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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長說:“辯護人發表辯護意見?!?
聞途深吸了一口氣,靠近話筒,望著手里的材料沉聲說道:“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公訴人,我對本案受害人遭受的不幸深表惋惜,但他的死亡必須有人為之付出代價嗎?我認為刑事訴訟不是一場交易。以下是我的辯護意見——
“第一點,我們法律工作者必須擯棄‘唯結果論’和事后第三人的錯誤視角。一旦案件中出現被害人死亡的后果,行為人往往受到道德譴責,這種根深蒂固的傳統生死觀,是當今司法實踐‘唯結果論’盛行的根源,法律只是底線,而道德是高標準的要求,‘唯結果論’的片面性會導致法律失去獨立價值,成為道德的附庸。
“關于錄像是否能證明被害人喪失意識,我方持否定意見,在質證階段已經論述過,這里僅從被告角度闡釋,公訴人提到案件應分為三個階段,其實不然,代入李呈昊的視角縱觀整個事件,從關賀砸攤位,到李呈昊反擊、逃跑、再反擊、最后將人制服,這是一系列具有連貫性的動作,檢方作為理性第三人,僅僅聚焦所謂半分鐘,只看到被害人死亡的結果,殊不知李呈昊已經經歷了漫長的心理折磨,糾紛從頭到尾持續三十五分鐘之久,他一心想制服關賀,所以扎人的舉動難以避免地帶有‘行為慣性’,檢方不應把整個過程分割開,而要求他在經歷漫長煎熬后又立即在短暫時間內履行注意義務,未免太過于苛責?!?
“第二點,我們不應該落入概念的窠臼。司法解釋設立‘時間條件’是便利司法工作者分析案情,而不是讓我們僵硬地套用概念。概念是人為預設的,但現實千變萬化,如果不對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只能說明檢方在完成指標,在機械地走辦案流程,而不是遵循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去達到應然的公平和正義?!?
他的話語鏗然有力,直白地把矛頭指向法庭對面的公訴席,諶意眉頭皺緊,表情不太好看,在場的每個人都感受到空氣里濃重的火藥味。
聞途直視諶意,目光猶如利箭:“檢方沒有深入思考時間條件深層含義,時間條件怎么認定,是按照客觀、主觀、或者是客觀加主觀的雙重標準,避重就輕,只是想當然地靠法條上的文字給被告人定罪?!?
他的辯護意見如同槍林彈雨般掃射過來,諶意眼神顯而易見地暗了很多。
“刑法上有個‘期待可能性’,即在案發條件下,我們期待行為人能做出什么舉動,李呈昊面臨危險時處于‘心理應激狀態’,高度緊張之下,認識能力和行為能力大打折扣,此時不能期待他和理性第三人一樣頭腦保持清醒,不能期待他每個行為舉動都被困在概念框架之內,判定時間條件,客觀實際固然重要,但行為人的主觀認識能力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刑法上所有的概念,司法工作者應該明白為什么運用以及怎么運用,否則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他說話時的輕重緩急把握得恰到好處,不急不躁,和話語間的攻擊性形成鮮明反差。
“第三點,我們應當審視正當防衛的立法目的。李呈昊他報警了,逃跑了,甚至被逼到絕境,還要求他做什么呢?他已經做了面對危險時能夠采取的一切措施,但立法者設立正當防衛,不是教我們忍讓,逃跑,息事寧人,而是在受到侵害的時候勇于和不法進行抗爭。
“1979年《刑法》將正當防衛設立為公民的一項正當權利,1997年《刑法》放寬限度并增設無限防衛權,2020年兩高一部《關于依法適用正當防衛制度的指導意見》,在原基礎上建立了具體的適用規則,從制度沿革可以看出正當防衛在逐步降低出罪門檻,立法者將它作為事前權利而不是事后救濟,體現一種價值取向,即正義無需向不法讓步。
“如果國家和法律對侵害行為置之不理,是對不法的縱容,為公民的防衛權做出過多限制,也是對不法的縱容,未來將會有越來越多的的人去挑戰法律的權威,最終造成法秩序以及社會秩序的整體崩塌。
“在此,我期待海州區法院能拿出法律人的勇氣和擔當,采取正確視角和價值取向,準確使用防衛制度,宣告李呈昊無罪,辯護人的意見發表完畢?!?
他字字落在燈光輝煌的法庭內,擲地有聲,聽者為之動容。
不僅是和檢察機關碰硬,更是對審判機關施壓,其勢洶洶,言語間的火力堪稱迅猛。
場內一片躁動,審判長神情凝重,聽眾席交頭接耳,隨即法庭的注意力來到公訴席,所有人都在屏息等待諶意會怎么回應。
諶意低垂著眼睛,指尖在桌面上緩慢地敲,眉間密布陰云。
安靜了好幾秒,審判長提醒:“公訴人?!?
諶意掀起眼皮,表情沒有一絲慌亂,他望向辯護席的聞途,鎮聲說:
“辯護人純屬過度解讀,我方從沒有置于理性第三人的視角,也沒有要求李呈昊具備理性第三人的清醒,但他是個正常人,應當作出同自己認知水平相當的判斷,他能看見,就算他近視也能聽見,還有著肢體感受,這些無關理性,純粹是本能的感知,要求他注意到被害人昏死,我相信并非強人所難。
“辯護人一直在強調李呈昊緊張的心境,但請辯護人想想,過于強調心境何嘗不走向另一個極端,那就是情緒化犯罪,如果他因害怕的情緒尚且注意不到被害人昏死,還能保持防衛意圖嗎?試問他扎死被害人那三十秒內,是想著自衛,還是單純被情緒控制了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