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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之二是清王朝和準噶爾汗國已經共享了20年的和平，雙方都從這種和平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雍正末期的兩次大戰打了個平手之后，雙方清楚地劃定了邊界，謹慎地控制著自己的力量，在邊界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大的摩擦。雙方的貿易也迅速興起，每次交易，牛羊上萬頭，給雙方都帶來了實惠。實現和平之后，清朝10多萬大軍撤回內地，20年間節省了數千萬兩軍費，陜西、寧夏、甘肅等地民眾也不用負擔沉重的糧食供應任務，生活大大改善。正是邊疆的穩定，為乾隆盛世的到來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條件。幾乎所有的大臣都認為應該繼續這種和平狀態。他們甚至認為如果出兵就是“師出無名”，雙方和平條約既已簽訂，大清乘準噶爾內訌之機破壞條約大舉入侵，于理不合，不是天朝上國應該有的做法。

理由之三是20多年沒有大規模戰爭，全國上下已經習慣了和平，“人心狃于久安”。如今突然要大規模對外作戰，人們毫無精神準備。況且戰爭是天底下最花錢的事。特別是遠赴西域，必須往西部運送大量的軍糧和軍事物資，這些在幾個月之內根本不可能。而且一旦戰爭失敗，那么這些草原狼很有可能乘勝追擊，一舉深入內地，給大清帝國帶來難以承受的災難。這個后果，誰也承受不起。

雖然在乾隆二十年前后，乾隆皇帝已經在大清帝國建立起牢不可摧的權威，把大清官僚機器收拾得服服帖帖，可是他的決定一發出，還是遇到了巨大的阻力。這些奴才懷抱著為主子考慮的耿耿忠心，雪片一樣飛來反對的奏折。他們一致認為，皇帝登基以來，萬事都英明偉大，只有這次的決定，實在是大錯特錯了。

乾隆對這些“忠心耿耿”的奏折不屑一顧。因為他站的高度和角度與眾人不同。

乾隆皇帝的雄心、自信心和責任心在清代帝王中首屈一指。他身上承擔的，是祖父與父親兩代的重托。每逢皇父忌日，乾隆都要盥手焚香，將載有“寶親王弘歷（乾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仁皇帝（康熙）于諸子孫中最為鐘愛，撫養宮中，恩逾常格”一段文字的皇父傳位遺詔恭讀一遍，“以志思慕之誠，以凜繼繩之重”。在乾隆政治生涯過半時，他曾說過：“自古帝王所以稟承付托者，不過其父而已，而我則身受皇祖、皇父兩代的重托。言念及此，我還敢有一絲一毫的怠惰嗎？”

他對自己的能力極端自信，絕不僅僅滿足于自己統治的這一代平安無事。他對每件事的考慮，都是從“大清朝億萬斯年”這一大局出發，著眼于大清江山的永遠鞏固。因此，他要從內外兩方面，盡可能徹底地消除威脅大清國家安全的任何因素。消除皇室、親貴、朋黨、權臣、太監對皇權的威脅，不過只是他國家安全戰略的一半，另一半，則是建立一個長治久安的外部環境。

對外部環境的關注，是滿族帝王與漢族帝王的最大不同。

歷代漢族帝王對于周圍的“四夷”，一貫抱存而不論的蔑視心態。清代帝王卻從來不這樣想。清代帝王本身就起自“夷狄”，自身的邊疆少數民族身份，使得他們能夠以一種全新的角度對待和處理邊疆民族問題。他們知道，只有深入了解每個民族的歷史、現狀、內部關系，才能恰到好處地進行統馭。

