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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沒有任何政治企圖的獻詞者，比如為了愛情而獻書的馮起炎，他可以放一條生路。而對“妄議國政”，事干政治者，他絕不放過，非使其家破人亡不可。通過這些慘案，皇帝嚴肅提醒底層民眾，國家不需要任何底層社會的自發(fā)政治熱情，只需要他們的馴服和沉默。

乾隆朝另外許多文字獄，其實是與打擊民間宗教密切聯(lián)系在一起的。

民間宗教和秘密會社歷來是農(nóng)民起義的溫床。自漢代以后，幾乎所有大的農(nóng)民起義，都有著民間宗教的背景。東漢末年的黃巾軍，以“五斗米教”聚斂人心。方臘起義，借的是明教的招牌。元末彭瑩玉起兵，以“白蓮教”為旗幟。而馬朝柱案件也典型地具備民間秘密結(jié)社的特征。

自馬案以后，乾隆對于那些有任何民間宗教及結(jié)社嫌疑的文字，都十分警惕。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阜寧查出老百姓周瑞家有“妖書”一本，名叫《古圣遺書》，內(nèi)中不過是劉伯溫推背圖，預(yù)測天下運數(shù)等，原是民間常見之物。乾隆得知后，神經(jīng)緊張，小題大做，批示道：“甚可惡！非尋常勸人吃齋之可比，當盡法窮究。”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九月，山西一個算命的游民席守業(yè)在外地游蕩時，被搜出身攜一紙，所寫內(nèi)容據(jù)說是湖北武當山上，一場大雨之后，沖出的一塊石碑上的文字，也是預(yù)測未來吉兇，說將有刀兵臨世。皇帝對此事的批復(fù)是：“此等荒誕不經(jīng)之事，流播民間，惑人聽聞，自當嚴切查拿，務(wù)得造作為首之人，重加懲治。”

這些案件，歷來被歸為“文字獄”檔，實際上這只是乾隆為防范民間宗教及結(jié)社而采取的恐怖手段，與傳統(tǒng)文字獄性質(zhì)截然不同。

乾隆朝此類“文字獄”，大多是無中生有，小題大做，除了反映統(tǒng)治者的“杯弓蛇影”外，沒有什么意義。但是瞎貓有時也能碰到死耗子，乾隆通過大撒文字之網(wǎng)，居然還真?zhèn)善七^一起貨真價實的教案。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山東小長治村李孟炳等人攜帶“邪書”，到河南臨潁縣一帶傳八卦教，為地方差役查獲。地方官隨即展開調(diào)查，又在臨潁縣一個教徒家中搜得《訓(xùn)書》一部，內(nèi)容荒誕不經(jīng)。河南巡撫將“經(jīng)書”上呈御覽。這些地方大吏的“階級斗爭”弦遠沒有乾隆繃得緊，審查數(shù)遍，也沒看出書中有什么“悖逆情事”。倒是乾隆皇帝極為精細，“經(jīng)書”報送上來后，他細細閱讀一遍，“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了問題。他發(fā)現(xiàn)，書中有一字經(jīng)過了涂改，把“胡”改成了“明”：逆書中有“平明不出周劉戶，進在戊辰己巳年”之句。朕閱“平明”之“明”左旁日字有補改痕跡，細查筆法，系“胡”字遷就改易而成，其為大逆顯然。

乾隆皇帝平時深文周納，而這一次他確實抓到了一點真東西。地方官員又查獲其他經(jīng)書，證明乾隆的推測正確，原文確是“胡”字。也就是說這些字句中確實含有反清思想。這就堅定了乾隆把此案辦到底的決心。嚴查之下，終于揭開了八卦教的神秘面紗。

