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舞者提示您：看后求收藏（詩鼎小說網網m.autocad360.cn），接著再看更方便。

禁水滸戲的理由則更為充分。《水滸》本是一部宣揚造反有理的“邪書”，宋江等人是以搶劫起家的黑社會組織，而祝家莊等民團則是維護社會秩序的義民，而《水滸》卻判斷顛倒：“《水滸》一書……如祝家莊、蔡家莊等處地方，皆屬團練義民，欲集眾起義剿除盜藪以伸天討者，卒之均為若輩所敗，而觀戲者反籍籍稱宋江等神勇，且并不聞為祝、蔡等莊一聲惋惜，噫，世道至此，綱淪法斁，而當事者皆相視漠然，千百年來無人過問，為可嘆也。”

那么，為什么不許演宮廷政治戲呢？這個彎彎繞也需要好好解釋解釋。因為這些戲里，往往把皇帝演得十分弱智。這些皇帝個個都是荒淫無道，寵愛西宮，聽信讒言，冤殺忠臣。這些戲曲，如果是在宮廷之內演給皇帝看，可以起到給統治者打預防針的正面警示作用。但是給鄉野的泥腿子看，有什么用呢？不但無益，而且有害。因為把皇帝演得這樣無能，只能讓平民百姓蔑視皇朝尊嚴。特別是其中有一些忠臣起兵“戕戮吏、劫監、劫法場”的場面，更容易引發他們以下犯上的沖動：“漢、唐故事中各有稱兵劫君等劇，人主偶信讒言，屈殺臣下，動輒招集草寇，圍困皇城，倒戈內向，必欲逼脅其君，戮其仇怨之人以泄其忿者，此等戲文，以之演于宮闈進獻之地，借以諷人主，亦無不可，草野間演之，則君威替而亂端從此起矣。又戕官戮吏，如劫監、劫法場諸劇，皆亂民不逞之徒、目無法紀者之所為，乃竟敢堂堂扮演，啟小人藐法之端，開奸侫謀逆之漸，雖觀之者無不人人稱快，而近世奸民肆志，動輒拜盟結黨，恃眾滋事，其原多由于此。”

而一些窮形盡相描寫奸臣如何禍政亂國的戲也不許演。這些戲劇，往往把奸臣們演得太丑太惡太沒底線，讓今人看了，認為我和他一比，還好過他十倍，因而放松了自我改造的緊迫感：“奸臣逆子，舊劇中往往形容太過，出于情理之外，世即有奸臣逆子，而觀至此則反以自寬，謂此輩罪惡本來太過，我固不甚好，然比他尚勝過十倍。是雖欲儆世而無可儆之人，又何異自詡奇方而無恰好對癥之人，服千百劑亦無效也。”

乾隆朝禁戲的另一個重點是武打、涉案內容。乾隆三年（1738年），福建水師提督王郡在匯報中說，有些地方戲，以武打、兇殺等刺激性場面穿插其間，借以吸引觀眾。結果造成一些人爭相模仿，“引類呼朋闖入戲館，取樂爭鋒、逞兇打架者不一而足”的“不良后果”，特別是青少年接受能力強而辨別能力差，很容易因此舞刀弄棒，走上邪路，因此請朝廷下令，禁戲以端風俗、寧地方。朝廷同意王郡的意見，認為這些戲劇容易起釁成歹，誘民為惡，壞人心術。而那些熱衷于觀看這些劇的人，想來也不是什么善良之輩。“若夫兇戲關目，如開腸破肚、肢解流血等事，凡在循謹良懦之流，必回首他顧，不欲卒視，其視之而毫無怖畏、手足舞蹈、躍躍如欲試者，此人非流氓即匪類，否則失教之子弟習于斗狠，將入下流者也，是兇戲關目之壞人心術如此”。

因此，朝廷下令，禁止搬演此類暴力兇殺內容。《殺子報》中母殺子的血腥，《伐子都》之嘔血，羅通殉難的盤腸大戰，張順跳波的舞刀弄叉，這些血腥場面都被禁止出現在觀眾面前。

乾隆皇帝并不是禁戲目的第一人，卻是“戲改”工作的首創者。

在審查劇本的工作中，皇帝發現了一個嚴重的問題。老祖宗給我們留傳下來許多膾炙人口的經典好戲。可惜，用乾隆朝嚴格的審查尺度衡量，幾乎部部都有“違礙之處”。如果一律禁演，那盛世舞臺上也就沒有什么戲好演了。