為了成功地處理邊疆問題，清代前期帝王對少數民族歷史、語言、風俗習慣都很感興趣，乾隆皇帝則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為了處理帝國周邊事務，他有意識地下大功夫，學習少數民族語言。他回顧自己學習語言的經歷時說：“朕即位之初，以為諸外藩歲來朝，不可不通其語，遂習之，不數年而畢能之，至今則曲盡其道矣。”“侵尋而至于唐古特語，又侵尋而至于回語，亦既習之，亦既能之。”也就是說，他在即位之初，也就是二十五歲之時，因為蒙古族首領歲歲來朝，遂開始學習蒙古語，不過數年已經基本掌握，如今更可以說登堂入室深有研究。從蒙古語出發，他又開始學習藏語，后來又開始學習回語，達到了“能之”的水平。

乾隆的維語和藏語學到了什么水平現在無法具體考證，但蒙古語他確實是達到了可以熟練運用的程度，正如乾隆本人所說的“對語不須資象譯，通情洽會系深思”。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避暑山莊接見阿睦爾撒納時，乾隆即“以蒙古語詢其始末”，進行了長時間深入交流。

早在乾隆二十年之前，乾隆皇帝已經利用語言優勢，花費了巨大的精力，深入了解了西蒙古的歷史，在平準之后他親自撰寫過論述準噶爾蒙古世系源流和部落現狀的《準噶爾全部紀略》。這篇文章綜合了蒙古和漢文資料，對準噶爾的歷史源流和部落結構進行了詳細深入的考證及描述，可以看作是一篇相當出色的學術作品。

基于這種知識積累，他對準噶爾問題看得很深很透。準噶爾表面上只是大清邊疆上的一處癬疾，實際上卻是關系到整個陸地邊疆穩定的核心。準噶爾地勢險要，向南可以控制西藏，向東可以統一蒙古。這個國家的存在關系到西藏和東蒙古的穩定。如果不消滅這個汗國，西藏和蒙古就永無寧日。這一點，雍正皇帝早就已經指出：“準噶爾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西藏料理不能妥協，眾蒙古心懷疑貳。此實為國家隱憂、社稷生民憂戚系焉。”現在雖然雙方訂立了和平條約，但東方式的條約并不可靠。一旦準噶爾強大起來，必然會撕毀條約，重燃恢復大元之夢。

因此，即位以來，“西師”一直是一個盤桓在他腦際的重要問題。

站在今天的時間點回望，乾隆二十年確實是中原王朝掃平西部、徹底統一中國的千載難逢的良機。準部處于有史以來最衰弱的時期，兵無斗志。而清朝經過三代經營，國力強盛。此時興師，十拿九穩。人生的機會往往稍縱即逝，國家和民族的機會更是如此。這一形勢，今天看來十分清楚，可是當局者迷，站在歷史十字路口的人們，往往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處。清王朝所有的官員幾乎都沒有看到這個形勢，皇帝與大臣們意見針鋒相對，除了對戰爭的觀念不同之外，更主要的是雙方知識儲備、國家視野、掌握的信息量不同。乾隆站得高、看得遠。而朝中大臣們則對這些“蠻夷”素少關注，對乾隆的這一決定難以理解。滿朝大臣，只有小舅子傅恒贊成皇帝的決定。戰爭結束后皇帝回憶當時的情景說：“人心狃于久安。在廷諸臣，惟大學士傅恒與朕協心贊畫，斷在必行，余無不意存畏葸。”

領導人的能力體現在做出高人一籌的決斷，并且有力地實施這個決斷。因此，這場戰爭最重要的不是戰斗本身，而是如何推動大清帝國這架機器走上戰爭軌道。

乾隆皇帝后來回憶說：“斯時，力排眾議，竭盡心力。”（《御制詩五集》）做官僚集團的思想工作，動員、組織文武官員投入這場戰爭，讓他幾乎精疲力竭。他連篇累牘地發布諭旨，分析清準力量對比，再三論證出兵討伐的必要性，并表示自己決心已下，不可動搖。他說：“此正可乘之機。若失此不圖，再閱數年，伊事勢稍空，必將故智復萌，然后倉猝備御，其勞費必且更倍于今。”“此際達瓦齊力窮失據，且內難相尋，眾心不服，失此不圖，數年之后，伊事務稍定，仍來與我為難，必致愈費周章。”

