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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第一反應是用懷疑的目光深深盯了彭家屏一會兒。他首先判斷這是圖勒炳阿與彭家屏二人有矛盾，彭借機夸大其詞，進行傾陷。作為皇帝，乾隆每一分鐘都在提醒自己不要掉進官員們設下的圈套，成為他們斗爭的工具。

彭家屏表情鎮定，似乎心里十分有底。那么首先要查明事情真相，再做處理。所以，他命令同到山東迎駕的圖勒炳阿會同彭家屏一起，實地查勘災情，然后共同向他匯報。

與此同時，皇帝還采取了一個極為秘密的措施。他派自己身邊的一個隨侍，精明強干的員外郎觀音保化裝成一個商人，深入河南夏邑，實地考察災情到底如何。

這個措施典型地反映了皇帝的行政風格。

就在觀音保出發后第三天，發生了開頭所述告御狀的一幕。

雖然“愛民如子”，但乾隆并不鼓勵他的子民們告御狀。

乾隆皇帝與明太祖朱元璋在對民寬、對官嚴一點上十分相似。但是，他們的政治理念卻有明顯差異。

因為出身貧寒，朱元璋身上有一種強烈的民粹主義傾向。洪武年間，有些民望極好的官員獲罪罷職，但地方百姓攔道苦留。朱元璋知道后，不但不怪罪百姓，反而因此判定這個官員必然是好官，不但釋放，甚至還得到提升。

不僅如此，朱元璋直接利用底層百姓的政治熱情來監察官員。他說，如果好官被人陷害，實情不能上達，允許本處城市鄉村“有德老人們赴京面奏，以憑保全”。

乾隆卻不欣賞朱元璋的政治浪漫主義。他認為，小民們的話并不都可信，小民的智慧更不可依靠。如果百姓表揚會促使官員步步高升，那么假造民意，對于中國官員來說還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嗎？如果老百姓可以隨便入京控告官員，那么，這些愚民不是很容易成為官場斗爭的工具嗎？所以他說：“小過本不至逮系，但既以司吏，則罪宥宜出朝廷。若因部民伏關乞留，遽為縱遣，是黜陟之柄編氓轉得而操之，成何政體？明祖于此俱加以賞賚超擢，不啻導之作奸。倘猾吏民窺見意指，交通惑聽，流弊伊于何底？國法吏治不因之俱壞乎？”（《御批歷代通鑒輯覽》）

作為一個力圖以權力籠罩控制一切的皇帝，乾隆最熱愛的是秩序和穩定，最恐懼的是民眾的自發性，但有時他也主動深入群眾。比如這次南巡途中，他望見衣衫襤褸的百姓，會叫到駕前，細細盤問何以窮困，并命加以賞賜。但是他由上而下地詢問則可，底層百姓由下而上地主動向他揭發地方官的錯誤，卻使他十分不快。國家政治的運轉一定要在嚴格的政治紀律基礎之上，百姓有了冤屈，應該按規定層層上訪，不應該直接找到皇帝這里。“即使地方官政事少未妥協，督撫司道，昭布森列，自當據實陳訴，靜聽審理，何至無所控吁”？

對于這些告御狀的人，他一直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也許他們所說都是實話，但他們的眼神里透露的卻都是執拗和不馴服。敢于向自己的父母官叫板，敢于和皇帝的眼睛對視，可見他們平日就并非安分守己之輩。如果天下滄海橫流，正是這些人會鋌而走險。對他們進行鼓勵，無疑是給國家政治埋下不穩定因素。因此，歷史上有一些皇帝喜歡搞一些御前判案為民申冤的“政治秀”，乾隆卻從不這樣做。

這兩個災民的出現，讓他相信了彭家屏的話有所根據，老百姓是不可能在皇帝面前公然說謊的。但古往今來，上訪的處理原則不變。他一紙批文，把這兩個人轉交河南巡撫圖勒炳阿，命他認真審理。

就在第一起告御狀事件發生兩天之后，四月初九，皇帝一行走到山東鄒縣，突然路邊又冒出一名告御狀的人，同樣是衣衫襤褸，同樣是一口豫西口音。一問之下，居然又是河南夏邑人，名叫劉元德，也來投訴自己的父母官辦賑不實。

乾隆皇帝臉色一下子變得十分冷峻。

連續兩起夏邑人告狀，觸動了他的敏感神經。聯想到彭家屏同樣也是夏邑人，這難道僅僅是巧合嗎？在乾隆的政治生涯里，還從來沒有遇到過連續兩起同一目的的告御狀事件。習慣于危機思維和陰謀思維的皇帝第一時間判定，這很可能是一起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活動。也就是說，很有可能是退休官員彭家屏在背后策劃，讓這些普通百姓不斷出面，利用這次旱災，來扳倒他們不喜歡的夏邑縣令孫默和河南巡撫圖勒炳阿。