皇帝認為，對于那些內容基本積極向上的戲，不宜簡單粗暴禁毀，而應該通過局部修改，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更好地為盛世文藝舞臺服務。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皇帝在禁戲的圣諭中第一次提到了這個問題：“至南宋與金朝關涉詞曲，外間劇本，往往有扮演過當，以致失實者。流傳久遠，無識之徒或致轉以劇本為真，殊有關系，亦當一體飭查。此等劇本，大約聚于蘇、揚等處，著傳諭伊齡阿、全德留心查察，有應刪改及抽掣者，務為斟酌妥辦，并將查出原本暨刪改抽掣之篇，一并粘簽解京呈覽。”

意思是說，許多涉及南宋與金朝內容的戲，雖然主旨是為了表彰忠義，但是對金人等少數民族丑化過甚，因此需要加以修改。皇帝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制定了劇本審查制度，要求各地方官詳細審查收繳到的劇本有無需要改動之處，并匯報到皇帝處，由皇帝親自把關定奪。皇帝組織了一批專家學者，對這些戲曲中的違礙及不當之處一一修改。

戲改工作按三個對頭原則進行：一、思想感情對頭，即對清王朝要懷擁護忠愛之情，對少數民族不得存歧視污蔑之處；二、基本情節對頭，人物身份和關系應有倫次，扮演應使人信服、不可過分夸張；三、時代氣息對頭，不可亂用本朝服色，堅決糾正演員在著裝、語言以及整體風格方面低俗媚俗現象，“務須詳慎抉擇，使群言悉歸雅正”，從唱詞、幫腔、武打龍套、身段扮相、念白臺詞，到鑼鼓、道具，都在皇帝的親自指導下，進行了反復推敲修正，去掉了其中“反動”“低俗”“荒誕”“不合理”部分，拔高提純，脫胎換骨。

野史中的一個小故事傳神地表現了皇帝對改造工作的要求和態度。《清稗類鈔》載：“南巡時，昆伶某凈，名重江浙間，以供奉承值。甫開場，命演《訓子》劇，時院本《粉蝶兒》一曲，首句俱作‘那其間天下荒荒’，凈知不可邀宸聽也，乃改唱‘那其間楚漢爭強’，實較原本為勝。高宗大嘉嘆，厚賞之。”

為適應盛世需要，除了禁和改外，乾隆朝還創作了許多新的曲目。

皇帝按照“推陳出新”的原則，積極扶持重點創作，大力鼓勵新劇本的出現。

皇帝親自組織了層次極高的戲曲創作班子。這個班子由莊親王親自掛名，由刑部尚書張照擔綱，諸多有文藝才能的朝臣親自投入創作。《嘯亭雜錄》載：“純皇帝以海內升平命，張文敏制諸院本進呈，以備樂部演習。凡各節令皆奏演。其時典故如屈子競渡、子安題閣諸事，無不譜入。”他們在皇帝的親自指導下，主撰了一系列“大戲”，比如莊格親王親自創作的《鼎峙春秋》（內容是三國故事）、張照創作的《升平寶筏》（內容是西游記故事）、御用文人周祥玉創作的《忠義璇圖》（水滸故事）等。劇本的題材，既有歷史故事，又有魔幻傳說，“以忠孝節義為主，次之儒雅之典，奇巧之事，又次之以山海之荒唐，鬼怪之變幻，而要以顯應果報為之本。又凡忠臣義士之遇害捐軀者，須結之以受賜恤，成神仙；亂臣賊子之犯上無道者，須結之以被冥誅，正國法”。

皇帝在劇本的內容、唱腔、演技、曲牌、服裝、臉譜、道具等方面，都提出了極為重要的意見。乾隆朝宮廷戲劇的特點是規模宏大，氣派非凡。多數為十本二百四十出，人物眾多，氣勢恢宏，有的戲要是從頭到尾全部演完，居然需要十天時間，確實是“大戲”。這有詩為證，朝鮮使臣在看完宮廷大戲后寫道：“一旬演出《西游記》，完了《升平寶筏》筵。”（《灤陽集》）