乾隆十九年（1754年）十月十三日，他在太和殿召見諸王和滿族大臣，對他們說：“朕總理天下諸務，惟據理獨斷，應辦之事，斷不為眾所阻撓。如其不可，眾人強為奏請，朕亦斷不允行。是皆爾等所共知者。此用兵要務，朕籌之已審，豈以眾人怯懦，即失機宜，半途而廢。”（《清高宗實錄》）

經過反復思想動員，終于，人們表面上不再反對了。大清帝國勉強開上了戰爭軌道。

然而乾隆卻物色不到一位堪當大任的主帥。在所有的大臣中，只有傅恒真心誠意支持出兵，可是此人素不知兵，難以承擔如此大任。平安無事數十年的滿族將領們也“惟守妻孥以求安逸，聞戰陣而甘退縮”。成兗札布、策楞、舒赫德等老將素稱勇敢干練，可是對這場戰爭卻都心懷退縮，“萎靡懦怯”，無奮勇爭先之態。左右權衡，乾隆勉強選定了班第和永常，分任北路和西路主帥。

接下來是糧草問題。如果按照“兵出糧隨”的用兵常理，這場戰爭根本沒法打。因為平定準噶爾的時機是突然到來的，清王朝毫無準備。前線并無糧草，準備也已來不及。一是從內地運糧到西部，每石米價值不過3兩銀子，可是運費要高達20兩。二是即使清廷財力充裕，負擔得起運費，征購和運送時間上也萬萬來不及。

乾隆悍然決定，拋棄行軍常規，“因糧于敵”。也就是說，每名士兵自背可吃兩個月的口糧，其余口糧，沿途取之于蒙古牧民。乾隆的上諭說得冠冕堂皇：“官兵前進，沿途可以打牲，宰殺疲乏牲畜。現在投誠的厄魯特蒙古人所有的牲畜，雖然不應奪取，但是暫時取用，將來再給補償，也無不可。”

這實際上允許官員沿路搶掠。所謂將來補償，只是無法兌現的空話而已。這一大膽的舉動后來被證明埋下了嚴重后患，在當時卻被乾隆認為是唯一的辦法。

此諭一出，不少大臣都目瞪口呆，紛紛反對。陜甘總督劉統勛上奏說此舉太過冒險，仍當先籌糧運餉，然后再進兵。乾隆批評他說：“劉統勛此奏……全不合此次機宜。”

定西將軍永常也反對因糧于敵。乾隆皇帝說得口干舌燥，禁不住罵起人來：“永常全不知事理之輕重，顛倒舛謬，至于此極！”

一頓痛罵，終于壓住了所有反對者的聲音。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清軍北路和西路兩路出師，共計五萬人，加上負責運輸的夫子共近八萬人。每位士兵配備戰馬三匹，共計十五萬匹。配備駱駝一萬峰。乾隆以從準噶爾叛逃的重要將領阿睦爾撒納為前鋒，以收招降之效。果如乾隆所料，準部連年內戰，人心厭亂，清軍一到，紛紛歸降，“各部落聞風崩涌……所至臺吉、宰桑，或數百戶，或千余戶，攜酮酪，獻羊馬，絡繹道左，師行數千里無一人抗顏行者。”大軍剛剛出動，就有札哈泌部一千三百戶來降，稱“我等為達瓦齊殘虐，愿率屬效力”。緊接著準噶爾頗有權勢的大臺吉也率部屬投降。五月，兩路大軍會師于新疆博樂縣（今新疆博禾市），向伊犁進軍。伊犁民眾也紛紛迎降。“大兵至伊犁，部眾持羊酒迎犒者絡繹載道，婦孺歡呼，如出水火，自出師以來，無血刃遺鏃之勞，敉邊掃穴，實古所未有”。充分證明了這次出師時機選擇的重要性。

