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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房照鈔銀每兩收銀一錢；

算房照鈔銀每兩收銀二分。

在中國采購貨物，想要離港，要交納：

管事家人收驗艙放關禮銀四十八兩，小包四兩；

庫房收禮銀一百二十兩，貼寫二十四兩，小包四兩；

稿房收禮銀一百一十二兩，貼寫二十四小兩，小包二兩；

稿房收領牌銀一兩，小包二錢；

承發房收禮銀四十兩，小包一兩四錢四分；

單房收禮銀二十四兩，貼寫八兩，小包一兩；

船房收禮銀二十四兩，貼寫八兩，小包一兩；

票房收禮銀二十四兩，貼寫六兩，小包一兩；

算房收禮銀一兩，小包五錢；

柬房收禮銀十六兩，貼寫一兩五錢，小包七錢二分；

簽押官收禮銀四兩，小包二錢；

押船家人收銀八兩；

總巡館水手收銀一兩；

虎門口收銀五兩，小包一兩三錢二分；

東炮臺口收銀二兩八錢八分，小包七錢二分；

西炮臺口收銀二兩八錢八分，小包七錢二分；

黃埔口收銀五兩，小包七錢二分。（《新柱等奏各關口規禮名色請刪改載于則例內折》，見《史料旬刊》）

這張清單是新柱簡單調查后所列，而實際所收的，遠比這些還要多。

廣州海關之所以可以如此明目張膽地勒索外商，原因很簡單，一是他們有壟斷權，外商必須通過廣州一地進行貿易。二是外商沒有申訴權。中國政府規定外商不得直接與中國政府發生關系，只能通過十三行代轉，這實際上就取消了外國人反映問題的權力。

數十年來，英國一直在想辦法突破十三行的控制。

事實上，前兩年，一貫敢于冒險的英國人曾經嘗試過到中國別的地方開展貿易。

康熙年間，大清王朝結束海禁，開放對外貿易，在廣州黃埔、福建廈門、浙江寧波和江蘇云臺山設立了四個外貿口岸。不過，外國人還是按明末慣例，只在廣州貿易。寧波等港口作為開放港之一，很少有外國商船登陸的紀錄，直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實在受不了廣州海關和十三行的種種限制克扣，壯著膽子，北上寧波直接采購茶葉和絲綢。

多年沒見到外國人的寧波官員和商人對洪仁輝等人很熱情，采購進行得很順利。“洪仁輝船長和他的水手們抵達寧波，并受到熱烈歡迎。回國時，洪仁輝船長帶回了滿艙的中國貨物。”在寧波采購的茶葉比在廣州買到的要便宜很多，而且船上的英國貨在寧波也很受歡迎。在這個成功的開始后，英國商人來寧波越來越頻繁。

然而兩年過后，風云突變。“在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當他（洪仁輝）再次到達寧波時，中國人先讓他等著，然后沒收了他半船的貨物，并不做任何解釋就收繳了船上的所有火炮。”（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原來，頻繁到達的英國船只讓地方官很不安。他們上報了皇帝。

乾隆皇帝立刻警惕起來。

乾隆皇帝治理天下的秘訣就是收緊韁繩，強化控制。在他眼里，任何民間的自發性和主動性都是危險的。整個社會的每一個分子，都要歸攏到政權的羅網之內。大清王朝的千秋萬代，固若金湯，是他考慮一切問題的根本出發點。雖然重新啟用寧波等港口，會給浙江經濟帶來推動，但是卻給帝國的管理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煩。多開一個通商口岸，就讓百姓多了一個里通外國的窗口。所以經過權衡，皇帝向地方官員下達諭旨：

向來洋船進口，俱由廣東之澳門等處，其至浙江之寧波者甚少……于此復又多一市場，恐積久留居內者益眾。海濱要地，殊非防微杜漸之道……蓋本地牙行及通事人等，因夷商入口得從中取利，往往有私為招致者。此輩因緣覓利無有已時；即巡邏兵役人等，亦樂于夷船進口抽肥獲利。在此時固不過小人逐利之常，然不加禁止，誠恐別滋事端，尤當時加體察。（《清高宗實錄》）

皇帝發出諭旨，規定對外貿易依舊只能在廣州進行。

剛剛從直接貿易中嘗到甜頭的英國人卻不想再回頭，對于英國人來說，這個好不容易取得的突破對他們實在太重要了。

1733年，也就是乾隆即位的前兩年，英國人發明了飛梭，揭開了工業革命的序幕。1764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九年，英國人又發明了新式紡車，紡織業異軍突起，帶領整個工業進入了一個全新時代。機器的大量采用，促使格拉斯哥大學的技師詹姆斯·瓦特開始改進紐科門的蒸汽機，使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擺脫了對畜力、風力和水力由來已久的依賴。而在這一年，乾隆進行了第三次南巡。