原來，早在康熙初年，一個叫劉佐臣的人在山東創(chuàng)立了八卦教。這個宗教的特點是“儒教專制化”。八卦教教主劉佐臣被教徒尊為“太陽神”，號“圣帝老爺”。徒眾每次進餐之前都要向圣帝老爺獻飯，口稱“求圣帝老爺慈悲”，每日磕頭三次，每年上供五次。它宣傳，宇宙三世分別由李老君、釋迦如來佛和孔夫子掌管。孔夫子是掌管最后一世的“收元祖師”，是宇宙的最后主宰。他說劉家是孔子轉(zhuǎn)世，所以教內(nèi)強調(diào)分尊卑，明長幼，用儒學綱常為教內(nèi)紀律服務(wù)，要求他們“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愚忠于教首。這個教派的最引人注目之處是它實際上就是一個龐大的斂錢系統(tǒng)，各地卦長像地主收租一樣，定期收取教徒費用，并將所斂錢財送到山東劉家。教主之下，設(shè)八個卦長，每個卦長之下設(shè)六個爻長，再下是真人、流水、點火、全仕、傳仕、麥仕、秋仕等職。誰收的徒多、斂的錢多，封的教職就高，“管的人多，如同當官一樣”，其原理與傳銷異曲同工。他們斂錢名目繁多，手段多樣。收徒弟要斂錢，作會要斂錢，封某人的教職更要斂錢，教主過生日還要斂錢。他們“以出錢多寡定來生福澤厚薄”，斂錢名目大同小異，如根基錢、扎根錢、跟賬錢、種福錢、四季錢、香火錢、進身孝敬錢等等，不一而足。

由于創(chuàng)立了世襲家長制的繼承方式，把宗教當成了家族事業(yè)，教徒當成自己的“吃飯本兒”，這一教派成了劉家興旺發(fā)達的基礎(chǔ)。經(jīng)過劉佐臣、劉儒漢父子兩代慘淡經(jīng)營，劉家通過傳教已經(jīng)獲得巨大的現(xiàn)實利益。

從康熙初年到乾隆三十幾年，八卦教存在了一百多年，劉家后代始終充當八卦教教首，傳承五代，幾如一個王朝。教徒眾多，組織嚴密，極為興盛。“輾轉(zhuǎn)煽惑”，已“蔓延數(shù)省”，“從其教者動輒千百人”，發(fā)展成為一個龐大的地下秘密宗教王國。教內(nèi)組織盤根錯節(jié)，已成不可解之勢。他們在掌握巨大資源的基礎(chǔ)上，產(chǎn)生野心，要“火焚幽燕”“平胡”也是自然的事。當然，還沒有等他們真正有所動作，就被“英明”的皇帝通過“文字大網(wǎng)”網(wǎng)了出來。乾隆“如梳如篦”的文字密網(wǎng)終于功效大顯。這件事更鼓勵皇帝對這類“文字之獄”不能放過。

歷代民間宗教教首中，都有一些人，通過“裝神弄鬼”的方式，來宣揚自己的神異，以獲眾人擁戴。他們或者說自己夢到了天神托言，或者說自己突然獲得了異能。也有些教首，本身是癔癥患者，通過民間巫術(shù)來吸引信眾。

“農(nóng)民屬于低度文化、淺層思維的社會群體。”（《晚清鄉(xiāng)土意識》）他們的生活方向，主要靠習俗、直覺、群體無意識、群體情緒為主導(dǎo)，缺乏理性精神和分析能力。他們可以輕易相信他們的領(lǐng)袖具有神通，“刀槍不入”“撒豆成兵”，相信洋人“剜人眼睛做藥”，相信“耳屎可以致人啞”，相信種種奇奇怪怪的偏方。因此，他們很容易被那些“心懷不軌”的人所利用，充當炮灰，成為社會動亂的主力。

基于對歷代農(nóng)民起義的研究，以及精細求全的個性，乾隆對那些“瘋?cè)嗽旆窗浮保宦蓪幙尚牌湔妫豢尚牌浏偂＜词箤徲嵶C明確實是瘋子，他也認為這樣的人留在地方，是不穩(wěn)定因素，保不定什么時候會為心懷不軌者所用。乾隆為了給自己的殘忍找借口，還解釋自己的動機說：“此為瘋?cè)酥浴Ｈ淮说葻o知妄作，病廢之時尚復(fù)如此作為，其平昔之不安分，作奸犯科，已可概知，豈可復(fù)容于光天化日之下？”就是說，這些瘋?cè)撕玫臅r候必然也是不安分之人，所以病時才暴露內(nèi)心的罪惡。因此，殺掉他們并沒有什么不妥。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寓居湖北的流亡文人劉三元自稱漢朝后裔，“要天下官員扶持”，并將這些話寫在紙上，被官府查獲。據(jù)其親屬和鄉(xiāng)鄰招供，劉三元一向患瘋病。經(jīng)過反復(fù)研訊，湖北巡撫宋邦綏等雖認為“其瘋癲似非盡由捏飾”，但“恭逢圣世，膽敢假借夢語，肆行狂吠，不法已極”，奏請依照大逆律凌遲處死。奉旨準行。