在這種情況下，準部新首領達瓦齊無心抵抗，率一萬人逃亡至伊犁西南的格登山。清軍窮追不舍，將其擒獲，送往京師。平準戰爭初獲勝利。

過于迅速的成功往往包含著問題。清軍攻克伊犁后，原以為可以繳獲一部分牲畜、糧食。不料準部屢經戰禍，伊犁并無積存物資。因為軍糧不繼，平定了準部之后，清朝大軍只能迅速撤離，只留下五百名士兵做清朝將軍的護衛，準部由率先降清的阿睦爾撒納與清朝將軍共同管理。阿睦爾撒納本不是一個安分之人，雖然平定伊犁之后，乾隆以其戰功最多，封他為雙親王，食親王雙俸，他仍然不滿足。他見清朝兵力已退，萌生了做準部新汗、獨據準噶爾汗國原來版圖的野心。平定準部之后，乾隆秉“分而治之”之策，準備把準部一分為四，使其互不統屬，阿睦爾撒納卻要求成為四部的統一首領，凌駕眾人之上。乾隆當然不同意他的請求，于是他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殺死清軍將領，起兵叛亂，自立為汗。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二月，乾隆不得不又再次派兵，擒拿阿睦爾撒納。

平叛戰爭進展得很不順利。由于事發倉促，清軍仍然沒有攜帶充足糧草就出發了，一路上對喀爾喀蒙古大肆榨取。到了新疆之后，又大肆搶奪準部故地的牲畜糧食。準部本來就已經陷入饑荒之中，清軍一來，雪上加霜，大批民眾餓死，剩下的都紛紛起來反抗清軍。而前線將領又很不得力，屢屢錯失戰機，使阿睦爾撒納一再逃脫。乾隆皇帝一籌莫展。恰在此時，一直全力支持乾隆平準的喀爾喀部蒙古居然也起兵反叛了。

反叛的原因是清王朝對喀爾喀蒙古的榨取超過了極限。“因糧于敵”的策略在戰爭中實際上演變成了因糧于友。在開往新疆的途中，缺乏物資準備的清軍一再掠奪喀爾喀蒙古人，“氈子、毛皮和其他畜產品都被清朝當局以動員和征用的方式奪走了。除了這些，喀爾喀勞動者越來越頻繁地被招去服兵役，而且他們必須自備武器彈藥……大部分男人脫離生產，被打發去打仗”。（茲拉特金《準噶爾汗國史》）因此，在部落領袖青袞雜卜的帶領下，一萬多喀爾喀蒙古人起兵反清。二十三個札薩克王公聚集在克魯倫河畔，醞釀要舉行全蒙古的反清戰爭。

乾隆醒悟到了自己的失誤，迅速轉了彎子。“北京理解到了這一危局。博格德汗（乾隆）知道了蒙古人的不滿，于1756年9月寫信給庫倫呼圖克圖和土謝圖汗，說他不知道蒙古人的貧困，對蒙古人他將因功賞賜。”（瓦西里耶夫《外貝加爾的哥薩克》）

乾隆知道僅僅一封信是遠遠不夠的。他又通過小時候一起讀書的密友章嘉三世活佛做哲布尊丹巴的工作，許諾將對喀爾喀蒙古人大大施恩，終于安撫住了喀爾喀蒙古，鎮壓了青袞雜卜起義，掃除了后顧之憂。

吸取了這次教訓，乾隆終于不再“因糧于敵”了。他痛定思痛，改變了作戰方式，首先調集大批糧食，運至前線，巴里坤、哈密貯糧十一萬石，足夠大軍三四年之用，然后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三月，第三次進兵。這一次，他終于順利摘取了勝利果實。經過連年戰爭和饑荒，準部蒙古人已經窮困交加，疾病流行，死亡甚多，毫無戰斗力，清軍所到之處，都能迅速取勝。阿睦爾撒納日暮途窮，逃入俄羅斯境內，后來病死異國。

