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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并不用太多的思考，就可以判斷出“自行制辦”之不可能。送給皇帝的“土特產”，幾乎件件超出官員們的承受能力。皇帝喜歡那種鑲珍珠的玉如意，臣下紛紛進獻。當時一柄不嵌珠的玉如意值銀四千兩。而當時廣東珍珠價格，重四分的珠子約值銀四五千兩，重五分的則需六七千金，如像龍眼果那樣重三錢的大珠竟值兩萬兩銀。一柄如意的價值如此，其他禮物可想而知。羊毛出在羊身上，這些精美絕倫的禮品，每一件都是民眾的膏血凝成。

因為進貢之風的盛行，乾隆年間的官場上出現了“幫貢”一詞，即有權進貢之大臣令下屬幫助其“購買物件”，以“孝敬皇上”。這一新詞匯光明正大，而且十分光榮，頗有凝聚全體官員對皇帝的無比熱愛之義，實際上卻成了貪污腐敗的新方式。因為送給皇帝的禮物，從采購置辦到送進大內，往往過程不公開，賬目不清楚，云霧重重，機關多多。事實上，送到皇帝手里的一萬兩，可能意味著督撫們從州縣官員那里剝削了十萬兩，而州縣們則完全有可能從民間剝削了百萬兩。

事實上，乾隆晚年的數起貪腐大案，都牽出過背后的進貢問題。那些進貢最多最好最得皇帝賞識的大臣，后來多數都成了貪污犯。比如那個一年進貢十多次的閩浙總督伍拉納勾結串通屬下官員，貪污庫存銀八萬五千萬余兩進行私分。案發后，朝廷抄了伍拉納的家，抄出白銀四十多萬兩。被抓之后，伍拉納自供其巨額財產中就有一部分是來自于勒令下屬“幫貢”所得：“我們并不自己出資買辦物件，乃婪索多銀肥囊橐。”

乾隆皇帝的寵臣李侍堯是當時“優于辦貢”的代表之一。時人認為他是乾隆朝進貢之風興起的帶頭人：“（李侍堯）善納貢獻，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變，從風而靡。”這并非虛言。現存史料中有一張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十一月初八時任兩廣總督的李侍堯所進貢物品名單，我們可以從中窺得李氏進貢手筆之大：

鑲洋表金萬年如意一柄 金無量壽佛一尊 珊瑚朝珠一盤 蜜蠟朝珠一盤 脂玉萬年有慶一件 白玉祥祿壽三星一件 白玉長春壺一件 白玉蟠桃九熟一件 白玉保合太和一件 白玉長春花洗一件 白玉壽星一件 白玉如意仙一件 白玉香盤一件 漢玉佛手一件 漢玉花囊一件 漢玉拱璧一件 白玉云紋鐸一件 白玉元洗一件 漢玉爐瓶一事一分 漢玉飛熊葉瑞一件 白玉印池一件 宋磁霽紅花囊一件 定窯洗一件 喜窯一統尊一件 成窯五彩瓶一件 定窯福祿尊一件 宣窯梅瓶一件 宋磁霽紅瓶一件 定窯寶月瓶一件 哥窯筆洗一件 青綠三代尊一件 青綠提梁一件 青綠鳧尊一件 明黃刻絲萬福萬壽龍袍一件 天青刻絲八團立水龍褂一件 明黃緞繡萬福萬壽龍袍一件 天青緞繡八團立水龍褂一件 真紫緞繡三色金諸仙祝壽龍袍一件 天青緞繡三色金八團立水龍褂一件 綠緞繡萬壽長春龍袍一件 香色寧綢繡六合同春龍袍一件 醬色寧綢繡江山萬代龍袍一件 天青寧綢繡八團立水龍褂一件 綠實地紗繡四季呈祥龍袍一件 香色實地紗繡八仙慶壽龍袍一件 醬色實地紗繡吉祥九如龍袍一件 天青實地紗繡八團立水龍褂一件 洋錦緞二十匹 洋花絨二十匹 大紅鴛鴦絨十版 大紅羽緞十版 洋繡帕一百方 洋繡小帕一百方 紫檀雕花寶座一尊 紫檀雕花御案一張 紫檀鑲玻璃三屏風一座 紫檀雕花天香幾一對 紫檀雕花炕幾一對 紫核鑲玻璃衣鏡一對 紫四雕花書隔一對 紫檀雕花方凳八張 紫檀鑲面玻璃橫披一對 琺瑯鑲玻璃五屏 風妝鏡九座 琺瑯鑲玻璃手鏡九對 紫檀鑲玻璃福祿式小掛鏡九對 東洋漆炕桌一對 東洋漆香盒五件 鸞翎宮扇一對 孔雀宮扇一對 洋鑲鉆石自行人物風琴樂鐘一對 紅瑪瑙鉆石珠花瓶式樂鐘一對 洋售鉆石蟠桃推鐘一對 洋鑲鉆石蟠桃表一對 洋玻璃金魚缸一對 仿景泰琺瑯瓶一對 琺瑯福祿瓶一對 鑲玻璃小佩鏡二十七面 蜜蠟鼻煙壺二匣 洋金銀線二百文 琺瑯手盆九對 琺瑯唾盂九對 翠頂花三十匣 翠花五十匣 天然沉香瓶一件 洋油畫小掛屏一對

