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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斯菲爾德又一次猶豫了。他雖不喜歡霍桑，但他很聰明，知道自己別無選擇。“他的大部分財產都留給了他丈夫，”他說，“包括倫敦北部的房產和克拉克頓的房子。他還列了一些慈善機構，一部分遺產會被捐贈。但唯一的另一大筆遺產，大約十萬英鎊，屬于戴維娜·理查森夫人。如果你想和她談談，我的秘書可以給你她的地址。”

“我的確想和她談談。”霍桑說，眼中有一絲我很熟悉的光芒，他發現了另一條可供追尋的線索，“但是，也許你能告訴我他為什么對她這么慷慨。”

“我真的覺得這跟我沒有任何關系。”奧利弗·梅斯菲爾德遠沒有我們剛進來時那么愉快。恐怕霍桑確實會對人們造成這種影響。你可以說他是根針，證人和嫌疑犯則是氣球。“理查森夫人是室內設計師，和理查德是摯友。他也是她兒子的教父，我會把她的電話號碼給你。”他在電腦上調出號碼，潦草地寫在一張紙上，遞了過來，“更多的信息，你會從她那里得知。”

當我們離開辦公室時，霍桑的手機響了，是格倫肖探長打來的。她打電話是想通知他，阿基拉·安諾已經出現了，正準備跟她談話。

第六章 她的故事

阿基拉·安諾住在荷蘭公園附近，但我們沒有去她家里。大概是因為她不希望自己的隱私受到侵犯，所以選擇了在諾丁山警察局接受訊問。那是一座相當漂亮、氣勢恢宏的建筑，坐落在蘭仆林的拐角處。由于政策原因，該警察局現已關閉。倫敦政府曾計劃關閉一半的警察局，減少街上穿制服的警員，這也使得持刀犯罪激增，拿手機都要冒著被騎摩托車的小偷搶走的風險。

我不明白為什么格倫肖探長會邀請我們過來，因為她已經明確表示過，她把調查視為一場競爭，而她決心要贏。

“她認為是那個叫安諾的女人干的。”霍桑解釋道。

“怎么回事？”

“她實施了逮捕。她想讓我看起來很差勁，我當時在場——但她還是比我領先一步。”

“你不喜歡她。”

“沒人喜歡她。”

我們出示了身份證，獲準進入警察局。格倫肖征用了一間陰森的審訊室。審訊室位于一樓，墻壁被漆成了乳白色，窗戶是磨砂玻璃的，遮擋住窺探的視線。一張桌子固定在地板上。這里沒有琺柏涂料，墻上的健康和安全宣傳海報是唯一的裝飾。

阿基拉·安諾坐在一把粗糙的木椅上，看起來很不自在。她是個嬌小的女人，有些少年氣，不是很矮，但整個人顯得不太真實，就像一個影子。她的眼睛非常黑，炯炯有神，只是被圓圓的淡紫色眼鏡遮住了一部分，眼鏡架在陶瓷般的臉頰和輪廓鮮明的鼻子上。也許她做過鼻梁整形。她的頭發又黑又直，垂到肩上，勾勒出一張看不出年齡的臉。她給人一種極其聰明、知識淵博的印象，部分原因是她從來不笑。她現在很郁悶。她剛剛從牛津開車回來，對前夫的律師被殘忍殺害這件事，沒有表現出任何悔恨的跡象。但她很生氣，因為每個人都認為她與此有關。

在此之前，我早已見過阿基拉·安諾兩次。

我寫這些的時候，不想給人留下我對她或她的作品有任何敵意的印象。實際上，在理查德·普萊斯去世的時候，除了她發表在《新政治家周刊》上的幾首詩之外，我從未真正讀過她寫的作品。說實話，那些詩我也沒太看懂。我第一次偶遇她是在愛丁堡書展上，接著六個月后，我在倫敦的一個發布會上見過她。后來，我在網上查過一些她的資料。我對她的了解大致如此。

她于一九六三年出生在東京，是獨生女。她的父親是一名銀行家，在她九歲那年被調到紐約，她就是在那里長大的。一九八六年，她從馬薩諸塞州的史密斯學院畢業，不久后出版了她的第一部 小說《眾神》。“一個關于日本鐮倉時期女性屈服與宗教父權制的故事。”盡管梅麗爾·斯特里普主演的電影改編得不太好，但這部作品還是讓她獲得了國際贊譽和好評。她的其他作品中，最著名的是《特米蘇盆地》《廣島的清風》和《我父親從來不了解我》，后者是一本她在美國早期生活的半自傳體回憶錄。她還出版了兩卷詩集，最近一本是今年早些時候出版的，叫《俳句兩百首》，也確實包含了兩百首俳句。她說過一段著名的話，說她寫一部小說要花好幾年的時間，因為她不但把每個字當作掛毯中的一個針腳，也把它當作掛毯本身。我也不確定她是什么意思。

她嫁給了英國電影攝影師馬庫斯·勃蘭特，他曾經為她的電影掌鏡，這也是她來到倫敦的原因。這是一段有虐待傾向的感情，《星期日泰晤士》雜志對此有一段長達九頁的描寫，之后上了bbc的紀錄片節目《想象》，這段關系在二〇〇八年結束。兩人沒有孩子。兩年后，她嫁給了房地產開發商阿德里安·洛克伍德，這令許多媒體大跌眼鏡。

她在人生的某個階段，信奉了日本的傳統宗教——神道教，她的許多作品都反映出了這一點，尤其是她信仰萬物有靈論，認為無生命的物體也包含某種靈性。不過，據我所知，沒有人見過她去參拜神廟，或者因此沉迷于舞蹈儀式。她還研究了差異性的本質、她的雙重民族身份，以及生活在另一種文化中所產生的疏離感，這種文化不同于她出生的文化。我在此引用的是她一本書的前言。

