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舞者提示您：看后求收藏（詩鼎小說網網m.autocad360.cn），接著再看更方便。

<script>theme();</script></dt>

也不怪皇帝如此怒火中燒。

皇帝萬萬沒有想到，在大清處于他千辛萬苦打拼來的盛世之際，居然有人進行如此顛倒黑白、匪夷所思的攻擊。如果說當今天下一兩個省有虧空，一兩名官員存在腐敗行為，這本在意料之中。天下沒有完美的事物，再輝煌的盛世，也會有陰暗面，不過這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支流和主流，現象和本質的關系。但尹壯圖幾乎將全國各省的總督、巡撫一網打盡，說所有的封疆大吏都“聲名狼藉”，說所有地方都“吏治廢弛”。這豈不是用一個指頭取代了九個指頭，將大清政局描繪得一團漆黑不見光亮嗎？

更讓皇帝無法忍受的是，尹壯圖說全國商民皆“蹙額興嘆”，這豈不是說人民對他的統治強烈不滿？豈不是說他的統治應該推翻？

對于這個尹壯圖，皇帝的印象原本是不錯的。此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老實人，雖然才干不算特別優長，但勤勤懇懇，從不取巧。因為為人不夠圓滑，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高中進士后，始終在禮部主事、郎中、御史、學士這些閑職上晃來晃去，一直解決不了級別問題。還是皇帝開恩，幾年前特意把他提拔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讓他享受副部級待遇，于他可謂恩深誼厚。按理說，這個人對皇帝、對大清，只會感激涕零，不應該有任何敵意。何以在這個時候，對大清政局進行如此荒唐而猛烈的攻擊？皇帝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情緒激動的皇帝當天就下達了長篇諭旨，公開了他和尹壯圖的來往文字。

皇帝說他絕不相信尹壯圖的話，因為自己“自御極以來，迄今已五十五年”，“自謂勤政愛民，可告無愧于天下，而天下萬民亦斷無泯良怨朕者”。“若如尹壯圖所奏，則大小臣工等皆系虛詞貢諛，面為欺罔，而朕五十余年以來，竟系被人朦蔽，于外間一切情形，全無覺察，終于不知者。”

皇帝嚴厲質問尹壯圖，你的這個看法“聞自何人？見于何處？”必須“指實復奏”！

皇帝決定，如尹壯圖所請，命令戶部侍郎慶成，帶著尹壯圖前往直隸、山西、山東、江蘇等省，盤查倉庫。皇帝要公開和尹氏打一個賭，那就是大清的官員隊伍到底基本上是好的，還是基本上是壞的；大清天下的倉庫基本上是滿的，還是到處都是虧空。如果果然像尹氏所說，那么我就承認我這五十年都白干了，所有的大臣都是在欺騙、敷衍我。如果尹氏所說不實，皇帝隱藏殺機地說，他也必然“自蹈欺罔之咎也”！

沉寂已久的大清政壇精神了起來，人們都睜大眼睛看看皇帝和尹氏的這個賭怎么打下去。

皇帝和大臣公開打賭，并不是人老糊涂，自降身份，而實在是因為尹氏所言涉及了如何看待大清帝國政治形勢，如何評價皇帝五十五年的統治成績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對于共同生活的同一個國家、同一個時代，乾隆與尹壯圖卻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斷。那么，乾隆五十五年的政治局面究竟是什么樣的呢？

尹壯圖并沒有說謊。

大抵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前，大清王朝確實基本上像乾隆的判斷那樣，處于盛世頂峰。乾隆中前期，國勢穩定，政治清明，官僚體系效率極高。

然而，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時的大清政局，已經滄海桑田，不復當年模樣。

讓我們先看一下當時經常出入中國的朝鮮使臣的見聞。乾隆五十五年到中國進貢的朝鮮使臣回國后這樣向他們的國王描繪大清朝：“（清帝國）大抵為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知縣厚饋知府，知府善事權要，上下相蒙，曲加庇護。”（《朝鮮李朝實錄》）及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們的評價更是發展為“貨賂公行，庶官皆有定價”。（《朝鮮李朝實錄》）

