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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這些“黑米”分別寄給幾位皇子，讓他們了解民間疾苦。

乾隆多次說，救災是“國家第一要務”，“賑恤一事，乃地方大吏第一要務”，告誡地方官員“第一應戒諱災之念”。他當政幾十年間，始終堅持這樣的原則：“向來督撫中失察掛誤處分，朕常加寬免。或有諱災之事，朕必重治其罪。”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乾隆元年（1736年），他即位不久就因隱匿災情不報，而罷了甘肅巡撫許容的官。乾隆七年（1742年），兩江總督那蘇圖也因匯報災情不實而受到皇帝的嚴厲申飭。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山東德州發生大水。大雨一連下了七晝夜，德州居民扶老攜幼，紛紛攀登城樓，在城墻上生活多日。由于城中乏糧，百姓饑困，哭聲震天。

其時德州城中的最高官員山東督糧道顏希深出差到省城辦事，城中沒有主事之人。雖然官倉中有糧，也無人敢決定放賑。顏希深七十多歲的老母何太夫人在官署中聽到饑民的啼哭之聲，詢問署中人員為什么不放糧。署員說，放糧乃是國家大政，必須等顏道員回來后奏請上級批準才行。否則擅動倉谷，處罰極嚴。不但要丟官，還需要補賠。

何老太太聞聽，勃然大怒，說：“此何時也！猶拘泥于常法乎？況德州距離省城甚遠，如果等我兒子回來，再經詳奏核復，那么數十萬災民都將成餓殍矣！你們無須憂慮，馬上開倉放賑，以解倒懸。如果將來朝廷怪罪下來，一切由我兒子承擔。如果要賠償，我愿盡吾家所有，查封以抵償。”

在老太太的力爭下，倉庫管理人員終于打開了糧倉，數十萬饑民得以全活。

消息傳到省府，山東巡撫非常震驚。他們以擅動倉谷，蔑視國家體制，加以舉報。皇帝得知此事憤然批道：“有這樣的賢良母親和好官，為國為民，權宜通變，巡撫不但不舉薦，還要彈劾，怎么能鼓勵那些為國考慮者！”皇帝降旨，已動用的倉谷，準許作為正項開銷，無須賠補，并且特別賜給顏母三品封誥。從此，皇帝對顏希深母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顏氏也因此仕途通暢，一路飛黃騰達，很快高升到督撫之高位。（謝驥《論“顏氏文化”的三大亮點》）

正如同對顏氏母子的特殊處理一樣，凡事斤斤計較、察察為明的皇帝，獨獨對賑災中的跑冒滴漏“難得糊涂”。發生災害時，他寧肯地方官報得嚴重一點、夸張一點，因而發生冒賑、濫賑之弊也不追究。他最怕的就是他們賑災不力，因此他多次說“辦賑理宜寧濫勿遺”。對于那些舍不得花錢救災的地方官，乾隆深惡痛絕。乾隆十七年（1752年），山西部分地區受災，巡撫阿思哈舍不得動用國庫銀兩，就勸富戶出錢救災。皇帝十分生氣，說：“此奏實在卑鄙錯謬之至，朕實駭聞。”不久就罷了他的官。

考察乾隆歷年救災，確實是認真從事，不惜巨款。乾隆七年（1742年）皖北大水，災民達二百二十萬。乾隆特批當時國家全年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即白銀二百九十萬兩、糧食二百二十萬石救濟。乾隆十八年（1753年）左右，戶部把乾隆即位以來用于救災的錢和前兩任皇帝做了對比。報告說：“雍正十三年之間，江南賑災款項，共用了一百四十三萬兩，已經很多。而乾隆元年到十八年，就已經用了二千四百八十余萬，糧食也是二千多萬石。”負責漕運的官員也提醒皇帝：“康熙年間共截過漕糧二百四十萬石用來救災，雍正年間也不過二百九十萬石。可是乾隆元年到二十年，就已經高達一千三百二十多萬石。”事事號稱法祖的乾隆看到這個數字也很吃驚，說：“朕遇到偏災，即有人饑己饑人溺己溺之懷，不能自已。也想不到竟然動用了這么多漕糧。”（《清高宗實錄》）吃驚雖然吃驚，但是慷慨仍然慷慨。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全國性災荒，乾隆手忙腳亂，晝夜不息，批示各地，或令截留漕料，或令開放谷倉，或令發給銀兩，或令減價平糶，或令興工代賑。皇帝說：“朕廑念民依，如傷在報。”這一年用來賑災的銀兩，高達一千四百萬，占國家全年財政總收入的三分之一還多。