同年八月，又有瘋?cè)送踝谟?xùn)以書寫“我有天神扶助”“可為天下之主”等“逆詞”而被盤獲。經(jīng)查王宗訓(xùn)已有八年的精神病史，但承審官廣西巡撫馮鈐等仍以其膽敢妄造逆詞，不法已極，奏請照大逆律凌遲處死，親屬緣坐。

以上諸案，經(jīng)過審實，與宗教和起義無關(guān)，乾隆仍然不放過。這固然是統(tǒng)治者的過度防御，背后仍然有其他策略考慮。對乾隆來說，這是一種低成本的、省事而高效的處理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個別心懷不軌者裝瘋賣傻，逃過法網(wǎng)。同時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制造恐怖，恫嚇“愚民”，“務(wù)必重處，以儆其余”，使那些正常人越發(fā)不敢犯法。底層民眾的幾條性命，在他的“政治大局”中是不值一錢的。

我們不能不承認乾隆皇帝對農(nóng)民起義規(guī)律的認識頗為深刻，防范的手段也確實老辣陰狠，然而這并不能阻止清代后期風起云涌的一次次大起義。一味地迷信打壓和控制的統(tǒng)治者甚至自身就受到了懲罰，就在他前所未有地打擊民間宗教的過程中，白蓮教起義的怒潮差一點掀翻了他的統(tǒng)治。而在他故去五十年后，正是四次科舉沒能考上秀才的“失意文人”洪秀全，利用“上帝教”起事，再一次沉重打擊了大清朝。

三 消滅記憶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年初，江西新昌縣衙門口，一個目露兇光的中年人，挾著一本厚厚的大書來告狀。

告狀人叫王瀧南，是當?shù)刂摹肮夤鳌保綍r橫行鄉(xiāng)里，惡名遠揚。他所挾的書叫《字貫》，是鄉(xiāng)間舉人王錫侯新編的一本字典。他稟告縣令說，這本書“狂妄悖逆”，十分反動，應(yīng)該嚴厲法辦。

縣令和王瀧南沒少打交道，知道他和王錫侯是仇人，所以早已心存警惕。縣令接過書，粗粗翻了一遍，皺著眉頭問：“這不過是一本普通的字典罷了，有什么悖逆之處？”

王瀧南跪行幾步，上前指著這本書的序：“請看這幾句。”

縣令定睛一看，作者王錫侯在自序中寫道，《康熙字典》的檢索方式有問題：“《康熙字典》所收四萬六千字有奇，學者查此字遺彼字，每每苦于找遍全書，掩卷而仍茫然。”意思就是說，《康熙字典》排序，字與字之間沒有聯(lián)系，查起來很不方便。他的這部《字貫》，則解決了這個問題，把同義之字，貫穿一處，便于查找。

縣令仍然大惑不解：“這有何悖逆？”

王瀧南急急地說：“《康熙字典》乃是圣祖皇帝御制，王錫侯膽敢指斥圣祖皇帝所編字典不如他的好，這不是大逆是什么？”

縣令啞然失笑：“哦，原來如此！這不是雞蛋里挑骨頭嗎？”

剛說完，縣令突然意識到自己的話不妥。他眼睛一轉(zhuǎn)，臉色突然變得陰沉起來：“不過既然你這么說，如此文字大案，我就給你報到巡撫大人處。”

乾隆中期的官員們，對文字之案，一律寧左勿右。他們素知皇帝對文字問題看得極重，“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

江西巡撫海成是旗人，文化水平不高，但對“文字之案”向來十分積極。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皇帝在全國開始推行“查辦禁書運動”，大多數(shù)省份表現(xiàn)不力，查出的禁書數(shù)量寥寥。江西卻成績突出，在海成的緊抓之下，兩年間查出“不法”禁書八千余部，列全國之首。