戲本的主題當然是弘揚中華民族忠君孝親等偉大民族傳統。《鼎峙春秋》是三國故事，歸結到三國統一，天下太平，宣傳離久必合，合久必分，隱喻當時統治是中國天命之意。《忠義璇圖》的內容很特別，是水滸戲。水滸戲在民間當然是禁目，但是皇族似乎不怕污染。不過皇宮內的水滸戲內容當然已經提純發生了質變。這出大戲強調的是接受招安，為國盡忠。

如上所述，乾隆朝戲曲工作中的意識形態控制更為精致化、隱蔽化，皇帝煞費苦心，進行了許多“意識形態創新”。然而乾隆朝的戲曲發展卻呈現出一種怪異的走勢：既繁榮，又荒蕪；既熱鬧，又單調；既豪華排場，又內容空洞。

乾隆年間的宮廷大戲，規模驚人，排場無比。乾隆十六年（1751年），皇太后六十大壽，皇帝為了表孝心，給太后組織了一場空前的大堂會：“自西華門至西直門外之高梁橋，十余里中，各有分地，張設燈彩，結撰樓閣……每數十步間一戲臺，南腔北調，備四方之樂”，“游者如入蓬萊仙島”。十余里的路程上，每隔幾十步就有一座戲臺，算來至少上百座，皇家氣派，就是與眾不同。等到乾隆南巡時，各地大吏給他獻忠心，演出場面更是驚人：“御舟將至鎮江，相距還有十余里時，遙望揚子江岸上，著一大壽桃，碩大無比，顏色嬌嫩，紅翠可愛。待御舟將近，忽煙火大發，光焰四射，蛇掣霞騰，幾眩人目。正在人晃忽間，巨桃忽裂，現一劇臺，上有人數百，正在表演壽山福海折子戲。此景令人驚異，若在仙境一般。”

皇帝非常善于利用戲曲手段來裝點時代。政府投入巨資，對宮廷戲曲事業進行扶植，修建了中國歷史上最大、最豪華的宮廷大戲院，制造了空前的大型切末。“特聲容之美盛，器服之繁麗，則鈞天廣樂，固非人世所得見。”從戲臺建筑到服裝、切末，都呈現了一種特殊的、空前的豪華傾向，凡重大活動，必有大戲助興，充分展示國家的實力和盛世的風光。

乾隆時的一個文臣名叫趙翼者，有幸在避暑山莊看了這次大規模的演出。他回憶說，這次演出規模，完全出乎凡人的想象。戲臺高達三層，寬九間，參加的演員多達數千人。最為特殊的是，演出的舞臺是可活動的，內有高精尖的機械裝置，可以完成多種三維動作，演出效果十分驚人：“戲臺闊九筵，凡三層。所扮妖魅，有自上而下者，自下突出者，甚至兩廂樓亦作化人居，而跨駝舞馬，則庭中亦滿焉……至唐玄奘僧雷音寺取經之日，如來上殿，迦葉、羅漢、辟支、聲聞，高下分九層，列坐幾千人，而臺仍綽有余地。”（《檐曝雜記》）

所謂“自上而下、自下突出”，是指下層舞臺（稱“壽臺”）的天花板和地板，都是活動的，并安裝了機械，可以升降演員和切末。所謂“兩廂樓亦作化人居”，即指壽臺的后部是雙層臺面，上層叫“仙樓”。仙樓設有木梯多座，向下可到壽臺前部表演區，向上可通中層舞臺（稱“祿臺”）和上層舞臺（稱“福臺”）。演出場面之繁復、規模之宏大，可謂登峰造極，觀者無疑會被演出的氣勢和氣氛所震驚和感染。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哪個皇帝主持上演過乾隆時代那樣規模驚人的大戲。

皇族的喜歡、推動，巨額的金錢投入，極大地促進了宮廷戲曲的繁榮，也促進了民間戲曲的發展。乾隆年間，中國戲曲史上發生了許多大事，比如徽班進京，高腔異軍突起，昆曲繁盛一時。終乾隆一朝，昆曲空前繁榮，其他戲劇猶如繁花似錦，乾隆皇帝對我國戲劇文化的發展做出了相當重要的貢獻。