雖然乾隆年間的救災也無法避免人治社會中常見的侵吞干沒，層層盤剝，但是縱向比較中國歷史，仍然可以肯定地說，乾隆是傳統社會中采取救災措施最為得力的統治者。

清代皇帝一直以明朝為他們的前車之鑒，而明王朝給他們的最大教訓是“水可載舟，亦可覆舟”。誰都知道，清朝得以入關，是撿了個大便宜，明王朝實際上是被饑餓的農民顛覆的。而顛覆的直接原因，就是對農民剝削過重。萬歷年間加派三餉，每年從農民身上多搜刮一千多萬兩白銀，剜肉補瘡，動搖了大明帝國的根基。所以，清代皇帝經常講，明不是亡于崇禎，而是亡于萬歷。

熟讀歷史的乾隆知道，饑餓的農民是國家最危險的敵人，而溫飽了的農民則是皇權最堅定的支持者。為了江山萬代，乾隆必須減輕對農民的剝削，使絕大多數老百姓有飯吃。這是國家政治的重中之重。

統治者的自我克制，在乾隆身上表現得比較明顯。乾隆一朝鼓勵農民開墾荒地不遺余力，但是出發點卻僅僅是為了百姓生計，而不是為國家增加稅收。乾隆皇帝在即位之初，就在《大清律例》中增加了新的一條：“各省官員不得再重新丈量農民土地，也不得強令農民向官府匯報自己開墾的荒地。”這其實就是宣布，農民新開墾出來的土地，永遠不用給國家交稅。乾隆年間，由于皇帝鼓勵墾荒，全國耕地已經超過了十億畝。但是乾隆年間的國家稅收，始終只按七億多畝征收。誠如乾隆所言：“民為邦本，庶富相因，但令小民于正供之外，留一分盈余，即多一分蓄積，所謂‘藏富于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此也。”

乾隆登上皇位后所做的第一個重大決定，就是決定在全國范圍內免除拖欠多年的農業稅。在即位詔書中，乾隆宣布，凡是拖欠了十年以上，也就是雍正三年以前所欠的農業稅全部免交。僅僅過了20天，皇帝再次頒旨，宣布去年以前，即雍正十二年以前所有未交的農業稅，一律免除。大清帝國的子民們，特別是眾多貧困人口，是擺脫了多年沉重的欠稅負擔進入乾隆時代的。這在以農業稅為主要財政收入的傳統社會，是一個影響非常巨大的決定。

在此后漫長的60多年統治中，乾隆帝多次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農民的農業稅，從而使自己成為中國歷史上減免農民稅款最多的皇帝。他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三十五年（1770年）、四十二年（1777年）、五十五年（1790年），以及嘉慶元年（1796年），先后五次，普免全國錢糧，共少收農民白銀1.4億兩，糧食1200萬石。這白花花的銀子和沉甸甸的糧食，原本都是他愛新覺羅家的法定收入，是可以歸他任意支配的。如此手筆，不可謂不闊綽。據《清代國家與社會》一書提供的數字，乾隆一朝所減免的農業稅總數為2.0275億兩白銀，是中國歷朝之冠。如果粗略地以一兩白銀折人民幣200元計算，可合今天幣值405億元人民幣。如果說這個數字仍不夠直觀，那么我們再用另一個數字來表述一下：乾隆減免的農業稅占乾隆朝財政總收入的7.57%。而我國于2005年宣布免除全部農業稅，其占全國稅收收入的比例不過是1.7%。

乾隆深深懂得貧富差距過大是社會動亂的源頭，所以他采取了許多照顧最底層民眾的措施。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繼位為君三月余的弘歷，下達了“勸減佃租”的諭旨。他在諭中講道：“我減免農業稅，地主所得到的好處居多，那些無業的貧民，租種別人土地，終歲勤勞，但是卻得不到我的恩澤，還是要按原來的比例交納地租。這無疑不合適。如果這些受朕恩惠的地主，把所受的恩惠讓一半給佃戶，那就最好了。”