如果是這樣，那么事情的性質就發生了變化。由一件普通的百姓告御狀演變成了地方縉紳利用和勾結普通百姓，企圖扳倒朝廷命官的政治陰謀。如果真的這樣，那就是帝國政治生活中一個極為不祥的新苗頭，這是典型的以下犯上，顛覆帝國政治秩序。任其發展，必然成為一種政治惡疾。

向來注意防微杜漸的皇帝決定要斬釘截鐵地鏟除這個苗頭。

皇帝命人把這個劉元德鎖起來，細細審問。他決心把那個他素來不喜歡的彭家屏從這起案件背后挖出來，最好釀成一樁震動天下的大獄，殺一儆百，因為大清天下此刻特別需要一記有力的警告。

在欣賞自己盛世治績的同時，皇帝也分明預感到，大清王朝危機四伏。

造成大清王朝不安定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壓力。

人口增長本來是乾隆盛世的最有力證據。但與歷史上其他盛世不同，乾隆盛世卻是一個貧困的盛世。大唐開元盛世“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而據說文景之治時，中國老百姓也都富裕得十分了得，家家戶戶都騎馬，而且全騎雄馬，誰要是騎雌馬或者小馬都會遭到眾人嘲笑。《史記·平準書》載：

至今上（指漢武帝）即位數歲，漢興七十余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都城）鄙（邊遠地方）廩（糧倉）庾（露天谷倉）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穿錢的繩子）朽而不可校。太倉（京師的大倉庫）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雄馬）字牝（母馬）者儐（排斥）而不得聚會（當時人皆乘雄馬，有雌馬雜處其間，便互相踢咬，故被斥于外而不與同行）。

乾隆盛世中卻絕沒有類似的記載。《興國縣志》載，乾隆年間，陜西許多農民“每歲必賣食買衣，因衣之費，而食已減其半，其艱于食者固自不少，而缺于衣者抑已良多”。洪亮吉也說，乾隆晚年和嘉慶年間，農民“終歲勤動，畢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溝壑之憂，不肖者遂至生攘奪之患矣”。

為什么如此呢？原因其實很簡單。乾隆年間的糧食總產量雖然創了歷史最高，但人均下來，卻處于歷史落后水平。

傳統農業生產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提高生活水平，而是盡可能多地養育人口，即使增加人口是以降低生活水平為代價換取，中國人也心甘情愿。中國傳統社會人口增長的速度往往高于糧食生產水平的提升速度，乾隆年間這一特征表現得更為明顯。

正是這樣的人口奇跡造成了乾隆朝的尷尬。一方面，人口繁庶歷來是統治成績和國家實力的最有力證明，另一方面，人口增長也帶來了方方面面的問題。雖然清代糧食總產量居歷史之冠，人均卻是最低。據吳賓《論中國古代糧食安全問題及其影響因素》一文，歷代糧食人均占有量，秦漢為985斤，隋唐為988斤，宋代為1457斤，明代為1192斤，而乾隆年間，僅為780斤。

人口壓力導致了空前的生存競爭。

由于人口的增長，人多地少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地主不斷提高要價，增長地租，貧民越來越無法承受。有案例記載，乾隆初年，四川瀘州的一塊土地，每年向地主交租8石5斗。僅僅過了4年，地主就把地租提高到了24石。另一個案例顯示，湖北黃岡的一塊土地，原本收租3石，2年后，租價就上升到了6石。地租如此直線上升，使那些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佃戶忍無可忍，不得不起來抗爭。

乾隆六年（1741年），江蘇崇明等地因風災減產，佃戶老施二帶頭不交地主的田租，還組織周圍的佃戶，驅逐前來收租的地主。地主在保正的幫助下，逮捕了幾名動手的佃戶關在私牢中，老施二又組織民眾，“將業主寓所、保正房屋肆行燒毀”，救出被捕之人。

不久，靖江縣也發生要求減租、抗租的風潮。乾隆六年八月，靖江縣貧民沙九成等人“糾集多人，私立合同，喝令罷市，希圖挾官報災，免糧賴租”。

除了抗租之外，抗稅斗爭也越來越普遍。由于農民普遍貧困化，越來越多的人種不起地。乾隆十二年（1747年），河南羅山縣農民集體抗稅，“刁徒七八百人各執木棍鐵锨等物，并挾有草束，又復前來，公行叫喊，奉旨不完錢糧，不許差役催追舊欠”。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江蘇江陰縣也出現大規模的抗稅斗爭，“是年秋，邑大旱，有司不以上聞，征稅如故，西鄉民相率哄縣堂，人挾苗一束委棄庭中，頃刻山積。閽者以大言嚇之，幾至激變”。