李侍堯之所以如此熱衷“辦貢”，討皇帝喜歡固然是一個原因，而另一半的原因是進貢過程中，自己可以大肆向下屬攤派。而且，進貢后退回的寶物，他居然也納入自己的私囊。當時來中國的朝鮮使節風聞，“大抵侍堯貪贓中，五之三入于進貢”。原來，為了表示風度，臣下所進貢品，皇帝一般不會全收，只能擇收部分，其他要退回。這張貢單中，皇帝所收的只有十來樣，其他玉器、宋元古瓷、龍袍、紫檀寶座、琺瑯等74項數百件都歸李氏所有。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李侍堯緣事治罪籍家，結果抄出“黃金佛三座，珍珠葡萄一架，珊瑚樹四尺者三株”，“此是侍堯進貢物件而還給者也”。

山東巡撫國泰也是“進貢能臣”演變成貪污案犯的典型一例。國泰進貢成績之突出，連乾隆都曾夸其“進貢為優”，“優于辦貢”。他進貢之勤快到了令皇帝有點煩的程度。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正月初六，皇帝在山東巡撫國泰的貢折上批道：何必獻勤至是？今所貢才器都閑置圓明園庫，亦無用處，數年后爛壞而已。真成大笑話。

就在此批發出僅三個月后，即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國泰就犯了案，原因是對下屬強行攤派，聚斂個人財富，致使山東通省虧空。七天之后，國泰即被賜自盡。

乾隆年間侵貪大案而與進貢有關者，除李侍堯、國泰、伍拉納外，還有浦霖、阿思哈、盧焯、恒文、良卿、方世俊、高樸、彰寶、王撣望、勒爾錦、陳輝祖、郝碩等無數大案，而這類敗露的大案充其量不過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整個官僚體系通過進貢這個借口直接汲取的財富，不知凡幾。

進貢過程中的貪腐行為，不過是進貢諸多后果中最輕的一種。更為嚴重的是，皇帝對物欲不加節制的追求，給天下傳達了許多不良的信息。

第一個不良后果是官場奢侈之風的刮起。

乾隆晚年，社會風氣日趨奢靡。官場之上，官員們整日比的是誰家的廚子好，誰請的戲子高明，誰收藏的古玩稀奇。據說當時在江南一帶的仕宦社會中，人們有“三好”，即“窮烹飪，押優伶，談骨（古）董”。這也可以說是整個乾隆時代官宦、士人階層平日愛好的一個縮影。

乾隆晚年，許多官衙終日歌舞升平、花天酒地。河道總督衙門是最典型的代表。每次總督興辦治河工程，“每于工次搭蓋館舍，并開廛列肆，玉器鐘表綢緞皮衣無物不備，市儈人等趨之若鶩，且有娼妓優伶爭投覓利，其所取給者，悉皆工員揮霍之貲，而工員財賄，無非由侵漁帑項而得”。堵塞衡口工程時，“工次奢侈揮霍，開廛列肆，玩好生色，無所不有”。

