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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臭罵一頓還不能出氣，乾隆干脆用惡作劇來折磨那些不聽話的人。乾隆十八年（1753年），黃河在銅山決口，皇帝令河道總督高斌與張師載治理。高張二人完成任務不力，屬下李屯、張賓二人貪污公款，導致河工未成。乾隆皇帝大怒，他命令立刻將李屯、張賓二人拉到刑場處死，同時又因為痛恨兩位大臣“負恩徇縱”，命令把河道總督高斌與張師載捆起來，一同押赴刑場。乾隆特意囑咐行刑官員，造成要將高張二人也一并斬首的假象。高斌乃是皇貴妃的父親，也就是乾隆的岳丈，當時年過七旬，眼見李張等先遭行刑，嚇得心膽俱裂，全身癱瘓，不支倒地。負責監斬的欽差大臣，此時才說出高斌張師載二人此行只是陪斬，實際上死罪已免，還要問他們的回話。二人醒來之后，有如死過更生，當即奏道，“我二人悔之莫及，此時除感恩圖報，心中并無他想”。乾隆對自己這種折磨大臣的方式很自得，他認為這樣既可以儆效尤，又收到使其俯首帖耳、感恩戴德的效果。其后，高斌果然日夜住在工地上，一刻不敢休息地監工，結果活活累死在大堤上。

由于皇帝明察秋毫，洞悉情偽，所以乾隆統治的中期，大臣們不敢不謹言慎行，唯命是從，吏治一時頗為整飭。

第四章 權臣的結局

一 張廷玉的過人之處

乾隆十三年（1748年），入仕已47年的老臣張廷玉在漫長仕途上第一次遭遇到了處分。

乾隆十三年九月，“皇家出版社”文穎館修成了皇帝的《御制詩集》，進呈御覽。皇帝翻閱一遍，發現了幾處錯別字，勃然大怒，遂命將大學士、文穎館總裁官張廷玉等三人“交部議處”。這是張廷玉有生以來第一次被“議處”，雖然處分不重，已足使他驚心。

這一年冬至那一天，翰林院按慣例，為去世不久的孝賢皇后寫祭文，文中用了“泉臺”二字。尚未從喪妻之痛中解脫出來的皇帝又吹毛求疵，認為這兩個字不夠“尊貴”，用于常人尚可，“豈可加之皇后之尊”，以大學士張廷玉為首的管理翰林院官員以“全不留心檢點，草率塞責，殊失敬理之義”的罪名，罰俸一年。此詔一下，張廷玉更是心膽欲碎。

張廷玉本來是中國歷史上最幸運的大臣之一。

雖然高處不勝寒，但張廷玉卻有本事在政治中樞這一高危區域如履平地，步步高升，走出一波驚人漫長的大牛曲線，成為清代文臣最成功的代表之一。

張廷玉，安徽桐城人。他出身書香門第，29歲高中進士，并被點為翰林。33歲那年，他獲得了一次與康熙交談的機會，給皇帝留下了極為良好的印象，康熙認為他持重得體，遂“奉旨侍值南書房”，成為皇帝貼身低等小秘書。由于服務出色，45歲時升為副部級的禮部侍郎。

康熙去世，雍正登基，見他“氣度端凝，應對明晰”，迅速升他為禮部尚書，參與機密。雍正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難伺候的皇帝，對科舉出身的漢族大臣尤其缺乏好感，對他卻一見如故，欣賞至極。不論大事小情都要和他商量，凡有諭旨均由他繕寫。雍正與他君臣相得十三年，感情至好，甚至一天也不能分離。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張廷玉生了一段時間病，病好后進宮，雍正說：“我前兩天對近侍們說，我連日臂痛，你們知道嗎？他們驚問其故。我說，大學士張廷玉患病，此人如朕手臂，這不就是我臂痛嗎？”此事傳開，成為一時佳話。雍正末年，張廷玉回家省親，皇帝寫信給他說：“朕即位十一年來，朝廷之上近親大臣中，只和你一天也沒有分離過。我和你義固君臣，情同密友。如今相隔月余，未免每每思念。”（《張廷玉年譜》）