雖然對文字習慣于雞蛋里挑骨頭，海成也覺得《字貫》算不上什么大案。王錫侯說的這句話，頂多算得上“狂妄”，怎么能稱“悖逆”？不過事關(guān)文字，最為細小也要直接上達天聽。他把案子的原委寫成一道詳細的匯報，說這句序言畢竟語氣狂妄，建議將王錫侯的舉人頭銜革去，以便審擬定罪，當否，請皇帝批示。

海成覺得自己夠小心謹慎的了，他哪里能料到，這道奏折居然威脅到了他的性命。

奏折加上樣書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到了皇帝的書房。這兩年皇帝流年不利。第二次金川戰(zhàn)爭進行多年，去年才勉強慘勝，大丟朝廷的面子。今年年初，皇太后去世，孝心極重的皇帝悲痛不已。特別是推進“禁書運動”兩年多，各地督撫毫不用心，進展十分緩慢，令皇帝一籌莫展。心情不佳的皇帝拿起這本字典，讀了讀序文，感覺所謂“悖逆之處”確實也沒什么了不起。漫不經(jīng)心地讀到第十頁，皇帝的身子突然坐直了，須眉皆立，滿面漲紅，提筆在海成的奏折上批道：“此實大逆不法為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應(yīng)照大逆律問擬！”

究竟什么事，讓皇帝如此動怒呢？原來在第十頁上，作者王錫侯為了讓讀者明白什么叫“避諱”，把康熙、雍正、乾隆三個人的名字也就是“玄燁”“胤禛”和“弘歷”六個字寫了出來，提醒讀者，寫文章時遇到這六個字，一定不能寫全，或者少寫一個筆畫，或者改用其他字，否則便犯了“諱”。

這本是一片好心，心緒不佳的皇帝讀起來卻十分觸目。在傳統(tǒng)社會，尊長的名字是不許直接叫的。美國人可以直接叫他的父親湯姆或者彼德，而在過去的中國，兒子直呼老子的名字，卻是滔天之罪。皇帝因此跳起腳來大罵海成，說《字貫》的“大逆”開卷即見，海成竟然說“無悖逆之詞”，可見工作是多么不認真，對皇帝是多么不忠愛。皇帝傳諭給海成，罵他“雙眼無珠”，罵他“天良盡昧”，又命他將逆犯王錫侯迅速押解進京，交刑部嚴審。就這樣，王錫侯《字貫》案一下子升級為欽辦的特大逆案。

其實皇帝的反應(yīng)實在是過度了。在傳統(tǒng)社會犯“諱”其實是難免的事，因為林林總總的忌諱太多了。乾隆皇帝在這個問題上本來是十分寬容的，雍正年間，許多人因為犯諱受罰，他大不以為然，剛即位就一再降旨聲明：“避名之說，乃文字末節(jié)，朕向來不以為然。”因此，王瀧南雖然千方百計陷害王錫侯，卻沒有想到做他犯“廟諱”“御諱”的文章，海成讓“悖逆”“開卷即見”的《字貫》漏掉，也并不是他“雙眼無珠”，而是因為這本來不是什么“問題”。

那么，皇帝這次為什么偏偏要自食其言，大動肝火，抓住這個小小的問題上綱上線呢？事情還要從乾隆三十九年禁書說起。

歷經(jīng)父祖兩代奠定的良好基礎(chǔ)，繼以乾隆初年的勵精圖治，大清帝國躍上了盛世的頂峰。國勢如烈火烹油，鮮花著錦，各項指標都遠邁前古。

雖然治績?nèi)绱溯x煌，乾隆并沒有絲毫飄飄然。易經(jīng)說“無平不陂，無往不復(fù)”，又說“處泰慮否”。中國古老的辯證法早就提醒人們，凡事達到極盛的那一刻，往往就是轉(zhuǎn)向衰敗的開始。

因此，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之后，皇帝越來越多地提醒自己，絕不能出現(xiàn)任何松懈思想。越是順利之時，越要振作精神，否則就會翻車。“保泰持盈”四個字越來越多地出現(xiàn)在皇帝的文件當中。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二月，他在諭旨中對全國臣民說，當此全盛之日，自己“惟當益加兢兢業(yè)業(yè)，保泰持盈，用以上承靈休，以與我天下臣民共享太平之福”。（《清高宗實錄》）平準不久，他寫詩自勵道：“日勵自心強不息，敬天勤政又從頭。”