因此，乾隆一朝經常命令各地官員勸諭地主減輕田租，對那些讓租者，加以鼓勵。他認為，這樣才能構建一個和諧的盛世。“朕視天下業戶、佃戶，皆吾赤子，恩欲其均也。業戶沾朕之恩，使佃戶又得拜業戶之惠，則君民一心，彼此體恤，以人和感召天和，行見風雨以時，屢豐可慶矣。”

除了免稅救災、鼓勵墾荒等措施之外，乾隆皇帝在興修水利工程，推廣紅薯、玉米等高產作物，鼓勵人口流動方面都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措施，每項工作的成果都超越中國歷史上其他帝王。

有人說，乾隆年間的人口增長并不是中國出現的個別現象，而是全世界的共同規律。整個18世紀，全世界的人口從6.41億增長到了9.19億，增幅高達43%，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這種現象的出現，主要是得力于紅薯、玉米這兩種“18世紀的食物革命”。

確實，紅薯、玉米是推動乾隆“全盛”的兩支有力的助推火箭。乾隆皇帝在這兩種作物的推廣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在北方大力推廣紅薯種植，并鼓勵人們研究紅薯種植法。最先到山東、河南推廣甘薯種植技術的福建監生陳世元，得到皇帝恩賞的國子監學正之追封。而地方官陸耀因為編寫《甘薯錄》而被晉升為湖南巡撫。在皇帝的勸諭下，川、楚、陜、皖、桂等省“延山漫谷，皆種玉米”。經乾隆一朝的倡導，紅薯、玉米已經成為中國貧苦農民的基本口糧。

當然，我們不能說乾隆全盛主要是這兩種植物的功勞。在乾隆60年的統治生涯中，中國的人口增長了一倍，確切地說，增長了108%，比世界水平高出了65個百分點。18世紀初，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為23.4%，到這個世紀末則達到了34.06%。除了食物革命，另一功勞歸于水利，由于乾隆年間特別是中前期政治紀律清明，國家執政能力強大，黃、淮、永定河、浙江海塘都得到了空前有效的治理，各省主要河道也都得到了疏浚，在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發展農業生產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乾隆朝農業發展的標志性成績是全國糧食產量的增加。據吳賓《論中國古代糧食安全問題及其影響因素》一文，中國歷代口糧總量發展呈總的上升趨勢。其中秦漢為417億斤，唐代為626億斤，宋代為835億斤，明代為1392億斤。而到清乾隆晚期，一躍而達2088億斤，并達到歷史最高水平。正是農業的成績，使乾隆朝的人口發生爆炸，支撐各項社會經濟發展指標達到中國歷史的極峰。

在清代以前，中國人口多數時間在數千萬左右，只有少數幾個歷史時段突破過一億。經過康熙、雍正兩個承平時代，中國人口已經恢復到歷史最高水平。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進行的第一次全國規模的人口普查結果是共有人口14341萬，由于經濟繁榮，農業發展，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人口增至29696萬，50年里翻了一番。

二 “盛世”的武功（1）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二十三日上午，一匹高大消瘦的驛馬穿過西便門，風馳電掣般直奔大清門。

驛馬送來的是萬里之外定邊右副將軍富德的捷報。他向皇帝匯報說，天山南北所有叛亂都已經徹底平定。這片不馴服的土地經過連續四次大軍踐踏，終于服服帖帖，不再心存異志。

這場勝利，是從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開始，三代皇帝七十多年努力的一個漂亮結局。天山南北以及巴爾喀什湖一帶從此盡入大清版圖，被稱為新疆。兩朝遺志終于被圓滿實現，清王朝最大一塊心病被徹底根除。消息傳來，四十九歲的乾隆悲喜交集。他立刻連續拜謁了景陵和泰陵，向康熙和雍正皇帝匯報這一喜訊。望著雍正皇帝留下來的寶劍，他不禁悲從中來，痛哭出聲，因賦詩道：“質明峰樹辨陵園，趨謁松宮冠劍存。敢曰志成蕩鹽澤，亦云功定靖花門。凡茲萬里遐宣武，總荷九天默佑恩。二十五年如一瞬，鼎湖回憶痛難言。”