工業革命使英國迅速強大起來，英國人需要全世界的商品，更需要把自己制造出來的大量產品賣到全世界。從1698年至1775年，英國的進口商品和出口商品都增長到500%至600%之間。因為國民的普遍富裕，英國人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需要大量的中國茶葉。而英國人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急于把自己生產的紡織品、鋼鐵產品及其他工業制成品賣到中國。（《全球通史》）

由于十三行的限制，多年來中英貿易處于嚴重不平衡狀態。茶葉越來越成為歐洲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物品，但問題是，貿易的本質是交換。用什么來換取中國的茶葉？這是一個讓英國人極為頭痛的問題。英國本土出產的商品，很少能通過十三行在中國打開銷路。從1786年到1829年，英國人八次把棉紡織品運到廣州，結果都銷路不佳。1821年那次英國商人帶來英花呢4509匹，剪絨與天鵝絨416匹，在廣州市場上拍賣脫手，結果賠本60%。（《林則徐“禁煙運動”新評》）

英國可以為中國皇室提供一些奢侈品，但市場需要量畢竟很少。除了在蘇、浙一帶棉花歉收時賣一點印度棉花外，英國人竟然找不到能賣給中國的東西。因此，英國人只能用現銀來買中國茶葉。當時來廣東的英國商船，船上只有10%是貨物，另外90%以上都是現銀。所以在中英貿易中，英國是連年絕對的逆差。從18世紀中葉起，白銀一直占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輸出貨值的90%。這樣巨大的貿易赤字他們實在承受不了。他們急切地想繞開十三行，親自深入中國市場，了解中國老百姓到底需要什么。他們不相信，在全世界都受歡迎的“英國制造”，在中國會打不開銷路。

因此，在寧波貿易的嘗試被阻止后，生性不那么馴服的英國人實在忍不住了。他們選擇了派洪仁輝向中國皇帝控訴他們的“委屈”，并直接提出多口通商這個鋌而走險的要求。他們認為，中國皇帝是通情達理的，只不過多年來一直被廣州海關所欺騙，不了解中外貿易中的種種實情。如果他們找到渠道把真實情況反映到皇帝那里，皇帝派人一調查，一切都會真相大白，因為廣州海關的貪腐幾乎是公開的秘密。英明的中國皇帝也許因此而徹底改革這種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十分不合理的外貿體制。

在天津等了7天，直到7月28日晚6時，洪仁輝終于等來了一名官員。他告訴洪仁輝，乾隆皇帝已經讀了他的狀紙。并且要他返回廣州，聽候皇帝派的專員在廣州審理此事。

英國人的目的似乎達到了。讀了這道狀紙，乾隆大為光火。在與外國人的交往中，政治永遠壓倒經濟，天朝上國的體面是第一位的。如今海關官員貪污腐敗到逼得外國人沿海直抵京畿，鬧嚷嚷來告御狀，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沒有過的事情。

皇帝批示，涉外事件，必須高度重視。“事涉外夷，關系國體，務須徹底根究，以彰天朝憲典。”

為了徹查此事，皇帝命福建將軍新柱、兩廣總督李侍堯審理此案。

洪仁輝暗自得意。中英貿易中積累了幾十年的問題，終于有機會解決了。他將要成為英國外貿界的英雄人物。

兩廣總督李侍堯向以“能員”“干練”聞名。他的最大特點是能洞悉皇帝旨意中每一個字背后的意義。

此案事實清楚，并不需要太復雜的調查取證過程。廣州海關的貪污事實很快被送達皇帝面前。據1759年新柱、李侍堯向皇帝匯報說，外商所述基本屬實：“外洋番船進口，自官禮銀起，至書吏、家人、通事、頭役止，其規禮：火足、開艙、押船、丈量、貼寫、小包等名色共38條。頭緒紊如，實屬冗難。”

李侍堯很快就做出了判決：

一是懲處腐敗。以“失察”為名，將粵海關監督李永標革職查辦；參與貪污勒索的粵海關役吏“杖流科罰”。

二是免除部分陋規。但是由于大部分陋規實際上是政府的半合法收入，故此將這部分合法化。“規禮名目，一概刪除，合并核算。”

三是同意英國人提出的一個小小要求，就是帶來的自己消費的食品和生活日用品免稅。“番商食用所需，已征進口，所有出口稅銀，準予豁免。”

這三點都是英國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