然而，另一方面，乾隆朝戲曲的另一個特點也十分突出，那就是內容異常貧乏。宮中演出，每一句話都要受到層層審查和把關，有著無數忌諱。二百余出的連臺宮廷大戲，回避現實矛盾，思想觀念陳腐，藝術千篇一律，有人總結說不過是“虛張太平聲勢，點綴圣朝恩德，偽造天命天意，宣揚道學迷信”。

民間進宮演出，劇本內容受到更嚴重的鉗制。因此，演出主題永遠不過是喜慶、歡樂、祥和、太平；場面永遠是華服艷舞、仙樂飄飄、歡聲笑語、恍若天界；內容永遠是祝皇帝和太后身體健康、國家萬年無疆。雖然太后和皇帝都喜歡看“插科打諢”的丑角戲，但是在嚴格的限制下，這些戲的內容不能諷刺社會，反映現實，只能靠生硬做作的包袱逗笑，缺乏內容和深度。

在皇帝的文藝政策下，乾隆朝戲曲內容呈現兩個特點：第一，戲曲作品內容的道德化，專門以闡揚忠孝節烈之事為職事。第二，戲曲文學樣式的詩文化。戲曲詞句越來越雅，“缺乏激情深意，又大都是脫離舞臺的案頭之作”。除了朝中大臣外，草野百姓也全力在作品中展示愿為天子助教化的熱情。乾隆時劇作家夏綸所作《新曲六種》，各題之下就分別表明“褒忠、闡孝、表節、勸義、式好、補恨”等主旨，劇本中大量充斥直白的口號和無味的說教，劇情簡直就是這些觀念的圖解。唐英《古柏堂傳奇》十七種，雖然在當時算突出的成就，其實都沒有觸及深刻的社會問題，很多內容是宣傳忠孝節義和因果報應的思想，但他的劇作語言通俗，情節生動，曲詞不受舊格律的束縛，還算有點可取之處。除此之外，乾隆朝的戲曲創作幾乎一無可觀。

因此，乾隆時代既是一個戲曲空前興盛的時代，又是戲曲衰落的開端。近代戲曲理論家吳梅說：“余嘗謂乾隆以上有戲無曲，嘉道之際，有曲無戲，咸同以后實無戲無曲矣。”專制統治者刻意制造的春天，最終無不會演變成嚴酷的冬天。

五 由馴身到馴心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十八日晚上，乾隆皇帝在保定行宮的燈下打開了一份奏折，呈遞者是退休官員、原任大理寺卿（相當于今天最高法院院長）尹嘉銓。

尹嘉銓的字很漂亮，淡墨小楷，精細絕倫。他上這份折子，是想為他已故的父親、原河南巡撫尹會一“請謚”。

尹嘉銓說，他的父親尹會一是一代理學名臣，品德出眾，孝行感人，皇帝當年曾親自賜了首詩予以褒獎。如今老父已經去世三十年，未蒙朝廷賜予謚號，他做兒子的感到日夜不安。因此請皇帝從那首御制詩里挑兩個字，作為“謚號”。老父地下有知，一定感激不盡。

厭惡的表情籠罩了皇帝的面龐。這個尹嘉銓他早就領教過。此人是“道學家”，也就是一心一意要做“大圣大賢”的那種人。既然以圣賢為志，自然是不貪財，不過卻非常熱衷虛譽。在做山東布政使時，有一次借覲見皇帝的機會，曾當面向皇帝討賞孔雀花翎，還和皇帝開玩笑說討不到翎子沒臉回家見老婆。乾隆當時就感覺十分不舒服，到底沒賞給他。

沒想到幾十年后，他又來向皇帝討賞了。這回討的是“謚號”。“謚者，行之跡也。”賜謚，就是朝廷對大臣一生做出“官方評價”，乃是國家政治生活中十分重大的事情，通常由禮部主持，內閣議定，皇帝親批。如果大臣后代都像他這樣擅自請謚，成何體統？尹嘉銓的心術乾隆一看即知。他不過是借這個“非常之舉”為自己博“孝子”之名。如果請謚成功，那么他孝子之名益彰。如果不成，皇帝也不好拿這樣出于孝心的請求來怪罪他。因為傳統政治歷來的口號都是“以孝治天下”。

雖然不治他的罪，但重重敲打他一下是十分必要的。乾隆提起朱筆，在折子后面批道：

與謚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此奏本當交部治罪，念汝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

