫向伊言之而奏，固屬不可，若未向伊言，而伊揣摩鄂爾泰之意，即行陳奏，則勢力更重！”提醒鄂氏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清稗類鈔》《清高宗實錄》）

乾隆五年（1740年），刑部侍郎職位出現空缺，乾隆本來想批示被罷官的張照擔當此職。但那一段時間鄂爾泰因事沒能上朝辦事，只有張廷玉一人在皇帝身邊，而張照平素又被歸為張廷玉一黨。皇帝“恐人疑為張廷玉薦引，是以另用楊嗣璟”，以后又找了一個適當的機會，才起用張照。他之防范朋黨，小心到如此程度。

乾隆五年，皇帝已經出色地結束了政治實習期。他不再是對繁雜詭譎的政治局面一頭霧水的政治新鮮人。上手很快的他對大清帝國這架機器的性能有了深入了解，對每一個零件都了然于胸。

皇帝對鄂爾泰和張廷玉不再那么須臾離不開了，對他們的政治建議不再像以前那樣言聽計從，在用人行政中越來越多地表現出自主性。坐穩了寶座的皇帝覺得自己可以深入解決朋黨問題了。

乾隆五年四月，乾隆皇帝降下長諭，公開指出目前的局勢有黨爭的危險。他歷數了鄂爾泰為人不謹之處，要求全體大臣們小心警惕，不要再結黨。他舉例說，永州總兵崔超潛獲罪交于刑部處理，鄂爾泰認為崔氏有可諒之處，密奏為崔氏求情，乾隆聽從了鄂爾泰的意見予以從寬處理。事情過后，外面大臣紛紛談論鄂爾泰的功德。乾隆十分不悅，以為鄂爾泰既然密奏獲準，則應恪守秘密，怎么能漏泄于人，向被寬之人示恩？這并非中樞大臣所當為，而是植黨樹私的開始。由此他評價“是鄂爾泰縝密之處不如張廷玉矣”。他公開以此告誡鄂“嗣后言語之間，當謹之又謹”。

他直言不諱地說：

從來臣工之弊，莫大于逢迎揣度。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簡用之大臣，為朕所倚任，自當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諒亦不敢存黨援庇護之念。而無知之輩，妄行揣摩，如滿洲則思依附鄂爾泰，漢人則思依附張廷玉……若如眾人揣摩之見，則是二臣為大有權勢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柄，其視朕為何如主乎？……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與朕久用之好大臣，眾人當成全之，使之完名全節，永受國恩，豈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積月累，實所以陷害之也。（《清高宗實錄》）

這道諭旨是乾隆即位以來首次正面觸及朋黨問題，語重心長，有些辭鋒暗含殺機。然而，官場上的人際關系，盤根錯節，根深蒂固。皇帝的一道詔旨，當然不可能使大臣們之間的恩怨情仇一朝煙消云散。特別是鄂爾泰為人素來倨傲張揚，乾隆帝此諭雖當時使他不寒而栗，但過后又置于腦后。

黃廷桂是乾隆器重的一名大臣，卻與鄂爾泰素來不合，乾隆六年（1741年），鄂爾泰趁乾隆出巡之機，抓黃的小辮子，以黃舉薦的一名官員出了問題為由，說黃“濫舉非人”，深入追究。為了確保對黃的打擊成功，鄂爾泰特意關照刑部官員，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時間，趕在乾隆回京前，審理結案，并提出建議對此人“降二級調用”的處理意見，上奏給乾隆。在鄂爾泰看來，乾隆遠在古北口外，批閱奏章應該不會太仔細，定能蒙混過關。

心細如發的乾隆卻從不會草率對待任何一份奏折。在古北口外的行宮里，他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問題。回京之后，他直截了當地對大臣們指出：“此議甚屬錯謬。明系與黃平時不睦之人必欲致黃于罪。”并指明是鄂爾泰假公濟私：“此案審理甚速，乘朕回京之前題復，希圖蒙混批準。這樣居心行事，竟出于朕信任之頭等大臣，朕用以自愧。伊等將視朕為何如主耶？”因此下令“將辦事此案之大學鄂爾泰等人嚴行申飭”。這是乾隆即位以來鄂爾泰受到的最嚴厲的一次處罰。這重重的一擊使鄂氏清醒了一些，從此謹言慎行，不敢再大肆為自己的黨徒辦事營私。

樹欲靜而風不止。就在鄂氏斂手之后，他的黨徒卻犯了事。言官仲永檀是鄂爾泰的門生，作為一名御史，他專門找張廷玉一派的毛病。乾隆一時不明內中奧妙，還以為他為人耿直，頗加提拔。乾隆七年（1742年）十二月，仲永檀的動機敗露了，原來他彈劾張派大臣時，經常找鄂爾泰的長子鄂容安秘密商量，被人揭發。乾隆帝赫然震怒，他痛斥鄂爾泰：“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爾泰于朕前屢奏其‘端正直率’，明顯系黨庇門生……鄂爾泰應該自思：朕從前能用你，今日能寬你，難道將來獨不能重治你的罪么？”

鄂爾泰聞旨以為大禍臨頭，惶惶不可終日。好在皇帝不想讓表面上完美的君臣關系在晚年破裂，也不想讓鄂氏一派一敗涂地。他僅命鄂容安退出南書房，在諭旨中說：“若將鄂爾泰革職拿問，而國家少一能辦事之大臣。”同時卻嚴辦仲永檀，以其“依附師門，暗結黨援”，抓入大牢，使其瘐斃獄中。在這個案子之后，鄂黨人物很長時間之內藏身斂跡，不敢再有任何舉動。張黨亦鑒前車之覆，謹小慎微，處處提防。朝廷之上一時風平浪靜，乾隆治理朋黨終于取得了初步成果。（《乾隆朝起居注》《清高宗實錄》）

按照乾隆朝政局演變趨勢，以鄂爾泰的脾氣性格，如果活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以后，肯定不能得到善終，雍正帝生時為他打下的“朕可保其始終不渝”的包票勢必會被乾隆撕破。因為乾隆十三年之后的乾隆已經不再是即位初期那個凡事寬大的“仁慈”皇帝。好在鄂爾泰福大命大，于乾隆十年（1745年）幸運地病死，總算基本上保全了名節，成為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得了善終的名臣。<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