進貢熱的另一個影響是官場上送禮之風的興起。

乾隆早年，對進貢送禮之弊察之甚詳。即位之初，他就規定，官場之上，不得以送“土特產”之類的名義給上級送禮。皇帝說：“持廉之道莫先于謹小慎微，督撫為一省表率，既收州縣土宜，則兩司、道府之饋遺又不可卻，而州縣既送督撫土宜，則兩司、道府之饋送又不可少，層屢遞及，督撫之所收有限，而屬員之費不貲。”（《清會典事例》）

然而，晚年皇帝自己公然需索重禮，對自己早年這個規定也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了。官場之上請客送禮之風迅速升溫。章學誠說：“印官上任，書役饋送輒數萬余，督撫過境，州縣迎送必數千金。”

乾隆六十年（1795年），福建巡撫浦霖貪污案發，皇帝查抄其家，查出“三鑲玉如意大小共一百五十七柄”，皇帝驚嘆：“此與唐元載查籍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何異。”其實皇帝大可不必如此驚詫莫名，胡椒至八百石，可能吃不了，百數十柄如意卻是稍有頭臉的臣子必須常備的，除了給皇帝的貢品以及皇太后圣壽、阿哥成親、公主下嫁的需要，進京陛見，處處打通關節，哪一項應酬少了“如意”能如意？

乾隆晚年，官場上無錢不辦事。王撣望就官甘肅時，全省流傳的一句順口溜：一千見面，二千便飯，三千射箭。意思是說，送一千兩銀子給王撣望不過能見上一面；送兩千兩銀子，王大人賞臉的話，有望留吃一頓便飯；送三千兩銀子，王大人高興，會和送禮的人一起拉拉弓，射射箭，練練騎射，以示關系更近一層。從見面到吃飯再到一同玩一玩，表明和掌管全省錢財物大權的布政使的關系一步步拉近，而主導這種關系遠近的砝碼就是白銀。

當代官場上有兩個怪現象——辦事處現象和司機現象，這似乎是新生事物，其實在乾隆年間早已經存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肅布政使王撣望冒賑案發，就揭露出一個新的職業：“坐省長隨”，就是把“貼身長隨”派去做駐省城的聯絡員。據后來接任甘肅布政使的王廷瓚說，王撣望在任時，令各下屬州縣專派出自己的貼身“長隨”守候在省城，建立“辦事處”。這些人在省城，就專門負責與王的家人交朋友，拉關系，探聽信息。凡有屬員饋送王撣望金銀時，就裝入酒壇內，用泥封好，由這些“坐省長隨”送進。王撣望交代說：“我遇有需索時就令人通知坐省長隨，以便送信給各州縣，所以各州縣有饋送我的東西全由坐省長隨經手。”王撣望在短短數年間聚斂了三百萬家財，其中大部分是通過“坐省長隨”來完成這些“交易”。

四 和砷與議罪銀

僅僅靠貢品，并不能保證皇帝的日子過得足夠舒坦。因為皇帝家需要花錢的地方太多了。俗話說，禮尚往來。通過收受貢品的方式收藏民間珍寶，其過程雖然比一般收藏家輕松愉快，但也不可能不付出任何代價，更何況乾隆是一個面子上特別“講究”的人，絕不會一味仗勢豪奪。他的回賜除了一些虛銜外，主要是銀兩。因為體恤收藏者的不易，也為了顯示皇帝的氣派，他回賜的數目，不但相當公道，有時甚至是過于豐厚，這就需要大量的錢財。除此之外，大至宮廷造辦處造辦各種玩意兒，內務府采辦各種物資，小到過年過節給妃子孩子們壓歲，無處不所需甚巨。金山銀海中長大的皇帝本性慷慨，手筆很大，眼光又高，凡事精益求精，登峰造極，日常支出比康雍兩朝成倍增長。然而如前所述，祖制規定，皇帝的個人開支不得加重百姓負擔，所以這些費用的來源并非國庫，必須由內務府自籌，而內務府的財源實在有限。事實上，為了開辟財源，乾隆曾經動過很多腦筋。他曾派內務府官員到恰克圖采買俄羅斯皮貨，販到內地轉賣，想大賺一筆。但由于內務府官員無能，獲利無多，部分皮毛無法高價變賣，只能攤派到各處織造，使皇帝大為生氣。（《清乾隆朝內務府的皮貨買賣與京城時尚》）除此之外，皇帝還允許內務府對商人發放高利貸，出售部分特許商品的經營權，以牟取暴利。但是由于缺乏理財高手，雖然擁有權錢交易的最大便利，內務府的收入還是增加得很慢。晚年皇帝對財富的渴求越來越熾，也越來越感缺錢之苦。