雖然在經濟上對農民、特別是貧民慷慨大度，但是在政治權利上，乾隆卻是有史以來最為吝嗇嚴苛的皇帝。他全力維護農民的生存權乃至溫飽權，但是絕不允許農民有政治表達權。

因為統治者最熱愛的是穩定，而維護穩定的最核心手段則是維護綱常。一旦綱常紊亂，則統治者必然受到威脅。

所以，乾隆對于老百姓，有著對比鮮明的兩副面孔：

對于安分守己的“良民”，他“視如赤子”。

對于不守本分的“刁民”，他則視如仇敵，必欲除之而后快。

應該說，民眾斗爭的風起云涌是清王朝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表現。經濟總量的擴大，經濟結構的變化，必然造成經濟沖突和經濟糾紛日益增多。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民眾的政治意識、權利意識也同步覺醒，社會上出現一些自發的維權組織，這本是一個正常的社會現象，也是政治文明發展的一個難得契機。

乾隆年間，在地主與佃戶的經濟沖突中，佃戶們表現出越來越多的組織性。他們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相互聯系，用演戲、賽會、歃血、結盟的方式團聚起來，有組織地和地主進行斗爭。有的地方出現了鐵尺會、烏龍會、長關會等組織。乾隆十八年（1753年），福建邵武佃農杜正祈等“結無賴子數十人，屢與田主搆難。恃拳勇，入市強橫，久之黨漸眾，遂陰蓄異謀，人給一鐵尺，號鐵尺會”。有的地方還設立會館，推舉佃長，甚至組織武裝，與地主們公開對抗。中國民間社會的自我組織性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面對這種形勢，乾隆的第一反應是恐懼。

在乾隆看來，“涓涓不絕，將成江河，萌芽不剪，將尋斧柯”。在乾隆時代，一切民眾聚集事件都被視為敵對事件。為了防微杜漸，他必須在“群情洶涌之初”，“擒首惡以儆余兇”。乾隆規定，嚴禁民間結盟、罷市、聚眾毆官，如果至四五十人，那么“不分首從，即行正法”。

乾隆六年（1741年），戶部寶泉局，也就是相當于今天財政部印鈔廠的兩千多名工人，因反對工頭克扣工資，停爐罷工。步軍統領衙門出兵彈壓，工人們“俱登廠內土堆，拋磚擲瓦喊叫”，官兵竟向手無寸鐵的工匠施放鳥槍。事后，乾隆帝還因為沒有殺幾個人而嫌官兵鎮壓不力，朱批道：“辦理殊怯矣！此等刁民，即槍傷一二何妨。”“此等刁風，甚屬可惡……著舒赫德等嚴訪為首之人，務必重處，以警其余。”

對于“刁民”自發組織起來的抗稅抗租行為，他更是嚴厲打擊，決不手軟。

江蘇崇明老施二抗稅事件報聞之后，乾隆皇帝批示道：“此等刁風，不可長也，務獲實犯奏聞。”此案的最終處理結果是，“老施二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后處決”。

乾隆十三年（1748年），蘇州米商囤糧抬價，一介布衣顧堯年和平到官府請愿，請求官員控制糧價，保證貧民能活下去。為了表示自己對大清政府的恭順，他特意“自縛雙臂”，跪在地方官面前。然而秉承乾隆不許對主動提出權利要求的百姓后退寸步這一原則的官府，竟然把顧堯年逮捕入獄。蘇州百姓群情激憤，一起來到官府要求釋放顧氏，官府卻大加鎮壓，連續逮捕了三十九人。事情上報乾隆，奏折中的“聚眾”二字令乾隆大為警惕。他說“因近日聚眾之案甚多，特命刑部定議，照陜甘刁民聚眾之例，立即正法”。顧堯年等人因此被蘇州官員杖斃于大堂之上。

在這樣的背景下，河南夏邑縣多起災民控告上司的事件，在乾隆眼中就成了無比重大的政治事件。

果然不出皇帝所料，在嚴刑拷打之下，災民劉元德交代，他來告御狀，路費不是自己拿的，自己也拿不出，是夏邑縣的秀才段昌緒和武生劉東震兩個人共同資助的。這兩個人鼓勵他扳倒縣太爺，說這是造福全縣的大好事。

對這個審理結果，乾隆并不滿意，因為沒有把彭家屏挖出來。皇帝直覺彭家屏與此事逃不脫干系，而且只有把彭家屏牽系進來，這個案子才有可能做大，才能制造震動全國的效果。

就在皇帝下達了繼續熬審劉元德，同時逮捕段昌緒和劉東震的命令后，到河南暗訪的觀音保回來了。

觀音保是皇帝最信任的親信之一。他事上忠誠，為人敏捷，辦事周密。聽到他回來，皇帝連忙召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