皇帝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沒有改變自己勤政的習慣，反而更加兢兢業(yè)業(yè)，謹小慎微，奮發(fā)勤政。乾隆確實是雄心太熾，這個政治超人還有無窮的精力。他認為保持盛世難于創(chuàng)造盛世，只有用“爭”的心態(tài)來“保”，才能真正“保”住勝果。因此，他毅然把所有已經(jīng)取得的成績推在一邊，希望從頭開始，尋找自己統(tǒng)治中的漏洞，為大清王朝消除一切隱患，為后世子孫提前解決一切難以解決的問題，以保證大清江山億萬斯年永不變色。

那么，大清天下還有什么漏洞呢？

經(jīng)過“夙夜倍切”，細心梳理，皇帝發(fā)現(xiàn)，那就剩思想文化領(lǐng)域了。經(jīng)過康熙、雍正兩代文字獄，清王朝思想專制已經(jīng)大大加強。但是，全社會特別是社會中下層的反清意識并沒有徹底根除，“不法文字”私下也仍有大量存留。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彭家屏案反映出，民間社會許多人家藏有明代的野史，甚至還有吳三桂的反清檄文。秀才們視如奇寶，爭相傳抄，還在上面批批點點，大表贊同。這個案子說明，一些人特別是中下層知識分子心中仍然執(zhí)著于“華夷之辨”，不認同大清的統(tǒng)治。與此同時，幾起零星的民間暴動，比如乾隆十七年（1752年）的馬朝柱反清案，都打著“反清復(fù)明”的旗幟。這說明國家承平百年之后，漢人頭腦中的“反清意識”仍然是社會動亂的最佳火種，是大清社會存在的最大隱患。

韓非子說得好，“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統(tǒng)治者不僅需要有“硬實力”，還需要有“軟實力”。列祖列宗成功地馴服了內(nèi)地人民的身，卻沒能徹底地“馴心”。而只有達到“馴心”的統(tǒng)治深度，大清江山才能億萬斯年。然而，“馴心”又是最難的，它需要的是慢工出細活。如今，所有其他迫切的重大問題都已經(jīng)解決了，他正可以利用這個時機，好整以暇，集中精神解決人們的思想意識問題。

因此，宣布國家進入“極盛”以后，皇帝提出了“大興文治”的口號。皇帝說，圣明之治，“始之以武，終之以文”。

“文治”的核心是為全國臣民確立一套正確的歷史觀和價值觀。在日理萬機處理無數(shù)繁雜政務(wù)的同時，皇帝還親力親為，在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重點抓了如下幾件大事：

一是為天下臣民“御制”了一部標準的歷史。編寫歷史教科書是構(gòu)建意識形態(tài)最強有力的武器。通過講故事的方式來構(gòu)建和修改一個民族的記憶，歷來是最高明的統(tǒng)治技術(shù)之一。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皇帝指導(dǎo)大臣編成《御批歷代通鑒輯覽》一書，系統(tǒng)講述了從黃帝到明末共計四千五百五十九年的歷史。

清代統(tǒng)治者入關(guān)后遇到的最大意識形態(tài)困難就是建立在“華夷之辨”基礎(chǔ)之上的“正統(tǒng)觀”。按照傳統(tǒng)的說法，少數(shù)民族入主中原，不論怎么解釋，都是一種無法容忍的“本末倒置”。乾隆在這部書中最著力的，是確立新的“正統(tǒng)觀”。乾隆從“天下一家”和“大一統(tǒng)”的角度重建“正統(tǒng)觀”，重新論證了歷代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的合法性。乾隆從《春秋》等傳統(tǒng)經(jīng)典中為自己尋找依據(jù)說：“夷狄而中華，則中華之；中華而夷狄，則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馬光、朱子所為亟亟也。”他強調(diào)“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也”，誰建立了“大一統(tǒng)”的政權(quán)，誰的政策措施有利于百姓的生活，誰就是自然的“正統(tǒng)”。通過這部書的廣泛傳播，外族統(tǒng)治者首次占據(jù)了“道統(tǒng)”的制高點，有效地宣傳了自己統(tǒng)治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