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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過淮、揚、常、鎮，以及蘇州省會，正當新年慶賀之時，溢巷摩肩，攜豚沽酒，童叟怡然自樂，未聞有官吏滋擾之事。

……

“全國大檢查”結束之后，尹壯圖再次上書，表示徹底認罪，“自承虛誑，奏請治罪”。說自己“業已傾心帖服，可否懇恩，即令回京待罪”？

這些匯報符合皇帝的期望。皇帝帶著大獲全勝的滿足總結處理此案。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正月初十，乾隆發表長篇上諭，“令慶成帶同赴山西、直隸、山東、江南等省，盤查倉庫，俱無虧短，是尹壯圖逞臆妄言，其罪已無可逭”……

皇帝總結此案，從頭道來，說尹壯圖原為內閣學士，只是因為云南沒有大員，皇帝才破格予以提拔，要說他的才干學問，當閣學已屬僥幸，還想往上爬，“其希榮卑鄙之念，朕早已灼見其肺肝”。因此而污蔑國家政治，其罪甚大。

不知為什么，皇帝總覺得這樁罪過雖然“甚大”，卻還是不足以服眾。他百般羅織，力圖把尹氏徹底搞臭。

反復推求之下，皇帝又提出了新的問題：尹壯圖當初由北京丁憂回籍云南，只應該經過直隸、河南、湖廣、貴州等省，怎么會經過江、浙、廣西各省？

皇帝自問自答：自然故意繞道各處，與地方官交往，以便打秋風，必須老實交代。

這個指責皇帝也知道不十分有力，因為畢竟只是推測，沒有人證物證。不過他還有更有力的武器。經過調查，皇帝發現尹壯圖年過70歲的老母仍在故鄉云南生活。皇帝說，孝道乃人倫之首。作為孔孟之徒，既然你不能將老母接來北京，就應辭職回鄉供養。而尹氏二者都不選擇，一個人在京做官，“乃竟戀職忘親，棄之不顧，尚得謂之人類乎？尹壯圖不但無君，而無親，人倫喪失，豈可忝居朝列，玷辱縉紳？尹壯圖著革職，交與慶成押帶來京，交刑部治罪”。

無君無親，罪過還有比這更大的嗎？

這么大的罪，應該如何處理呢？大臣們經過多次商議，按照“挾詐欺公，妄生異議律”（制造假象欺騙政府，故意提出非法建議的罪名），提出應該將尹壯圖判處死刑。

二月初四，乾隆對此案做了終審判決。皇帝做事，向來注意既要達到目的，又要籠絡人心。出人意料地，皇帝采取了打擊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的原則。皇帝說，大家對尹壯圖的量刑是十分正確的，尹氏所犯大罪，即便不殺頭，也應該充軍。

但是皇帝特別仁慈，他尹壯圖雖然卑鄙無恥，心懷惡意，但皇帝肚量如海，風格太高，“不妨以謗為規”，無則加勉而已。因此“著加恩免治其罪，以內閣侍讀用，仍帶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準開復”。

那意思是說，原本是“敵我矛盾”，不過按“內部矛盾”處理。降級使用，從副部級降為司局級。因內閣侍讀并無缺額，尹壯圖被安排為禮部主事。

說來有趣，皇帝此時忘了他把尹壯圖“戀職忘親”列為定罪的重要理由，處理起來居然讓他繼續在京任職，與母親分離。

倒是尹壯圖知趣，一通感激涕零之后，他以侍奉老母為由，申請辭職。辭呈一上，皇帝無法拒絕，只好放他回家。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八月，尹氏領了圣恩，卷了鋪蓋回老家養母去了。

七中國人的“盛世夢”