這場勝利確實來之不易。

事情起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

這年十月，一封六百里加急的文書從蒙古烏里雅蘇臺（今蒙古人民共和國扎布汗省省會）送到了清廷。將軍成袞扎布在奏折中匯報，準噶爾汗國的三個小首領，臺吉車凌、車凌烏巴什、車凌蒙克（史稱三車凌）率領三千戶蒙古人，一萬多人口，宣布脫離準噶爾汗國，投奔大清國尋求庇護。他們離開了世代居住的額爾齊斯河牧場，頂著凜冽的寒風，趕著牛羊，攜帶著老小，經過十余天長途跋涉，才到達烏里雅蘇臺地區。

將軍在匯報中說，準噶爾汗國長期與大清為敵，這些人聲稱投奔大清，不知是真心依附，還是準噶爾人的詭計？他請示皇上，對這些人采取什么態度？

收到這封奏報，乾隆的嘴角浮起一絲微笑。對于三車凌的投奔，他并不感覺意外。從乾隆十年（1745年）以來，他已經多次收到過情報，說準噶爾汗國正處于內亂之中。這次一萬多人的內附，更加證明了這些消息的準確。

數代以來，準噶爾汗國一直是大清王國最大的威脅。

準噶爾蒙古是一支古老的蒙古族部落，長期以來生活在今天的新疆、青海一帶。漢人對他們曾經有過多種稱呼，比如“西蒙古”“厄魯特”“衛拉特”和“瓦剌”。明代，就是這部分蒙古人在也先的帶領下，制造了著名的“土木堡之變”，俘虜了明英宗。

在清朝入關后不久，準噶爾部蒙古人又一次崛起于天山南北，建立了強大的準噶爾汗國，首領是蒙古族的傳奇人物噶爾丹。他堅毅、剛強、多謀善斷，通過十年征戰，統一了西蒙古四部。隨后，他信心暴漲，制定了先統一天山南北，再統一整個蒙古民族，最后與中國的滿族統治者較量手腕，恢復大元舊業的宏偉藍圖。

雄心勃勃的噶爾丹頗有手段，他改革了草原法典，第一個開始在蒙古制造銅幣，穩定了草原經濟，壯大了蒙古騎兵，很快征服了大半個新疆。中亞一帶的民族，已經把他和西面的俄羅斯彼得大帝及東方的康熙皇帝相提并論，稱他為“博碩克圖汗”，認為他們是歐亞大陸上鼎足而三的三位大帝。如果不是遇到了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他很可能會問鼎北京，成為中國歷史上又一個蒙古族統治者。不幸的是，他生不逢時。精明的康熙成功地加強了對喀爾喀蒙古部的籠絡和控制，使噶爾丹統一蒙古的夢想無法實現。接著康熙又兩度率兵親征，舉全國之力與準噶爾蒙古較量，終于于烏蘭布通和昭莫多兩次大敗噶爾丹。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噶爾丹在沙漠中懷抱未能實現的夢想，郁郁而終。

雖然擊敗噶爾丹一直被列為康熙最重要的軍事成就之一，但事實上，準噶爾汗國僅僅遭遇了挫折，遠遠沒有被打垮。在噶爾丹之后，他的繼承者們很快又使汗國強盛起來。他們重拾噶爾丹的舊夢。雍正九年（1731年），清準兩方再起戰端，兩軍大戰于和通泊。清軍大敗，副將軍以下皆戰死，西路軍三萬人，逃回科布多者僅兩千人。這是清王朝建立以來內外戰爭中最慘痛的一次失敗。雍正十年（1732年），準噶爾部再度內侵，幸虧歸附清朝的喀爾喀蒙古拼命抵抗，才擊敗了準部。在雍正年間這兩次戰爭打了個平手之后，清帝國和準噶爾握手言和，雙方劃定了邊疆，開始了貿易，中國西部出現了二十年的和平。但是，和通泊之戰永遠是大清帝國的噩夢，準噶爾部一直窺伺著內地。一旦清朝腹地出現什么風吹草動，它就有可能像兇猛的狼群一樣迅速出擊，在大清帝國的咽喉上狠狠地咬上一口。