不祥的氣氛籠罩在字里行間。

皇帝把折子拋到一邊，打開了下一道。字跡還是那么淡而有力，不屈不撓，居然又是尹嘉銓的。內容是說，“我朝”出了好幾位名揚天下的理學名臣，比如湯斌、范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等。他們一言一行都實踐了孔夫子的教導，為后人樹立了光輝的榜樣。因此他建議皇帝讓這些人都“從祀孔廟”，也就是把他們的牌位都供到孔廟里，陪孔夫子一起吃冷豬肉，以示“光大圣道”之意。在折子結尾，他還說了這么一句：“至于臣之父親尹會一，既然曾蒙皇上御制詩章褒嘉其孝行，則已在德行之科，自然亦可從祀，不過此事究非臣所敢請也。”

皇帝的臉一下子變得刷白，薄薄的嘴唇微微發抖。這是他盛怒之極的表情。皇帝拿起朱筆，奮筆疾書：“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每個字都異常迅疾有力。

據說，“天子一怒，伏尸百萬”。雖然沒那么夸張，也去之不遠。尹嘉銓完全沒有料想到自己這兩個折子的后果：

朝廷立刻派出要員，將尹嘉銓鎖拿入京。皇帝批發六百里加急急件，命北京和山東兩處官員，抄了尹氏在北京和山東博野兩處的家。

和雍正皇帝一樣，乾隆也十分喜歡抄大臣的家。乾隆抄家與雍正抄家有一條不同，那就是格外注意“違礙文字”。乾隆對臣下的日記、書信、私人筆記特別感興趣，每次抄家都會嚴命抄家官員細心搜檢，看其中有沒有“悖逆之詞”。這次抄尹嘉銓的家時，皇帝特別指示，尹氏之“喪心病狂，實出尋常意料之外”，所以“恐其平日竟有妄行撰著之事”。因此“如有枉妄字跡詩冊及書信等件，務須留心搜檢，據實奏出”。因此，三月二十日天還沒亮，前天夜里接到六百里加急上諭的大學士英廉就親自帶領大批兵丁，來到尹嘉銓在北京的住所，掘地三尺，細細搜羅。

不出皇帝意料，收獲果然頗豐。作為一個“理學大家”，尹嘉銓不但藏書豐富，而且著作頗多。從三月二十日到二十二日，英廉共找到書籍310套，散書1539本、未裝訂的書籍一柜、書板1200塊，以及書信一包共113封。乾隆組織一批翰林學士，組成“審讀小組”，幫助他逐字審查。

在乾隆朝，只要想打倒一個人，最穩妥的辦法就是審查他的文字。作為庸凡之人，誰也不能保證自己的每一句話都能“放之四海而皆準”，如有偏離“準星”之處，那么對不起，你就有可能犯罪了。經過細致篩選，乾隆在尹嘉銓所有文字中發現了數10處“悖逆”之處。

在后來公布的罪狀中，皇帝說，最錯誤的一處，是這樣一句：“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君安能獨尊于上？”

尹嘉銓認為，因為打擊朋黨而禁止士人拜師收徒是錯誤的。儒家性理之學十分精微，其中最微妙的部分，只能通過拜師授徒方式傳授。如果把大儒講學授徒一律定為“朋黨”，把官場上門生與座師的關系也視為“朋黨”，勢必削弱“父師之教”，造成圣人之學的衰微，反而不利于皇權獨尊。

乾隆認為，這句話是公開與雍正帝唱反調。

打擊“朋黨”是清代政治的主線之一。宋代以降，大臣們結成朋黨的重要途徑就是通過“師生關系”。由于科舉時代錄取率極低，考中者對于閱卷錄取自己的主考官無不感激涕零，視為伯樂知音，一旦錄取，就投拜這個主考官門下，成為他的門生。主考官往往通過這種方式結納羽翼，門生也希望通過攀附座師而在官場迅速升遷，因此極易在朝廷形成一個個山頭，黨同伐異，造成朋黨之禍。宋朝和明朝，敗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此。因此，雍正和乾隆使盡了種種手段，打擊大臣們的“科甲”積習，也就是科舉出身的官員們以師生關系結黨的習慣。雍正皇帝曾御制《朋黨論》，反對大臣們拜老師收門生。

乾隆說：<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