朝鮮人對中國的了解也許僅止于皮相，但中國官員表達得比朝鮮人還要激切。乾隆崩逝后，翰林院編修洪亮吉所言最為痛烈：“十余年來，督撫藩臬之貪欺害政，比比皆是。”以布衣言事的章學誠批評更十分犀利：“自乾隆四十五年以來……上下相蒙，惟事婪贓瀆貨，始加蠶食，漸至鯨吞……貪墨大吏胸臆習為寬侈，視萬金呈納，不過同于壺簞饋問，屬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羅剔括，不能博其一次，官場如此，日甚一日。”洪亮吉描述乾隆晚年腐敗的普遍程度時說，當時官員中潔身自愛者與貪污者之比，是一比九或者二比八。而這十分之一二的自持之人，在官場中混得并不好。“即有稍知自愛及實能為民計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為迂，以為拙，以為不善自為謀，而大吏之視一二人者亦覺其不合時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過，則去之亦惟慮不速，是一二人之勢不至歸于七八人之所為不止。”

從這些描述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基本爛到了底的官僚體系。

事實上，尹壯圖毅然上疏，完全是出自一片拳拳忠君愛國之心。居京為官的二十年間，他一直聽信官方的宣傳，認為大清王朝蒸蒸日上，正處于歷史最好的時期，如皇帝在詔書中反復講的那樣：“雖非大當，可謂小康”“紀綱整肅……吏治肅清”“萬民歡悅，四海升平”。雖然京城官場上偶有些灰色現象，比如和砷招權納賄的傳聞不時鉆入耳中，他也認為這不過是局部現象，無關宏旨。然而，丁憂往返一路的見聞粉碎了他頭腦中的盛世幻象。他原本以為恩澤普及，天下當人人稱頌朝廷，不料不論是與鄉紳故舊在酒桌上閑聊，還是與販夫走卒們在路上交談，幾乎所有的人都在咒罵官場，嘆息時事。更為嚴重的是他發現地方財政大多處于虧損運行狀態之中，倉庫虧空現象遍地都是。各級政府上報給皇帝的倉庫存糧存銀數量，十有八九是虛報。一旦發生全國性的突發事件，后果不堪設想。

在第一道奏折中，尹壯圖并沒有談及他的這些具體感受。一是因為都是風聞，沒有實據。二是他也意識到這些風聞交織出的圖景實在過于黑暗，與政府平日描繪反差太大，公布出來會造成不良影響。他是一個忠樸之人，認為羅列現象，發發怨氣，并不能有補，只有找出原因，才是急務。所以他的奏折只提及議罪銀制度，而未及其他。只是被皇帝緊逼之下，他才一急之下把自己的感受全盤托出。這樣也好，他希望自己揭開這個黑暗的蓋子，能引起皇帝的震動和猛醒，力挽狂瀾于既倒。

那么，何以在短短十多年里，乾隆朝的政治局面出現了如此翻天覆地之變化？

二 大規模動蕩的前奏

第一個原因是皇帝老了。

公道世間唯白發，貴人頭上不曾饒。雖然貴為天子，可以決定天下一切人的生死，可以移山填海再造世界，乾隆卻一分鐘也不能推遲晚年的來臨。

在中國歷代帝王中，乾隆可以說是身體最好的一個。他生來身體強壯，精力充沛，這主要是得自母親的優良遺傳。乾隆八年（1743年）東巡之時，他途中打獵，用弓達九力之多（弓的型號分十二力，八力以上皆為硬弓）。年逾六旬以后，“雖弓力漸減而不下三四力”。他一生雖然始終處于操勞之中，卻從未得過大病，直到老年，都堪稱健康。

然而，遺傳基因再好，也無法抵抗衰老。雖然一再自稱“精神純固”，事實上，中年之后，他的身體就不可避免地出現種種老化的征兆。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一首詩里，皇帝自注道，從乾隆二十年（1755年），也就是45歲以后，他的左耳聽力就有所下降。乾隆四十年（1775年），65歲以后，左眼視力也明顯下降。（“左耳重聽者四十年，左目欠明者亦二十年，有合今之俗人所云（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者，作《戲語》。”）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年及古稀之后，他身體衰退之象就更加明顯。