雍正累次升遷張廷玉為大學士、首席軍機大臣、兼管吏戶兩部，權傾朝野。為了表達對張廷玉的欣賞，雍正特別立下遺囑，要以最信任的兩位大臣——鄂爾泰和張廷玉在身后配享太廟，也就是死后與他一起到陰間做伴。這是一項極高的政治榮譽，整個清朝二百余年，他是唯一享受到這個待遇的漢人。

乾隆即位后，對這位三朝老臣更是優禮備至，繼續奉為漢臣之首。他平時和張廷玉說話，從來都是和顏悅色。張廷玉上朝時，皇帝從來不忘提醒身邊太監上前攙扶，生怕老人家有什么閃失。乾隆二年（1737年），皇帝特封張廷玉為三等伯爵，開了有清一代文臣封伯的先例，恩遇可謂至渥。在此之后，屢有獎勵。為了表示信任，皇帝多次賜詩給他，詩中有云：“喉舌專司歷有年，兩朝望重志逾堅。魏公令德光閭里，山甫柔嘉耀簡編。”另一首詩中更說：“潞國晚年尤矍鑠，呂端大事不糊涂。”把他比作周宣王時的賢臣仲山甫，后世名臣文彥博與呂端，足見尊重之至意。漢大臣中，張廷玉的地位、恩遇在有清一代，堪稱空前。

在傳統政治中，做皇帝近臣，特別是位高權重的近臣，絕不是一件輕松愉快的事。

由于專制制度的自私本性，君權表現出強烈的排他性和防范心理。這就決定了君臣關系、尤其是君相關系的脆弱性和暫時性。俗話說，“伴君如伴虎”。確實，生活在專制政治的高層，處處都是陷阱，步步都是危機。一個人想始終得到君主的信任，更是難上加難。

中國歷史上那些聲名顯赫的文臣武將，大多數下場不佳。特別是曾經居大位、享大名者，幾乎沒有一個人是完滿收場的。比干被掏心而死，李斯易主則亡，韓信功成被滅，周亞夫絕食以終，岳飛血灑風波亭，于謙上了斷頭臺，袁崇煥則慘遭凌遲。以魏征之忠直，生前也被李世民懷疑有結黨之嫌，死后更是被唐太宗“親仆其碑”。以寇準之功績，一生的結局卻是罷相遭貶，死在謫戍的路上。雖然許多君主為了讓臣下放心，向他們頒賜鐵券，但最終還是沒有幾個人逃得過猛虎之口。即以清代而論，清代中前期的幾位權傾朝野的權臣，其中除了明珠屬于善終外，其余都死于非命：鰲拜、年羹堯、和砷都被勒令自盡，索額圖于拘禁地餓死，隆科多死于監獄。事實上，清以前的幾千年歷史中，立有巨大功勛而得到善終的，只有郭子儀一人。后來的名臣曾國藩對此體認極深，他說：“吾通閱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權勢，能保全善終者極少。”（《曾國藩家書》）“立不世之勛而終保令名者，千古唯郭汾陽一人而已”。這就說明，君主與權臣之間這種潛在的緊張是專制制度的本質使然，并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

截至乾隆十三年前，張廷玉在政治最高層一直穩如泰山，四十多年從沒有犯過任何錯誤，這在整個中國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不能不說，這個人身上確有過人之處。

首先，張廷玉有過人的才華。張廷玉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入值南書房，為皇帝起草文件起，就充分表現了出色的秘書天才。雍正即位之初，屢有詔命，皇帝“口授大意，（張廷玉）或于御前伏地以書，或隔簾授幾，稿就即呈御覽。每日不下十數次，皆稱旨”。每次雍正口述后不過片刻，張廷玉即可擬就，每日十數次從未出過差錯，其文思之敏捷實非常人所及。

其次，張廷玉辦事非常勤勉，為皇帝服務不惜心力。史載他晚上退朝后還要點雙燭治事，即使已經就寢，還經常在枕上思索所擬之文，或覺不妥，立即披衣起身改正。他心思縝密，記憶力極強，能將各部院大臣、全國疆吏的出身、經歷，以及各司員府縣甚至胥吏的姓名、籍貫絲毫不差地說出來，就像一個活檔案庫。對其辦事能力，雍正帝曾這樣稱贊：“爾一日所辦，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澄懷園語》卷一）