盛世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夢。生逢盛世，是每一個中國人對時代的最大期望。

所謂盛世，就是內無嚴重的政治腐敗，外無迫在眉睫的敵國外患，社會治安良好，老百姓普遍能吃飽飯的時代。在中國歷史上，這樣大規模的盛世出現過三次，即漢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開元盛世及清康雍乾盛世。除了這三大盛世，還有過幾個小規模的盛世或治世，比如東漢的“光武中興”、隋代的“開皇之治”、明代的“仁宣之治”。甚至在大分裂的背景下，一些角落里的小王朝也取得過不錯的治理成就。比如十六國時期南侵之前的前秦苻堅，南北朝的劉宋文帝時代，以及五代十國的后周南唐統治下的某個時段。

然而也就僅此而已了。雖然歷代中國人夢想盛世，但盛世的出現就是這樣屈指可數，而且持續的時間也不長。

文景之治持續了近40年。事實上，文帝剛剛即位時，天下還相當殘破，真正的盛世出現在景帝時期，并由漢武帝推向高峰。算上武帝前期，漢代治世持續近70年，其中盛世大約30年。

唐代盛世史稱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這兩個階段并不接續。貞觀之治從627年到649年，持續22年，這一階段是社會經濟的恢復發展階段，成就并沒有超越前代。玄宗前期的盛世之治，持續大約30年。

只有康雍乾盛世持續時間最久，然而從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亂算起，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為止，持續也不到100年。即使從康熙元年（1662年）算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也不過130多年。

有人統計過，數千年中國歷史，盛世和治世累計加在一起，不過400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著災荒、動亂和腐敗的平世和衰世。

“盛世”這個詞是中國獨有的。漢文化圈以外的史書中，找不出這兩個字。無怪乎中國歷史多災多難，細細掂量，“盛世”這個詞本身就蘊含著無奈和不祥。“盛”“衰”相對，沒有衰世作為背景，就沒有盛世的美麗和燦爛。

第一，中國歷史上的每個盛世，都需要一個大規模的禍亂之世作為前奏。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盛世是文景之治。在這個盛世出現前20年，中國剛結束了秦末戰亂。十余年的戰亂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損失。《漢書》中多處提及改朝換代之際各地驚人的人口變化。《漢書·陳平傳》記載，秦代曲逆城共有人家三萬戶，而劉邦在秦末戰爭中路過這個城市時，發現它的人口只剩下了五千戶。《漢書》還說，在劉邦即位十二年之后，全國統計上來的人口數只有秦代的十分之二三。考慮到逃亡等因素，歷史學家一般的推斷是秦漢更替過程中的戰亂使中國人口損失了約百分之三十至五十。

至于經濟損失，更是慘重。大漢王朝建立之初，大概比任何一個王朝都要狼狽。《漢書·食貨志》載：“漢興，接秦之敝，諸侯并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就是說，老百姓沒有一點存糧，連皇帝的馬車都配不齊馬匹，宰相出門都得坐牛車。

中國歷史上最為人艷稱的盛世當然是“貞觀之治”加“開元盛世”。這個盛世的背景一樣是空前慘烈的人口損失。在李世民登基的前三年，也就是武德七年（624年），隋末的大規模戰亂方才平息。《隋唐演義》中章章都是慘絕人寰的人間悲劇。貞觀六年（632年），魏征描繪戰亂的后遺癥時仍說：“今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萑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貞觀政要集校》卷2《直言諫爭附》）貞觀十一年（637年），馬周上書時仍然說：“今之戶口不及隋之十一。”

而清代盛世的背景也是持續數十年的大屠殺和大破壞。明清易代之際，人口損失至少四千萬，其中直接死于清軍屠城的就高達七百萬。據《揚州十日記》所載，僅揚州一地，焚尸“約計八十萬余”。一個更為極端的例子是四川的人口變化。《清史稿·王騭傳》里記載的王騭在康熙的上疏中說“四川禍變相踵，荒煙百里，臣當年運糧行間，滿目創痍。自蕩平后，休養生息，然計通省戶口，仍不過一萬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縣之眾”。趙文林、謝淑君所著《中國人口史》認為真實的數字并沒有這樣極端，有大量逃亡隱匿人口沒有被王騭統計出來。他估計說1626年，四川人口為三百五十六萬。到了三十多年后的1661年，人口還剩下九十五萬。也就是說，損失了四分之三。