蒙田說，“老年有這么多缺陷和愚蠢，又這么容易受人恥笑。一個老人能夠得到的最好收獲不過是家人的仁慈和愛，統領和敬畏已不再是他的武器”，雖然沒有人敢于恥笑皇帝，乾隆自己卻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的可笑。年過七十之后，“昨日之事，今日輒忘；早間所行，晚或不省”。還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皇帝早膳已供，而不過霎時，又索早膳。宦侍不敢言已進，而皇帝亦不覺悟。其衰老健忘，推此可知。”清制禮帽分涼帽暖帽兩種，上自皇帝下至臣民，同日更換。一次皇帝從熱河回京，天氣稍冷，皇帝就換上了暖帽，群臣紛紛效仿。過幾天，天氣又暖，皇帝又戴涼帽，大臣們也忙著換帽子。皇帝奇怪大臣們為什么這么換來換去，仔細一想才恍然大悟，苦笑著說：“不怨大臣，是朕年老所致也。”

精力也顯然不濟了。原來軍務緊急之時，從早上五點鐘起床，一直到晚上十二點看剛剛送到的情報，大腦高速運轉，從不疲倦。而此際，只有早上一兩個小時頭腦可稱清楚，能夠處理復雜的政事。過了這段時間，生命就已經進入半睡半醒狀態，不論怎么以意志去強催強喚，都調動不起精神。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之后，皇帝又增了失眠之癥。“寅初已懶睡，寅正無不醒。”（《清高宗御制詩五集》卷十《少寐》）“年高少寐，每當丑寅之際，即垂衣待旦，是以為常。”

越是曾那么酣暢淋漓地品嘗過青年快樂的人，越是難以抵受晚年的凋零之苦。年輕時的大腦，如同鏡子一樣清晰，讀書過目不忘，理事絲絲入扣。舉凡一政，乾隆能從頭腦中的二十四史、皇祖皇考遺訓直到大臣奏議里勾調出全部資料，加以迅速整合、對比、加工、提煉，在第一時間得出準確而高明的結論。到了晚年，這面鏡子已經霧蒙蒙一片，照什么東西只能顯出個似是而非的輪廓。過去頭腦中堆積如山的資料，如今已經丟失了索引，如同一個散亂的倉庫，想尋找點什么，只能深一腳淺一腳地艱難跋涉，偶爾巧合，瞎貓碰到死耗子一樣找到一兩件東西，更多的時候，則是費盡力氣，耗盡時間，把這個倉庫翻得昏天黑地，仍然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精神之光，原來可以燭照上下古今，縱橫萬里，如今只能記得三五天之內的奏折和一些特別重大的事件，大腦如同一臺用得太久的機器，所有的零部件都已經過度磨損，相互只能勉強咬合，加工的精度大大下降，錯誤接二連三，因而處理政事的準確度大大降低。

皇帝是沒有退休制度的。晚年的乾隆，精力、健康和智慧只剩了年輕時的幾分之一，然而他的任務和職責卻一分沒少。如同一頭衰病殘疾的老牛，仍然要拉著沉重的大車，傾覆是遲早的事。

隨著生理的老化，皇帝的心理和性格也發生了明顯變化。

心理學家說，人到老年，由于身體機能越來越退化，性格往往由外傾轉于內向，主動轉于被動。壯歲之時，心雄萬夫，通常以主動進取之態面對世界。進入老年之后，力不從心之感日甚一日，遂常以防御心態應對外物，求穩怕亂，易變得被動、隨和。

皇帝雖然從中年起就一目不好，晚年更兼老花，但批閱章奏，閱覽書籍，仍然不愿戴老花鏡。大臣們進獻了許多花鏡，他都“屏而弗用”。并且因此寫了一首《戲語》：“半見還當半不見，半聽亦可半不聽，此雖俗語合至理，執兩用中法舜經。”意思是說，凡事不可求全，也不必明察太甚。一目視力不佳，他正樂得因此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這正符合“執兩用中”的“中庸”之道。這首詩固然是一時玩笑之作，其實正深刻地反映了乾隆從中早期的察察為明到晚年難得糊涂的心態變化。

面對如小山一樣的奏折，皇帝越來越感覺不堪重負。他開始一再強調地方官員匯報情況時，要語言簡明，并時以奏事瑣細“徒滋煩擾”而對有關官員嚴行申斥。這在以前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壯年時的皇帝經常呵斥的是官員們奏事的不細不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以后，為了適應自己的身體狀況，皇帝處理政務的時間大大縮短。當年九月，他以“優眷老臣”為名，準三品以上官員年過七十者日出后進朝。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十月以后，這一規定又擴大到全體在京官員，“俱著于卯正到齊，亦不為遲”。