這場戰爭意義非同一般。自大清開國以來，準噶爾汗國這個敵對勢力就如同一片黑色的魅影徘徊在西部，窺視著內地，讓連續幾代清朝最高統治者席不安寢。如今，大清最強大的敵對勢力被徹底消滅，乾隆終于可以長長地出一口氣了。

但乾隆仍然放不下心來。這場戰爭形勢幾起幾落，讓他從大喜到大悲，經歷了數度煎熬。本來，在他的計劃中，這場戰爭只需要數月時間，數百萬兩軍費。沒想到，戰爭最終拖了三年，一次戰爭變成了三次，中間出現了平定喀爾喀蒙古叛亂這個插曲。向臣民許諾的迅速成功演變成一場慘勝，軍費最終高達數千萬兩，多名大將折損，乾隆有些惱羞成怒。

而戰爭過程中準噶爾部蒙古人表現出的強悍倔強，也令乾隆心生后怕。在準噶爾四部中，只有杜爾伯特部第一次投降之后，一直忠心耿耿地服從大清，其他三部，都是屢降屢叛，讓乾隆吃盡苦頭。這支歷史上一再演出驚人之作的蒙古部落確實有著一般民族沒有的硬骨頭。如何對付這個民族，乾隆費盡心思。僅僅分而治之似乎難以徹底削弱這支蒙古人的力量。他十分擔心數十年后，準噶爾部蒙古人春風吹又生，重新成為大清的敵人。

經過深思熟慮之后，他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對準噶爾部蒙古人，除了杜爾伯特部外，“總以嚴行剿殺為要”。

這實際上是一道種族滅絕令。

其實，在整個平準戰爭中，“殘酷”一直是主旋律。頭兩次平準戰爭雖然沒有出現有計劃的大屠殺，但是“因糧于敵”的策略本身就是一場屠殺。在進軍過程中，清軍一直是以搶劫作為補充軍糧的唯一手段。那些被搶走了所有牲畜的準噶爾蒙古人后來大多死于饑餓。準噶爾人一開始以為清軍是自己的救星，及至發現他們其實是強盜后，越來越多的人自發地反抗清軍，對他們展開襲擊。因此，在第二次出兵時，清軍已經開始大肆屠殺平民。他們“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凡遇到可疑的蒙古民眾，一律殺掉了事，以維護自身的安全。而這一策略也得到乾隆的首肯甚至鼓勵。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八月一日，清軍參贊大臣哈達哈等向皇帝奏報：清軍來到濟爾瑪臺地方時，遇到厄魯特的一位部落首領敦多克帶領幾名親信前來投降。清軍認為他們形跡可疑，不敢斷定是否真降，遂將敦多克等人“俱行誅戮”，隨后又帶領大軍來到這個部落的游牧地，把毫無準備的1700戶牧民“悉行剿滅”。乾隆皇帝收到這個奏報之后，認為哈達哈“奮勇可嘉”，授為領侍衛內大臣。

在展開大屠殺前，乾隆已經多次導演過整部落的滅絕事件。

阿睦爾撒納反叛后，乾隆分別任命了新的準噶爾四部汗王。其中任命巴雅爾為輝特部的汗王，沙克都爾曼吉為和碩特部的汗王。乾隆二十一年十月，乾隆獲悉巴雅爾追隨阿睦爾撒納復叛的消息后，大為震怒，他命人全力剿滅輝特部，對和碩特部汗王沙克都爾曼吉，也密諭清朝將軍“倘稍有可疑，亦當乘其不備，先行剿滅”。

沙克都爾曼吉在平準戰爭中率先投降了清朝，所以才被封為“和碩特汗”。他是堅定效忠清政府的。叛亂四起時，他拒絕附從叛軍，不顧個人安危，毅然率本部四千余戶離開故土投奔內地，來到清軍駐地附近，“依巴里坤（清西路大軍軍營）近城以居”。清朝將軍雅爾哈善見皇帝猜疑心重，遂抱定寧左勿右的宗旨。盡管沙克都爾曼吉毫無叛意，仍然設計剿殺。