極衰之世的大破壞，正是盛世出現的必要條件。中國傳統王朝崩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口壓力，而大戰亂則為新王朝解脫了人口壓力，提供了興起的寬闊舞臺。正是隋末戰爭導致的人口大量死亡，造成田地大量拋荒，唐王朝才能實行均田制，給每個男丁發放一頃田地。戰亂導致的自然“土改”，同樣是漢初“招附流亡”、清初經濟迅速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實上，在大動蕩過去之后，新王朝只要能保證幾十年內不發生大的政治動亂，那么并不需要它提出多么高明的發展策略，只需無為而治，順勢而行，自然就會收獲一個豐盈的經濟自動恢復期。所以說，每一次盛世，都是對前一階段大災難大破壞的一種反彈、一種彌補。

第二，盛世的出現，得益于衰世提供的經驗教訓。

前代統治者倒行逆施的嚴重后果，給看夠了人間悲劇的后代統治集團以極大警醒。三大盛世的君主們，都非常善于從前人的失敗中總結經驗教訓。

漢王朝建立之后，整個政治高層都在思考強秦何以暴亡。貞觀之治的出現，更要感謝隋煬帝這個“反面教員”。與此相似，清初的幾代帝王，也無不以晚明弊政作為自己施政之鏡鑒。明代后期帝王以好貨貪利聞名。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百姓剝削過甚。而清人入關之初，立即廢除明末“三餉”（遼餉、剿餉和練餉）。鑒于明代教訓，清代統治者所定的賦稅水平為歷代最低，從康熙到乾隆，皇帝們都恪守“永不加賦”原則，怕重蹈晚明覆轍，不敢越雷池一步。明代后期帝王的懶惰登峰造極，萬歷更是創下二十年不上朝的歷史紀錄。而清代皇帝則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勤政的一個帝王群體，個個未明而起，勤奮不懈。有明一代朋黨之禍最烈，造成嚴重的政治腐敗。而從康熙到乾隆，三代帝王持續不懈地大力打擊朋黨，使清代成為中國歷史上朋黨之禍最輕的時代。

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幾個盛世，都是極衰之世付出高昂學費后考出的高分。

當然，付出了極衰之世的代價，并不見得肯定收獲盛世。事實上，盛世出現的條件遠比這個要苛刻。在中國歷史上，并不是所有的災難都能由進步來補償，更多的時候，災難換來的只是更大的災難。

司馬炎篡位不久，攻滅吳國，結束三國混戰歷史，晉武帝也成為繼秦始皇、漢高祖、漢光武帝之后，第四個一統全國的帝王。在統一之初，他積極進取，順應民意，減免徭役，一時“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余糧委畝，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隱隱然出現了“盛世”征兆。如果他再加一把勁，一個大規模的盛世就會水到渠成。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具備漢文帝和唐太宗那樣出眾的素質。晉武帝迅速陷入物質享受之中。在皇帝的表率下，西晉貴族文恬武嬉，大肆揮霍，興起了一股中國歷史上聞名的“比富風”。因此不出人們意料，武帝死后不久，西晉便陷入了混亂之中。

因此，盛世出現的另一個必要條件是遇到英明的帝王。中國歷史上三大盛世，都是由素質超強的君主締造。盛世君主，一是要政治才能出眾，二是要自制力超群。深宮之中，婦人之手，培養出這樣的人才并不容易。除去唐太宗算是半個開國之君外，漢文帝、漢景帝以及康雍乾三帝，實在是中國帝王中的異數。