議罪銀制度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由和砷策劃出來的。

對于中國歷史上這個最大的貪污者，人們的研究實在已經夠多夠細了。不過，人們往往過多渲染了和砷火箭般躥升中體現出的鉆營功夫，而忽略了乾隆晚年的獨特心態。事實上，和砷現象不過是乾隆晚年特殊心理需要的產物。如果在乾隆中青年時期，和砷絕無機會爬得這么高，當然，后來也不可能跌得這樣重。

晚年的乾隆被兩個矛盾所困擾：一個是大權獨攬的政治信條和每況愈下的健康狀況；一個是不斷泛濫的物欲和“不增加百姓負擔”的承諾。

盡管健康狀況已經越來越難以支撐日常政務，但乾隆從來沒想過把大權分擔給朝中重臣。他深知這些重臣在朝中經營多年，根深葉茂，一旦分享最高決策權，很容易引來大批依附者，形成朋黨，導致混亂。為了保證大權獨攬，老皇帝迫切需要一根得心應手的拐杖，或者說，一個有能力的貼身秘書，幫他處理日常政務，執行具體決策。這個人第一應該在朝中沒根沒底，沒幫沒派，沒有什么資歷。這樣，才會俯首帖耳，絕對忠于皇帝。第二，更重要的是，他必須機敏果決，才華出眾，能夠實際代替皇帝處理一些復雜事務，否則難入以挑剔聞名的乾隆的法眼。

乾隆四十年（1775年）秋天，皇帝出巡。老皇帝旅途寂寞，就和藹地和身邊一位騎馬隨行的新任侍衛聊起天來。先是問他多大了，姓什么叫什么，接著又問他什么時候進的宮，在哪兒當過差。這位風度翩翩的侍衛回答說，他26歲了，鈕祜祿氏，叫和砷，剛被選為乾清門侍衛。年輕人語言流利而得體，態度恭敬又從容。皇帝開始對他感興趣了，便問起他的功名出身。和砷說自己18歲那年曾參加鄉試，沒能中舉。乾隆問道：“當年的卷子，還能記得幾句嗎？”和砷說能，于是邊走邊背，一會兒工夫，居然把八年前的卷子從頭到尾全背了下來。

皇帝大為驚異，那心情，恰似王熙鳳之初見小紅。人到老年往往更加欣賞年輕人的干練和活力，皇帝試著派和砷辦了幾件事，和砷的機敏達練、善解人意表現得淋漓盡致，皇帝大喜過望。乾隆原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英主，卻挑不出和砷的毛病。

一年之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27歲的和砷被任命為戶部右侍郎，成為二品大員。三月，又成為軍機大臣，四月，兼內務府總理大臣，賞戴一品朝冠。

從此之后，他一直穩穩地高居政治最高層，從男爵到公爵，從戶部右侍郎到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太子太保，其拔擢之快，任事之繁，總攬之巨，有清一代絕無僅有。一生高己卑人、明察過甚、恩威不測的乾隆帝，從來沒有懷疑過和砷的才干與忠誠。

和砷得罪身死前的三天，回顧平生，曾寫下了這樣一首詩：

星辰環冷月，縲紲泣孤臣。

對景傷前世，懷才誤此身。

“懷才誤此身”這五個字并非完全是開脫。他確實當得起“才華橫溢”四個字。和砷年輕時代曾就讀于咸安宮學。這個學校以招生條件嚴格和教育質量出眾而聞名。能考進這里，從某個側面證明他的天姿出眾。咸安宮學的課程包括經史、少數民族語言、書畫、武功騎射和火器。從課程的全面正規來看，其目的很明確，就是為帝國培養高級政治人才。和砷大部分功課都相當出色。他精通滿、漢、蒙、藏四種語言，經史典籍無不涉獵，文字功夫出眾，并且武功騎射基礎也相當不錯。