早年峻烈無情的皇帝，晚年心態變得越來越寬和。他不再像早年那樣，疾惡如仇，除惡務盡。相反，他樂于施恩，樂于原諒別人，樂于聽到別人的感恩頌揚之聲。乾隆中前期，對臣下的獎賞比較謹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提督常青因為士兵擊賊有功，各賞銀牌一面。這樣的小事，居然受到了乾隆的訓斥。乾隆說，此獎過當，“可恨之極”。然而到了晚年，他卻經常進行無原則的濫賞。即所謂“賞宜從厚，從不肯使勤勞者稍有屈抑”。（《乾隆起居注》）嘉慶后來說：“近年皇考圣壽日高，諸事多以寬厚，凡軍中奏報，小有勝仗，即優加賞賜；其或貽誤軍務，亦不過革翎中飭，一有微勞，旋經賞復。雖屢次飭催，奉有革職治罪嚴者，亦未懲辦一人。”（《清仁宗實錄》）

老年皇帝處理政務力圖簡明，但求清靜。避免“煩擾”，減少麻煩，成為皇帝處理政務的一大原則，這在他壯年時代是不可想象的。他希望地方官在地方上不要主動挑起矛盾，大處著眼，小處放過，以不擾民、不生事為要。在糾正官員辦理文字獄擴大化的傾向時，皇帝說，對文字過于推求，“滋擾閭閻”，“于吏治民生大有關系”。對民間宗教的高壓也有所減輕。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江西巡撫郝碩奏報，他破獲一起民間宗教案件，案中諸人，聚眾吃齋念經，案情嚴重，建議皇帝嚴懲。郝碩本以為這篇匯報能得到皇帝的嘉獎，沒想到卻被皇帝批評了一頓：“該撫既經查出，應將經懺等件燒毀，無令仍前吃齋念佛，使其改悔，不必過事追求，致滋煩擾。各省地方遇有此等案件，如果實系邪教傳齋徒眾及有違礙字句者，自應嚴行查辦，滅絕根株；若止系愚民吃齋求福，誦習經卷，與邪教一律辦理，則又失之太過。所有案內人證即著概予省釋，經卷等全行銷毀。”從此之后，普通民間宗教案不再被當成重案，那些吃齋念佛的善男信女們又可以自由活動了，不免“人人感念皇上天恩”。

從乾隆十三年（1748年）起，皇帝核準死刑犯時一直都從嚴把關，朱筆掃過之處，顆顆人頭落地。從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起，皇帝又回復到以前的寬容、仁慈。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皇帝將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以來的六千多名死刑犯都免死發落。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又將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來的八千多名死刑犯免死。

放松法網的同時，皇帝施恩的手筆則更加宏大。乾隆末期財政并不十分寬裕，皇帝減免起稅收來卻并不心疼。乾隆五十五年，皇帝普免天下錢糧二千七百余萬兩；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普免八省錢糧；乾隆六十年（1795年），免各省當年地耗正糧一千七百萬兩。真所謂“皇恩浩蕩”，舉國稱慶。

當然，對百姓溫和的太陽，照在官員身上也一樣和煦。對于晚年出現的一些貪污官員，乾隆經常拖著不懲，或者以“不為已甚”為辭，加以寬縱。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內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連續被革職、革任十余次而后卻仍然留任原職者。（《清高宗實錄》）

朝鮮使臣描述晚年乾隆政風的變化時說：

皇帝近年頗倦，為政多涉于柔巽，處事每患于優游；恩或多濫，罰必從輕；多濫故啟幸進之門，罰輕故成冒犯之習。文武恬戲，法綱解弛，有識者頗以為憂。（《朝鮮李朝實錄》）

雖然沒來過中國，黑格爾對中國式專制政治卻有著深刻的理解。他說，在中國，皇帝應該是整個帝國“那個不斷行動、永遠警醒和自然活潑的‘靈魂’”。“假如皇帝的個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徹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儀而又充滿了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將廢弛，政府全部解體，變成麻木不仁的狀態。”

