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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不見，觀音保模樣大變。微服出行時新換上的湖綢長衫已經蒙上一層塵土，臉龐也比出行時消瘦了許多。

他搶步上前，請了個安，回道：“皇上，夏邑之災，并非尋常水災，而是百年不遇的大災！”

觀音保匯報說，夏邑和附近的永城縣遭災已經兩年了，由于連歲未登，積水未涸，今年仍無法下種，百姓對于縣令和巡撫極度不滿，咒罵之聲充滿城鄉。由于多年重災，窮民景況不堪入目。縣城里乞丐遍地，鄉間則餓殍滿眼。全縣物價奇高，只有人價極低，滿大街都是賣兒賣女的人。為了證明自己的調查結果，他還特意在災區買了兩個孩子。

“哦？花了多少錢？”皇帝問道。

“四百八十文。”

那時的四百八十文約合現在九十六元錢，大約是一只烤鴨的價格。

“什么？兩個孩子加在一起？”

“對。”觀音保說著，從身上掏出一張紙，呈給乾隆。乾隆接過來一看，是一張賣身契，價目清清楚楚。

皇帝默然不語，良久，一揮手：“你先出去吧。”

觀音保悄無聲息地退步，轉身，退出殿外。

皇帝陷入了尷尬。看來，地方官確實罪不可逭。他原來以為，夏邑所遭的是尋常災害，沒想到會重到如此程度。圖勒炳阿和孫默欺君罔上、漠視民命達到如此程度，實堪發指。必須嚴肅處理，才能平民憤而肅官箴。

可是，如果因為老百姓告御狀而摘了巡撫和縣令的帽子，必然在大清帝國內開創一個極為不好的先例。這一傳奇性的“平民扳倒巡撫”事件必然會成為爆炸新聞，迅速傳遍全國。本來，大清帝國如今的政治形勢就不穩，各地抗稅抗租斗爭此起彼伏。如果這事再傳開，那么無異于火上澆油，豈不極大地助長民眾的自發斗爭？

深思熟慮之后，皇帝做出了這樣的決斷：

第一，嚴肅處理地方官。圖勒炳阿被革職，發往烏里雅蘇臺充軍。夏邑縣、永城縣兩縣知縣也革職，等待進一步審訊處理，以警誡其他諱災官員。

第二，彭家屏被立刻勒令回家，以后不得以縉紳干預公務。劉元德、段昌緒、劉東震三人，交山東巡撫審辦，一定要查出背后有沒有其他主使。

看來是各打五十大板。

皇帝還下了一道意味深長的諭旨給河南老百姓：

并傳諭各百姓等，俾曉然于朕惠愛黎元，一體之意，各安本分，靜候給賑。至巡撫、知縣之罷斥，乃朕遣人密加訪察，自為整飭官方起見，初不因彭家屏之奏，亦不因一二刁民之遮道呈訴也。若因此遂增致長刁風，挾制官長，擾及賑務，則是自干罪戾，不能承受國家惠養之恩矣。（《清高宗實錄》）

意思是說，這起案子的處理，是因為我洞察一切，主動發現，并不是因為彭家屏的奏報，也不是因為“一二刁民”告御狀。如果以后誰效仿這幾個“刁民”，以下犯上，那么必然要受到國家的嚴懲。

這一道上諭，體現了皇帝在面對民間政治參與熱情性時的進退兩難。

面對洶洶民情，乾隆全力以赴，高筑壩壘，將其約束在“綱紀”的河道內。

那么，底層民眾受到冤屈，就只能等死嗎？

乾隆認為，這種情況下，群眾有權利上訪。但是，一定得在國家政策規定內，一級一級來，不能“越級上訪”，更不能采取“聚集”“鬧事”等危險手段。皇帝的理論是，“至該處百姓，如果追比負屈難伸，應赴上司衙門控告，乃敢聚眾赴署，紛紛毆鬧，此風斷不可長”。

“應赴上司衙門控告”，這便是皇帝所開具的普通百姓對付貪官污吏的唯一辦法。就是說，你必須在體制內反映申訴，尋求解決的辦法。

問題是，傳統社會體制內的申訴機制常常是失效的。底層百姓的上訪，最常見的處理方法是被上級發回基層處理。如果“赴上司衙門控告”遭到拒絕，被發還原縣鎖系，又怎么辦？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九月，湖南新寧縣百姓劉周佑到知府處控告新寧縣縣令營私舞弊，代理知府不問青紅皂白，將案子發回新寧縣處理。新寧知縣利用職權，挾私報復，把劉周佑關押在監。縣民忍無可忍，紛紛罷市以示抗議，事情被匯報給了皇帝。

這種情況下，皇帝做了如下一段批示：

抗官之案，雖事涉有司，應行參處，亦必首懲糾眾之人。而于官員應得處分，不即汲汲究治，誠慮匪徒因此長奸，不可不防其漸也。

就是說，對于百姓對抗官府的案子，即使百姓有理，也得受到嚴懲。而對官員的處理，不可過重。因為如果嚴處官員，那么百姓必然得到鼓勵，以后會變本加厲，益發助長了“以下抗上”的“歪風邪氣”。用乾隆自己的話說就是“刁民鬧事而即參知縣，將使刁風益熾矣”，“將來愚頑之徒，必且以此挾制官長，殊非整飭刁風之道”。