除了學業出色外，和砷可謂全面發展，業余興趣也十分廣泛，琴棋書畫無所不通，特別以詩而聞名。清人錢泳產稱和砷詩頗有“佳句可尋”，而當時的大詩人袁枚則這樣夸贊和砷：“少小聞詩禮，通侯即冠軍；彎弓朱雁落，健筆李摩云。”

更讓老皇帝感覺舒服的，是他的情商高于智商，與人相處總能使對方感覺愉快。史書載這位美男子“行止輕儇，不矜咸儀，言語便給，喜歡詼諧，然性機敏，過目輒能記誦”。他毫無士大夫的方巾氣。據《嘯亭雜錄》載：“和相雖位極人臣，然殊乏大臣體度，好言市井謔語，以為嬉笑。嘗于乾清宮演禮，諸王大臣多有俊雅者，和相笑曰：‘今日如孫武子教演女兒兵矣！’”能在乾隆面前這樣說話的，滿朝只有和砷一人而已。他善解人意，凡事從不用皇帝廢話。他辦事干練，嘉慶也不得不承認他“精明敏捷”，他能夠游刃有余地應付各種突發事件。凡遇繁難政務，乾隆常常派和砷去處理，和砷以其機敏果斷屢獲褒獎。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他充任欽差大臣赴云南查辦云貴總督李侍堯貪污案，因辦理得體，未及回京，便升任戶部尚書兼議政王大臣。回到北京，他“面陳云南鹽務、錢法、邊事，多稱上意，并允行”。表現了自己全面的政治才華。這是和砷從政生涯的第一次重要亮相，表現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認可。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鎮壓林爽文起義過程中，和砷作為機要秘書，為皇帝提供了很有價值的政策建議。起義平定后，皇帝特意賜詩和砷：

大學士三等忠襄伯和砷：承訓書諭，兼通清漢。旁午軍書，惟明且斷。平薩拉爾，爾曾督戰。賜爵勵忠，竟成國翰！

“兼通清漢”是和砷的一項重要政治資本。乾隆朝最重要的政治文書，都是用滿文寫成的，這實際上就把許多漢大臣排斥在了最高決策圈之外。乾隆朝唯一參與最高機要的漢大臣張廷玉，也精通滿文，因為他中進士后曾經專門學習滿語。及至乾隆晚年，大臣中文兼滿漢且又有眼光又有見解的，唯有和砷一人了。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平定廓爾喀后，乾隆又說：“去歲用兵之際，所有指示機宜，每兼用清、漢文。此分頒給達賴喇嘛及傳諭廓爾喀敕書，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者，殊難其人，惟和砷承旨書諭，俱能辦理秩如。”

歷代被處死的貪污犯中，和砷的死是最從容、最雅致的一個。

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十八日上午，皇帝派人送來一條白練。和砷見到白練之后，索筆題詩一首：

五十年來夢幻真，今朝撒手謝紅塵。

他時水泛含龍日，認取香煙是后身。

一個在臨死前能寫出這樣充滿禪意詩句的人，應該是個有一點深度，有一點悟性，有一點定力的人。目光銳利的乾隆本也不會讓一個平庸之輩處于離自己最近的位置上。

事實上，對和砷的全面定位應該是政治家、經濟官僚、詩人、學者、藝術鑒賞家和政治斗爭的失敗者。在乾隆后期，他在整頓國家財政制度、管理文化事務，特別是外交事務方面，都做出了相當杰出的貢獻。他主編了《四庫全書》《大清一統志》《三通》等大型叢書，《紅樓夢》能流行于世，據說他的功勞尤大；因為精通多種語言，所以和砷實際上充任了當時的外交部長，曾多次負責接待朝鮮、英國等國的使臣。英使馬戛爾尼曾評論和砷說，和砷在談判中“保持了他尊嚴的身份”，“態度和藹可親，對問題的認識尖銳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僅這些才能，已經足以使乾隆離不開他。更何況和砷還有另一項為皇帝所急需的天賦，那就是理財。