事實上，一代帝王的精明強干還不夠。盛世的出現，都是幾代人的接力努力達到的結果。中國盛世出現的規律是，一個英明強悍的開國帝王為新王朝立定規模，打下基礎。開國帝王去世后，往往會出現一個小小的磨合動蕩調整期，再由另一個精明強干的子孫打開王朝發展的瓶頸期，將王朝推上盛世。漢代劉邦開國，確立了清靜無為的治國思路，但也留下了諸侯分裂的政治隱患。劉邦去世后，出現了呂后、惠帝時期的動蕩。直到文帝、景帝，一方面將“與民休息”的治國方略發揚光大，另一方面又成功地打擊了同姓王侯的分裂勢力，消除了政治體制上的重大隱患，從而催生出武帝時代的極盛。唐代的盛世，經高祖、太宗開基立業，奠定基礎，再有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的短期動蕩調整，直到玄宗時才達到高峰。清代的盛世，也是由多爾袞和順治打下基礎。而康熙繼位，解決了權臣和三藩這兩個發展的瓶頸問題，由此大清才走上盛世之路。

出現一個英明的帝王，在中國歷史上本來就是小概率事件，而連續幾代帝王都能雄才大略，那就更是如同彩票中獎一樣難得，因此中國歷史上盛世如此之少也就不難解釋了。

盛世難以出現，更難以保持。

盛世的前奏是衰世，結局也是衰世。

中國歷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極而衰”的結局。而且，盛世的傾頹，往往在極短時間內定局。漢武帝前期是漢代統治達到的最高峰。然而武帝在極盛之后，鞭撲天下過甚，很快導致了衰敗。晚年更是天下大亂，起義遍及關東地區，大者數千人，小群數百人，起義烈火幾乎葬送大漢王朝。唐玄宗開元、天寶之際，號稱“全盛”，繁榮景象史所未見，但“安史之亂”的狂飆瞬間吹散了曠代繁華。752年，也就是唐天寶十一年，唐代人口達到頂峰，達5200萬。但八年之后的760年，也就是乾元三年，一下子降到了1700萬。天寶年間最繁華的地區，從宜陽到武牢500里，在籍人口居然只剩下1000戶人家，“居無盡椽，人無煙爨，蕭條凄慘，獸游鬼哭”。王朝衰敗之迅速可以想見。

乾隆盛世的政治清明與全面腐敗更是只隔了瞬間。乾隆死前3年就爆發了白蓮教大起義，清朝從此一蹶不振，陷入了風雨飄搖之中。

從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當然是這些盛世的出現依賴的是人治。中國歷史上的幾大盛世，只在史書上留下了統治者手腕的精明，人格的強大，卻沒有留下太多制度性的成就。

中國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正如雍正所說，“從來有治人無治法，文武之政布在方案，其人存則其政舉，朕有治人即有治法”。幾千年間，中國專制制度的框架和運轉規則沒有根本的突破和進步。統治績效如何，更多地依賴于統治者個人的精神振作與否。沒有內外條件的嚴厲制約，個人的英明與自制無法抵制環境的縱容與腐蝕。由勝而驕，由勞而逸，是人性不變的規律。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與昏聵集于一身，理智與膨脹合為一體。他們既是輝煌成績的創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禍首。

西方歷史上沒有盛世這個詞，這并不是說其他國家歷史上沒有過輝煌的時代，在西方歷史上，它們往往被稱為“黃金時代”，比如大英帝國的“伊麗莎白時期”。與中國的盛世比起來，西方歷史上的黃金時代則沒有這么短命。

伊麗莎白時代與乾隆時代有許多巧合。伊麗莎白女王與乾隆同是25歲即位，與乾隆一樣，她也是一位理智又靈活的政治家。她即位之初，英格蘭內部因宗教分裂而處于混亂狀態，對外則面臨與法國的戰爭和與蘇格蘭及西班牙的緊張關系。她以高明的妥協策略使英國擺脫了宗教戰爭的陰影，又以靈活的外交與周圍大國周旋，結束了與法國的戰爭，為英國獲得了寶貴的發展時期。<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