乾隆的這個邏輯，在處理夏邑縣事件時也得到了另一次清晰的解釋。乾隆在給夏邑人的另一篇諭旨中，如此告誡百姓：

州縣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訐其父母，朕豈肯聽一面之詞，開挾制之風。譬如祖雖愛其孫，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風斷不可長！

官員是民之父母，那么皇帝自然是民之祖父了。祖父當然是疼愛孫子的，但是遇到孫子和自己的父母作對，明智的祖父會怎么做呢？顯然，他絕對不會助長孫子反抗其父母的惡習。因為，你今天反抗了父母，明天你就會反抗祖父。這不是顯然之理嗎？

因此，作為孫子，即使受了父母的委屈，也只能含冤忍受，等著祖父有一天發現父母的錯誤加以懲治，而不應該主動跑到祖父面前，來說父母的不是。如果主動報告，就是孫子不守孝道，不能“子為父隱”。本來祖父要申斥父母，一聽孫子公然陳告，也會先壓下來不辦，不能讓孫子長臉。

同時，他還要把孫子交給自己的兒子，讓他好好處理處理。他知道，自己的兒子十分明白怎么處理孫子，才能使他記往下次不要再犯上作亂。

果然不出乾隆所料，他的“兒子”賑災不行，但是處理“孫子”造反事件，卻極富政治天分。

乾隆命令把劉元德、段昌緒、劉東震交給山東巡撫審辦。山東巡撫當即發文給夏邑知縣，也就是那個被夏邑人一再控告的孫默，命他立刻把秀才段昌緒和武生劉東震抓起來，押遞到山東。

革職的命令還沒有從省里傳下來，但孫默已經知道自己的烏紗馬上就要丟掉，因此他非常清楚如何辦理這個案子。他沒有像往常一樣，派衙役抓人，而是親自帶領人馬，前往秀才段昌緒家，命令對段家徹底搜查，特別是對書籍文章，要片紙不留，一律搜出讓他檢查。

他知道，皇帝對文字之獄特別有興趣。這些秀才們積習難改，平時一定會寫些日記文章之類，而這些文章之內保不齊會有一兩句牢騷怨望之語。如果找到一兩句他們咒罵政府的證據，那么這個案子就會升級為政治案件，自己很可能就會脫身，起碼也會減罪。

果不其然，衙役們在段昌緒的臥室之中搜出了幾頁文書，居然是吳三桂起兵反清時的檄文抄本。這篇檄文，八十年前廣為流傳。八十年后，段昌緒仍然保留，這不是大逆是什么？

孫默如獲至寶，他飛馬把這一“成果”匯報給圖勒炳阿。圖勒炳阿又添油加醋一番，以八百里加急的文件報給皇帝。

乾隆對此非常重視。一方面，他對任何政治上的反清苗頭都視如大敵，另一方面，在前兩天對夏邑事件各打五十大板后，他感覺十分不妥。因為各地密報已經傳上來，說雖然皇帝各打了五十大板，但是“平民百姓扳倒巡撫”的消息仍然像長了翅膀一樣，立刻傳遍了大清各省，那幾個敢于告御狀的平民已經成了全國人心目中的英雄。不少地方的人聞聽此消息，準備要進京告狀。

皇帝于是斷然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夏邑縣知縣孫默以及圖勒炳阿能偵破這樣的反清大案，“尚屬能辦事之員”。偵破反清政治大案之功與諱災這樣的小過不可同日而語，“緝邪之功大，諱災之罪小”，因此不必革職，仍留原任。

第二，命直隸總督方觀承前往河南，與圖勒炳阿一起徹查此大案，特別是要查清這個檄文到底從哪里抄來，背后有沒有其他組織或者情由。

皇帝在上諭中還莫名其妙地著重說了這么一句：“命方觀承會同圖勒炳阿前往彭家屏家抄家，以檢查彭家是否也有這道偽檄。”并且立刻命令彭家屏前往北京，聽候皇帝親自問訊。

顯然，皇帝一定要將退休二品大員彭家屏牽連進案子中，才算罷休。

四月二十六日，皇帝回到圓明園，結束了此次風波迭起的南巡。他召來彭家屏。在嚴審之下，彭家屏交代出自己家中確實存有幾本明末野史，比如《潞河紀聞》《日本乞師記》《豫變紀略》《酌中志》《南遷錄》等數種。

然而，方觀承與圖勒炳阿抄家的結果卻與彭氏交代大相徑庭，原來彭家屏之子彭傳笏聞聽抄家之信后，已經把家中所有這些“禁書”一把火燒了。

但方觀承也有成果。他說，經過審訊，劉元德交代，他的御狀狀子曾經給彭家屏的侄子彭型看過，這從側面證明，彭家屏與這個告御狀事件確實有關，皇帝的判斷是正確的。<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