除了不死讀書、興趣廣泛、注重人際溝通技巧外，和砷身上還有許多其他的“現代氣質”，比如財富觀念。

傳統士大夫往往拙于理財，而和砷卻有著天生的商業頭腦。傳統社會中的財富觀念是靜態的，人們有了錢，第一選擇永遠是買地，把流動資產化為固定資產，“入土為安”。而和砷卻深通現金流動起來后的巨大威力。在不動產與現金面前，他顯然對現金更感興趣。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莊頭許五德與他人發生矛盾，托和砷幫忙打官司，并答應“事后或送地六十頃，或銀一萬兩”。和砷聽后明確表示，“不要地畝，要銀一萬兩”。他的貪污受賄所得，一小部分用于擴大不動產，更多的部分，則用于各種工商業投資，其范圍涵蓋了金融、地產、礦山、物流、醫藥、商業等許多行業。他在北京城內擁有當鋪12座，其中永慶當、慶余當、恒興當、恒聚當等，都是典當業巨頭。他還經營印鋪、賬局、瓷器鋪、藥鋪、古玩鋪、弓箭鋪、柜箱鋪、鞍氈鋪、糧食店、酒店、杠房、石灰窯等。此外，他家還專門備了80輛大馬車，從事運輸業。這些行業的收益率，當然遠遠高于地租。就是那些不動產，他也盡可能選擇用來出租。據后來抄家官員統計，和砷僅在北京就有出租房屋35處，“一千零一間半”，“每年共取租銀一千二百六十八兩三錢，取租錢四千四百九十二吊二百四十文”。（故宮博物院《史料旬刊》）可以說，只要是賺錢快的行業，就有和砷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當時采礦業由于風險巨大，管理復雜，投資多，見效慢，一般人不敢經營，和砷卻敢于嘗試。他看中煤礦業是朝陽產業，曾投巨資在門頭溝和香山兩地開了煤礦。和砷巨大家業的積累，貪腐所得當然是大頭，但是他自己的投資收益也并非無足輕重。

傳統士人往往恥于談錢，和砷卻有著強烈的契約意識，在金錢面前親兄弟明算賬，雖然至親好友也毫不含糊。他的外祖父伍彌泰官至大學士，向他借過2000兩銀子，他擔心外祖父不能及時還賬，逼著老頭拿自家地契抵押，“取田契價值相當者署卷歸償”。（《郎潛紀聞》）他岳祖父英廉的孫子向他借錢，也是拿地契為抵押品才借出去的。（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檔案《內務府來文》）他親舅舅明保向他借了15000兩白銀，他規定每月一分起息，連本帶利滾到21450兩。他貼身家人傅明向他借銀1000兩，答應如到期不能還清，便從其“每月工食內坐扣”。不久傅明身亡，和砷并不念其效勞一生而免除債務，而是令其子花沙布代替還債。并且每月規定按7厘起利，加上以前所欠利銀200兩，共計1200兩。因為對金錢的熱愛，和砷甚至親自擔任家里的會計和出納：“和相……出入金銀，無不持籌握算，親為稱兌。”（《嘯亭雜錄》）

成為乾隆皇帝的私人助理后，他的經營天才迅速得到了體現，并迅速得到乾隆的重視。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出任內務府大臣。在此之前，這個負責皇室財政的機構經常是入不敷出。“本府進項不敷用時，檄取戶部庫銀以為接濟。”而他就任之后不久，就面貌一新，不但彌補了以前的赤字，還出現了盈余。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皇帝加派他充任崇文門稅務監督，在他的經營下，這個稅關收入一下子躍居全國30多個稅關的前幾位。這兩炮打響，乾隆對和砷的理財本領愈加刮目，所謂“晚年依毗益篤”。所有與財政有關的部門漸漸都劃歸和砷一人把持，他先后任戶部侍郎、戶部尚書、管理戶部三庫、內務府大臣。“伊竟將戶部事務一人把持，變更成例，不許部臣參議一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