對于這次屠殺，雅爾哈善很動了一番腦筋。他從自己的軍隊中精選了五百人，假裝出兵他處，路過和碩特部的住地借宿。沙克都爾曼吉見是天朝大軍來到，極表歡迎，騰出了最好的幾十頂帳篷給這些清兵住。盡管自己部落乏食，仍然“屠羊以待”，把僅存的幾十只羊都殺掉了，拿出積存的所有美酒，盛情款待。心地拙實的蒙古首領們在宴席上都喝得大醉。等到半夜時分，清軍“以笳為令，襲其臥廬”，一聲令下，對沉睡中的蒙古人發起突襲，一個蒙古包一個蒙古包地殺戮，殺光了七百座蒙古包中的蒙古人，“盡殲全部四千余人”。而汗王沙克都爾曼吉也死得很慘。據《嘯亭雜錄》載，沙克都爾曼吉喝醉之后，脫光衣服，呼呼大睡，對于闖進來的清軍毫不知覺。他的妻子從睡夢中驚起，見清軍持刀砍向她的丈夫，遂奮不顧身赤身裸體撲到丈夫身上，為他擋刀，結果兩人被亂刀砍死，死后仍然緊緊抱在一起，“裸而抱持之，如兩白蛇蜿蜒穹廬中”。

情況匯報上來，乾隆帝夸獎雅爾哈善“辦理甚屬奮往”，著交部“照軍功議敘”。雅爾哈善于第二年被授為參贊大臣，擢兵部尚書，后來又被封為一等伯。

如果說這些屠殺尚屬帶有偶然性的局部事件的話，在第三次平準戰爭中，屠殺則演變成了一場周密的部署。在第三次平準戰爭中，皇帝明確諭示：“厄魯特人等反復無常，實為覆載所不容”，“此等賊人斷不宜稍示姑息，惟老幼羸弱之人或可酌量存留，另籌安插。前此兩次進兵，皆不免過于姑容，今若仍照前辦理，則大兵撤回，伊等復滋生事端，前事可為明鑒”。

在皇帝的導演下，一場慘絕人寰的悲劇在西部草原拉開了帷幕。

伊犁附近的賽里木湖是新疆最大、最美的高山湖泊之一，它像一塊巨大的翡翠，靜靜地鑲嵌在天山腹地。遠岸雪峰高聳，湖邊牛羊如云，恍若世外桃源。

250多年前，這座美麗的湖泊附近卻上演了人類歷史上最野蠻的一幕。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春天，正是草場返青、野花怒放的季節。數千名大清兵丁在這個季節里進行著一場盛大的圍獵。他們圍獵的對象不是動物，而是人類，是新疆準噶爾部落的蒙古族平民。他們進入一條條山谷，沿河而上，細細搜索，遇到蒙古包，就沖進去，把里面的人統統砍死。大部分世代生活在這里的蒙古牧民根本沒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一家家被消滅了。

一支擁有二百頂帳篷的蒙古小部落提前下了山，在賽里木湖畔支起了一頂頂帳篷。這支部落已經在這里平靜地生活了數百年，他們根本想不到自己有一天會成為自己同類的獵物。部落中的男人騎著駿馬，慢悠悠地驅趕著牛羊，女人在帳篷里趕制一天的食物，孩子們淌著鼻涕，扯著剛返青的枝條玩著打仗的游戲。一切都與其他春季沒有區別。

中午的時候，急促而紛繁的馬蹄聲響起。數千名全副武裝的清朝騎兵形成一個半圓形，由遠及近，圍住了這片湖畔的二百多頂帳篷。男人們驚訝得不知所措，張大著嘴呆呆地看著這些陌生的異族人。女人們躲進帳篷由氈縫偷偷向外窺視。只見這些身材矮小的滿族軍人從一座座蒙古包里把蒙古人驅趕出來。個別人想反抗，立刻被軍人砍翻在地。<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