因此，自即位以來，雖然天下太平，乾隆卻一直警惕地關注著大清的西部版圖，凡有準噶爾的消息，他都不放過。

早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準噶爾汗國已經有一千多戶東遷到察哈爾，歸附了清朝。乾隆毫不猶豫地接納了他們，命賞給他們牲畜，妥善安置。從這些人嘴里，他獲取了大量的情報信息。

原來，乾隆十年（1745年），準噶爾汗國原首領噶爾丹策凌病逝，他的三個兒子為爭汗位大打出手，自相殘殺，導致汗國四分五裂，力量大衰。乾隆十八年（1753年），新首領達瓦齊討伐不聽指揮的杜爾伯特部，杜爾伯特部的三車凌為了尋求活路，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家園，投靠清朝政府尋求保護。

因此，接到匯報后，乾隆在第一時間即斷定三車凌是真降。他命令守邊將軍妥善安插三車凌人口，賞賜給他們大量的銀兩、米面和牛羊，還專門設了“賽因濟雅哈圖盟”，任命車凌為盟長，車凌烏巴什為副盟長。

投降的三千戶西蒙古人獲得如此優厚的待遇，已經出乎他們的意料。不僅如此，為了表彰杜爾伯特三車凌“率萬余眾，傾心來歸”的功績，乾隆十九年（1754年）五月，乾隆皇帝還特別在承德避暑山莊接見了三車凌。皇帝分別冊封車凌為親王，車凌烏巴什為郡王，車凌蒙克為貝勒，其余頭目也都分別封為貝子、公、臺、吉等。他連續八次在避暑山莊萬樹園中舉行盛大的宴會。自山莊建立以來，還從來沒有如此熱鬧過。

乾隆之所以如此隆重對待三車凌，不僅僅是為了表彰他們“萬里遠歸”，更主要的，是為了了解準噶爾汗國的虛實。他與三車凌數次長談，深入掌握了準噶爾汗國的情況。他發現，今天的準噶爾正處于歷史上最虛弱的時期。

皇帝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迅速出兵，掃滅準噶爾汗國。他下詔說明自己想大舉興兵作戰的想法：

（準部）數年以來，內亂相尋……此正可乘之機。若失去這個機會，再過幾年，等其局勢平定，必然還會與我為敵作戰。那時我軍再與之戰爭，耗費必然更為巨大……朕以為機不可失，準備于明年分兩路進兵。這是從前數十年未了之局，我今天再四思維，有不得不辦之勢。（《清高宗實錄》）

此詔一下，大清舉國震驚。

作為中國歷史上最有福氣的皇帝，乾隆本來是一個“太平天子”。他在和平中接了班，在他統治的前20年里，大清天下也風平浪靜，邊疆無警。除了那場本沒有必要的金川戰爭之外，大清不聞兵戈之聲。

發動平準之戰，在所有人看來完全是自找苦吃。如果不發動這場戰爭，歷史絕不會因此而指責他。主動出擊成功，固然榮耀無比，一旦失敗，那么他20年統治的成果會毀于一旦，自己也身敗名裂。

因此，乾隆二十年（1755年）皇帝決定出兵時，遇到的幾乎是一致的反對之聲。

理由之一是所謂“兵者不祥之器”。20多年前的和通泊之敗在大清官員心中留下的陰影太深了，一提起準噶爾，他們就心驚膽戰。在他們看來，蒙古人不來進攻大清已經是謝天謝地了，大清怎么可以主動挑起戰端呢？確實，農業文明并非尚武型的進取文明。一般情況下，漢族與周圍民族的戰爭，都是少數民族主動挑起的。幾千年來，中原王朝對邊疆民族一直缺乏必要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幾乎從來沒有政治家和學者認真研究過這些蠻夷的內部政治結構和軍事行動規律。歷史上漢人王朝對待邊疆少數民族，通常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羈縻”。也就是說，被動應付，委曲求全，用金錢和布匹收買。他們認為，這些蠻夷是“犬羊之性”，思維方式不同于人類，完全不可理喻。他們來如急雨，去如飄風，無法抵抗也不可預測。漢人對他們的莫名恐懼積累了幾千年，已經凝聚成了中原民族的集體潛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