當然，這只是他仕途成功的一半原因，另一半則與才華無關。

張廷玉是康熙時期的大學士張英的兒子，這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先天優越之處。張英是清代著名大臣，因為“縝密恪勤”，深得康熙欣賞，被提拔為一朝“宰輔”，在政治高層數十年如魚得水。為了讓張廷玉繼續光大家門，張英言傳身教，傳授給他大量做官的獨門心法，所以剛剛進入仕途的張廷玉就將成熟老練的風姿展現在朝廷之上，引起了康熙皇帝的特別注意，年紀輕輕，卻已深通“為臣之道”與“保身之術”。

熟讀經史而又得到父親獨門秘傳的張廷玉早就認識到，為臣之道不外兩個重點：一方面要能從君主那里成功地獵取功名富貴，另一方面又要不為皇帝這只猛虎所傷。

這就好比火中取栗，實在是一個高難度動作。

張廷玉深知，皇帝最防備的，是大臣的私心。在明主面前，只有以退為進，以無求為求，以無私來營私，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所以他為官數十年，處處事事都從皇帝的角度出發去考慮和判斷，從不露骨主動地為自己牟取私利。朝廷上下公認他為人淡泊寧靜，氣質和平。乾隆皇帝夸獎他“風度如九齡”。他平日生活無聲色之嗜，辦事出于公心，從來沒有貪瀆指控。他做主考官時，有人欲通關節，以微詞試探，他賦詩以辭道：“簾前月色明如晝，莫作人間幕夜看。”

當然，越是這樣皇帝越不會讓他吃虧。因為他清廉，雍正皇帝先后多次對他進行賞賜，賜銀動輒上萬兩，還給了一所當鋪，讓他補貼生活。因為他從不主動為自己的親人牟取私利，所以皇帝對于他的子弟親戚的仕進也多有照顧。但皇帝越施恩，他就越謙退，皇帝每有獎賞，他必盡力遜讓。雍正十一年（1733年）其長子張若靄高中一甲三名探花，張廷玉聞知“驚懼失措”，立刻面見皇帝，“免冠叩首”，以自己家世受皇恩，科舉很盛，請求皇帝降低其子的名次。張廷玉說，“天下人才眾多，三年大比，莫不望為鼎甲，官宦之子不應占天下寒士之先”。雍正大為感動，經他懇請，特將張若靄改為二甲一名，并把此事前后情由在諭旨中加以公布，表揚張氏的公忠體國。（《張廷玉年譜》）

除了以上這些原因，張廷玉身上還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柔”與“順”。

張廷玉對歷代大臣得禍之由深有研究。他認為，做高級大臣最忌諱的有以下幾點：

一是性格過于剛直，比如比干和海瑞。他們不講方式方法地與天子作對，下場當然悲慘。

二是做事過于講原則，比如岳飛。他只從國家民族角度去考慮問題，卻不顧及帝王個人心理隱私，以社會正義去挑戰帝王的一己之私，終至非死不可。

三是權力過大，不知謹慎。歷史上倒霉的權臣多是由此。皇帝與大臣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不同，性格氣質思維方式及個人偏好不同，不可能事事都想到一起。與皇帝意見相左之事既多，不免日久生怨，積隙成仇。

第四點則比較有清朝特色，那就是由于大臣們因為“好名”而獲罪。專制主義發展到清代，連儒學的人格追求，也成了專制極度擴張的妨礙。原因很簡單。儒學固然有維護“綱常”的一面，同時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獨立的一面。儒學一方面要求其信徒盡力為皇帝服務，同時也要求他們不能放棄對自己人格尊嚴的堅持和精神價值的追求。

清代前期帝王皆雄才大略，在統治術上大有創新。他們認為，一個大臣如果過于注重自身修養，也會妨礙他們不打折扣地為皇帝服務。為了徹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雍正帝提出一個重要觀點，那就是大臣們不但不能圖利，也不能“好名”。他說：“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與利，雖清濁不同，總是私心。”雍正朝和乾隆朝，都有大臣因為“好名”而被皇帝嚴厲打擊。比如雍正朝的楊名時，是一個有操守的政治家，在一些問題比如打擊科甲朋黨上與皇帝意見不同。他做了很多減輕農民負擔的好事，卻忘了推功給皇上，遂引起雍正帝的惡感。雍正說他“性喜沽名釣譽”“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尋故將其抓入大牢。（郭成康《政治沖突與文化隔閡：楊名時案透視》）