我曾在一個圓頂帳篷里經人介紹認識了她，就是那種在愛丁堡書展上搭建的蒙古風格的作家帳篷里。帳篷并不大，但是很安靜。他們全天供應咖啡和小食，晚上供應麥芽威士忌——如果那時他們還沒有把你打發回家的話。我在愛丁堡談我寫的童書，她正在舉行一場詩歌朗誦會。我一個人坐在那里，她則在眾人擁簇下走過來，其中有她的出版商、經紀人、公關人員、兩名記者、一名攝影師和電影節的導演等。出于某種原因，她穿著一身男士三件套西裝，配有圓頂禮帽。除去肩上別著的一枚銀色胸針（可能是日本假名中的一個），她就像是從比利時畫家馬格利特的畫作中走出來的一樣。

帳篷里幾乎沒有其他人，阿基拉喝了一杯綠茶，回絕了一份放了很久的水芹雞蛋三明治。有人注意到我在那里，并介紹說我是《少年間諜》系列的作者。

“哦，是嗎？”

這是她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我永遠不會忘記，也不會忘記隨后的握手。握手相當冷漠，一瞬間就結束了。

我嘀咕了幾句贊美她作品的話，雖然不是真心的，但我覺得這樣才禮貌。

“謝謝你，很高興見到你。”如果每一個字都是一副掛毯，那它一定是用鐵絲網織成的。

她在做一件非常討厭的事情。她的目光掠過我的肩膀，看帳篷里還有沒有更有趣的人。當她確定沒有的時候，便轉身背對著我，和她的公關人員核實了一些事情，之后整個團隊都離開了。

雖然我確實覺得這很奇怪，但并沒有生氣。書展的氣氛幾乎總是友好的，沒有競爭，很少見到嘩眾取寵的作家。我暫且假定阿基拉也是如此。可能她對自己即將發表的講話感到緊張，我也一樣。無論我在公眾面前講多少次話，上臺前總會感到不安，也不太會閑聊，相信很多人會覺得我粗魯無禮。

但幾個月后，當我在新書發布會上遇到她時，她又一次冷落了我，這一次我確信她是故意的。她似乎不記得以前見過我，當她再次被告知我是一名童書作家后，瞬間沒了興致，眼中的光也熄滅了。如今，她開始喜歡戴那些小野洋子風格的墨鏡了。我覺得相當可笑。

這次她穿著一套昂貴的黑色長褲套裝，肩上搭著一件淺灰色的羊絨披肩，末端纏在胳膊上。卡拉·格倫肖坐在她對面，那個叫達倫的男人站在一旁，要么嚼著口香糖，要么假裝在嚼口香糖，手里還拿著印滿圖騰紋路的記事本。

格倫肖介紹了霍桑，對我只字未提，這倒無妨。我不知道阿基拉看到我會怎么想，我看她未必會愿意出現在我的書中。這是一次非正式的面談，沒有律師，也沒有警告。

“謝謝你趕來，”格倫肖對阿基拉說，“如你所知，理查德·普萊斯昨天早上被發現死在家中，我們希望你能協助調查。”

阿基拉聳聳肩：“我怎么幫你？我幾乎不認識普萊斯先生。他代理我前夫的案子，但我們從未說過話，我對他無話可說。他靠人們死去的愛情和破滅的夢想謀生，還有什么可說的？”

她的口音很奇怪，主要是美國口音，但帶有輕微的日本味。她聲音柔和，不帶一絲情感，似乎覺得這場對話很無聊。

“你威脅過他。”

“不，我沒有威脅他。”

“恕我直言，安諾女士，我們有幾位證人十月二十一日當天在德勞奈餐廳看到你，當時你在那里吃晚飯。離開餐廳時，你看到了普萊斯先生，和他的丈夫坐在一起。你朝他潑了一杯酒。”

“我把酒倒在了他頭上，他活該。”

“你罵他是豬，還威脅說要用瓶子打他。”

“那是個玩笑！”這五個字里有一種異乎尋常的惡意，仿佛在指責格倫肖故意無視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我倒了一小杯酒，我說他很幸運沒有點一整瓶，否則全都會被倒在他身上。我說得很清楚：我會用更多酒潑他，并不是我會用酒瓶傷害他。”

“考慮到他被謀害的方式，這仍是一句不恰當的措辭。”

她仔細想了想。我可以看出她在回想、分析餐廳里的場景，好像要把它變成一個短篇故事，或者一首俳句。那雙深黑的眼眸陷入了沉思。最后她說：“我不后悔我說過的任何話。我告訴過你，那只是一個玩笑。”

“一點也不好笑。”

“探長，我不認為玩笑一定要有趣。在我的書中，我使用幽默只是為了顛覆現狀。如果你讀過法國哲學家阿蘭·巴迪歐的作品，你就會知道他將玩笑定義為一種揭示真相的裂口。順便說一下，我是在索邦大學認識他的。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我會憑借嘲弄打敗對方。這是阿蘭給予我的洞察力，雖然我覺得沒必要為自己辯解，但這正是我在德勞奈餐廳使用的方法。”

我能想象到阿基拉·安諾和阿蘭·巴迪歐一起暢聊到深夜。肯定充滿了歡聲笑語。

“安諾女士，你和誰一起吃的晚餐？”

“和一個朋友。”

“如果你能告訴我們他的名字，也許會有幫助。”

“也許最好不說。不管怎樣，那不是個男人，是個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