這段話幾乎是對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專制政治中，皇帝是整個國家的神經中樞，官僚體系的精神狀態就是皇帝一個人精神狀態的放大。不但是人亡政息，同一個統治者的心境變化，也可以使國家面貌發生根本變化。皇帝的勤奮進取，經過官僚系統的層層傳導，最后抵達到社會可能只剩百分之十。然而皇帝的松懈懶惰，卻會被官僚系統層層放大，抵達到基層，會擴大十倍百倍。

皇帝既然喜歡清靜，不愿生事，地方大員們當然更樂于高枕無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之后，懶惰之風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皇帝對山積的奏折感到頭疼，而官員們對于案牘之勞，更是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層層推諉，一層一層向下轉批：“不問事理之輕重，動輒批委屬員，督撫既委之司道，司道復委之州縣，層層輾轉推延，初若不與事者。”（《乾隆朝東華錄》）

坐堂審案，處理民間糾紛是地方官的重要職責，然而乾隆晚年的官員們“終年以坐堂審事為苦”，千方百計推托不理：“民間呈狀俱由宅門投遞批準，不審，終年延擱。小民拖累不堪，赴控，上司批查，亦屢催不復。”也就是說，老百姓告狀，他不開庭審理，一拖就是一年。老百姓等不及，“越級上訪”，上司詢問，他也懶得答復。還有的官員恨百姓“越級上訪”，給自己添麻煩，就想方設法打擊“上訪者”：“恨民上控，必加刑責，而案件仍不為審。”（《乾隆吏科題本》）

清代官員考成制度中，對許多政事列有處理期限。到了乾隆晚年，官員辦事逾期之事越來越普遍，因此而受處分居然成為官員受處分的主要原因之一。從清代檔案《乾隆吏科題本》可以看到這樣幾個例子：甘肅皋蘭知縣徐浩任內受處分23次，其中13次是因為辦事遲延。湖南瀏陽知縣張宏燧受處11次，遲延占4次。廣東長安知縣丁亭詳受處分9次中，遲延占5次。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湖北江陵縣發生了一件搶劫案。一群農村流氓搶劫了附近的富有寡婦家，寡婦認出了搶劫者，事后當即報官。此案證據確鑿，事情清楚，很容易處理。可是當時的縣令湯廷芳雖然派人抓到了兩個嫌犯，卻懶得審理，將嫌犯取保了事。后面相繼接任的4任縣令在10年內“均不嚴究”，“經事主控告，臬司嚴催，俱延宕不解，扶同沉擱，置地方盜案于不辦，實出情理之外”。這樣一個小小案件，換了5任地方官，居然還沒有結案。乾隆聽說后，也不禁大為惱火，說：“足見湖北吏治廢弛已極。”

湖北事件并非個別。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月，直隸建昌縣發生土匪馬十等人搶劫一案，事發后整整兩年，地方官還是沒有結案，說是頭緒復雜，一時審不明白。皇帝聞聽后大為惱火，命將犯人押到山東行在，親自審理，不到一個月就究出了正犯。皇帝說：“可見外省廢弛積習，大抵相同。”“似此玩延懸宕之案，或更有甚焉者。”

外省如此，京師風氣也相同。踢球扯皮之風盛行，一件小事，往往數月經年處理不了。“至六部等衙門辦理事務，雖有限期，由各道御史匯奏，但事有關涉兩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諉，行查不以為要，吏胥等得以藉端沈閣，百弊叢生。其駁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駁了事，或竟有駁至屢次，往返耽延，經年屢月，并不勒限嚴催。”（《清高宗實錄》卷一三五一）

除了懶，政風懈怠的另一個表現是軟。皇帝既然寬仁為尚，不愿殺人，官員中老好人自然越來越多。他們在處理案件時，“于一切審擬案件，有意寬減”。（《乾隆圣訓》）更有甚者，連搶盜重案也“多所遷就，致兇頑不知懲創”。（《乾隆上諭檔》）夾在各方當事人之中的地方官，只想和稀泥。他們“既畏民，又畏生監，兼畏胥役，既不肯速為審斷，又不欲太分皂白”。（《清高宗實錄》）

如果說專政政治的經濟原則是剝削與壓榨，那么操作秘訣就是控制與壓迫。皇帝控制著官僚體系，官僚體系壓迫著整個社會。一旦高壓減輕，則社會秩序必然出現劇烈反彈。隨著官僚體系的廢弛，乾隆晚年社會治安迅速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