張廷玉在政治生涯中，全力避免犯以上錯誤。他的政治信條是絕不要因為政治思路的差異而與君主產生沖突。因此他不做政治家，而只做大秘書。不做思想者，只做執行人。

張廷玉有一句名言，叫“萬言萬當，不如一默”。他一生為人，謹慎小心，緘默持重。這一特點直接遺傳自父親張英。《清史稿》稱“英性和易，不務表襮，有所薦舉，終不使其人知。所居無赫赫名”。專制政治是充滿風險的絞肉機，稍有不慎，就會危及生命。每天退朝回到家里，張廷玉都要把一天的大事小情細細梳理一遍，看看有沒有說錯的話、做錯的事。他從不留片稿于私室，也不讓家人子弟得知。他很少交接外官，在朝中為官多年“無一字與督撫外吏接”。雍正對他極為信任，人事決策多向他咨詢，他卻從來不會透漏任何一絲風聲。他以皇帝之心為心，以皇帝之意為意，凡事默默去做，不事張揚。許多人經他推薦而受重用，卻終生不知道自己被起用的背景。在雍正這樣一只“喜怒不定”的猛虎身邊，張廷玉恰如一個走鋼絲的演員，全神貫注，始終緊張，沒有一分鐘松懈過。

他襄贊雍正十三年，幾乎雍正朝的每一項重要決策他都參與過。但是《清史稿》的列傳提及他的功績卻只有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建議對守節十五年婦女加以表彰之類。對此，他的學生汪由敦有這樣的解釋。他說張廷玉主掌樞府二十四年，“凡軍國大政，他都承旨商度，經常與皇帝造膝密談，一商量就是很長時間。至于他所籌劃者，我們卻舉不出一件事可以具體歸到他名下，他為國操勞一生，卻沒有留下什么明顯的記載”。他又說：“雍正以來數十年間，吏治肅清，人民安樂……張氏從容坐而論道，享極盛之世……那么張氏的縝密周詳，略可想見也。”（《張廷玉墓志銘》）那意思就是說，雍正以來的治績，多賴張廷玉的襄助。皇帝的軍功章里，沒有張廷玉的一半，也有張廷玉的一塊。只不過張氏自己不提而已，這正可見張氏的縝密周詳。

從康熙開始，三代皇帝都對他這點極為贊賞。乾隆描寫他這一特點時說：“不茹還不吐，既哲亦既明。”

二 被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間

雖然把臣術練得如此爐火純青，進入乾隆時代，張廷玉還是感到了一絲絲涼意。他的第一感覺是，這個年輕皇帝太精明了，比他的父親實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如前所述，掌握了駕馭清帝國這艘航船的高難技巧的乾隆，開始越來越注意打擊朋黨。而打擊朋黨的要訣是最大限度地防止大臣之間的組織性和聯系性，千方百計地造成他們的孤立化、分散化、“原子化”，使每一位官僚，都以孤立無援的姿態面對強大的君權。

而所謂“擒賊先擒王”，打擊朋黨就必須從打擊朋黨的核心人物入手。就如同要阻止珍珠的形成，就必須從貝殼中取出那粒沙子一樣。只有讓大臣們認識到他們所依靠攀附的人物靠不住，朋黨才能不攻自散。

乾隆五年開始，皇帝就不斷地打擊性格傲慢、行事張揚的鄂爾泰。同時，皇帝一刻也沒有放松對張廷玉的觀察和挑剔。幸虧張廷玉平時對于朋黨嫌疑懔如臨淵。作為官場中人，人際往來誰也無法避免，特別是作為相國，他的家是京城人際交往的中心。“薄暮還寓，則賓客門生，車駕雜沓，守候于外舍者如鯽矣。”（《清稗類鈔》）但張廷玉絕不輕易幫人說話，也絕不輕易介入人事糾紛，而是聽從花開花落。他的名言是：“予在仕途久，每見升遷罷斥，眾必驚相告曰：此中必有緣故。余笑曰：天下事，安得有許多緣故。”（《郎潛紀聞》）他從政原則是事不關己，則謹守本分絕不發言。有人因此指責他說：“如張文和（張廷玉）之察弊，亦中人之才所易及。乃畫喏坐嘯，目擊狐鼠之橫行，而噤不一語。”（《郎潛紀聞》）連乾隆皇帝都說他過于謙抑，說“張廷玉則善自謹而近于懦者”。在與鄂爾泰的斗爭中，他始終處于下風，也始終不爭不怒，打太極拳。正因為如此謹慎，所以在鄂爾泰連連受到指責和處理時，他卻安然無恙。

然而，鄂爾泰死后，皇帝的注意力必然完全集中到他身上。樹欲靜而風不止，雖然他不想成為朋黨領袖，但是身處如此高位，想不被攀附是不可能的。主動要投靠他的人如蠅之附，驅而不走。同時，身處官僚政治的利益場中，他再擺出一副正大至公的神態，也無法完全掩飾自己手中巨大權力的偏向。幾十年間，他私下辦的事，偷偷送出的好處也車載斗量，雖然手腕高明，畢竟不是完全沒有形跡。所以，雖然皇帝的大棒一直沒有落下，張廷玉心中卻無時不處于緊張之中。他知道，統治者是從來不講什么恩義的。雖然自己給乾隆的父祖賣了幾十年的命，但如果政治需要，皇帝打擊起自己來并不會手軟。

張廷玉感覺，自己退出政治舞臺的時間到了。

在乾隆即位之初，張廷玉確實是大清帝國不可或缺的政治元老。他頭腦中裝著大清帝國官僚體系中每一個零件的說明書和使用記錄。那個時候的乾隆一天也離不開他。不過，乾隆七年（1742年）以后，皇帝對他的倚重卻越來越少了，不再事事向他咨詢。皇帝已經不再那么需要這樣一個活檔案。雄心熾烈的皇帝急于進取，而張氏“穩重和平”“八面玲瓏”的個性已經不太適合一個大刀闊斧、除舊布新的時代。

乾隆十年（1745年），鄂爾泰去世，皇帝起用三十多歲的訥親為軍機大臣。訥親是青年權貴，初獲任用，就位列于張廷玉之前，成為首席軍機大臣，這讓張廷玉心中有些不舒服。乾隆十一年（1746年）十月，皇帝說“大學士張廷玉服官數十年。今年逾古稀，每日晨興赴闕，未免過勞，朕心軫念。嗣后可仿此意，不必向早入朝”。這實際上是宣布，張廷玉不再參與核心機密，訥親將獨自面承圣旨。很顯然，張廷玉在大清朝廷中的實際地位大大降低了。

皇帝的這個決定不是沒有理由。自然規律是不能抗拒的，雖然一直以精力充沛著稱，但從乾隆三年（1738年）起，張廷玉已明顯感覺自己有些老了。乾隆三年他在給乾隆請辭兼攝吏部的奏折中說：“今犬馬之齒六十有七，自覺精神思慮迥不如前，事多遺亡，食漸減少。”不但眼睛花得看文件越來越吃力，寫字時手也開始打戰。年齡的增長使他在政治鋼絲上走得越來越費力了。乾隆十一年，他的長子內閣學士張若靄病故，這對他又是一個意外的打擊。白發人送黑發人，他備覺傷悼，身體一下子大不如前。各種老年性疾病，慢慢都找上身來。這種身體狀況顯然已經不適于承擔帝國政治中樞的繁重工作了。

在這種情形下，皇帝對朋黨政治的大力打擊，就如同在張廷玉頭上懸起了一把沉重的達摩克利斯劍，隨時有可能落下來，讓一輩子沒有犯過錯誤的他陷于大戾。一是自己門下任何一個官員出了事，都有可能把自己牽扯進去；二是人一老，就容易糊涂，“錯誤耽延，在所不免”，讓皇帝抓到自己的辮子。

凡事過猶不及。張廷玉的官已經做到了極致了：身仕三朝，功名利祿達到極致，張家一門也都安排得妥妥當當。兩個弟弟張廷璐、張廷緣分別官至禮部侍郎和內閣學士，兩個兒子張若靄和張若澄也都入值南書房和軍機處，參與機要。“一門之內，朝紳命服，輝映閭里，天下榮之。”為官如此，夫復何求？

臣術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平安降落。沒有這一條，那么其他方面再成功，也不過是一場春秋大夢而已。因此，退休的念頭越來越強烈地出現在張廷玉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