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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9有大量煉銅殘渣、孔雀石（銅礦石）、各種小片殘銅以及石 器和骨器，動物骨骼有大象、牛、豬、狗和鹿等，象骨主要是象牙和 頭骨，有牛角40余只，經統計，至少來自30多頭牛。此外，還有一 倒扣的泥制熔銅爐。

在iv區的祭祀坑中，埋葬牛角和牛頭的數量最多。跟之前的偃 師與鄭州商城相比，小雙橋商邑用豬祭祀的現象急劇減少，用牛獻祭 則顯著增多，但祭祀坑中少有其他部位的牛骨，獻祭者可能會分食牛 肉，只把牛頭和牛角埋入祭祀坑。

從發掘跡象看，iv區有一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東西長50多米， 南北寬近10米，可能是小雙橋城邑的青銅冶鑄區。在夏朝一二里頭古 城、早商的偃師和鄭州商城以及晚商殷墟遺址中，青銅冶鑄區和宮殿 區都相隔一定距離，而小雙橋的青銅冶鑄區卻和宮殿區緊密相連，說 明冶鑄銅從業者和王室宮廷關系更為密切。但奇怪的是，小雙橋的冶 鑄銅區少有人祭現象，這和之前、之后都不一樣。

綜上，小雙橋聚落存在時間不長，規模也不太大，但已發現很多 人祭尸骨，說明中商王都的人祭數量空前增加。

目前小雙橋的發掘還不太全面，已發現的平民聚落、作坊和正常 墓葬較少，完整的青銅禮器也很少。最典型的青銅器是在“周勃墓” 旁邊發現的兩件青銅方框形構件，有學者推測是安裝在木梁柱頭部的 裝飾物。

除了正面的獸面紋飾，方形青銅構件開方孔的側面還有復雜圖 案，發掘報告稱之為“龍虎搏象圖”。龍形長而肥大，和二里頭墓葬 中的綠松石龍造型接近；“象”是長鼻獸造型，體型較小，但和大象 有一定相似，結合iv區h29出土的象骨，小雙橋人對大象應該比 較熟悉。

方形青銅構件的紋飾拓片

此外，小雙橋遺址的有些陶器和石器，與同時代岳石文化的器物 比較相似，比如黑皮陶器（在iv區祭祀坑中還多次發現一種類似石 鋤的長方形穿孔石器，但具體功能不詳）o《竹書紀年》中有“仲丁即位, 征于藍夷”的記載，現代學者一般認為藍夷屬魯中南地區的岳石文化， 所以，中商王朝可能發動過征討山東地區的戰爭。26不過，早在商朝 開國時，岳石文化就是商文化的來源之一，到小雙橋時期，很可能另 有一批東方人群加盟中商，從而帶來了新的陶器和石器風格。總體上， 小雙橋王室和東方族群的關系應當以和平合作為主。

和早商相比，小雙橋時期的商朝比較衰弱，突出表現就是小雙橋 聚落缺乏龐大的城墻、宮殿建筑和倉儲體系，晉南和湖北的商城也被 放棄。但考慮到小雙橋的商王朝能夠建造所謂“周勃墓”這種巨大的 夯土臺基，舉行人祭的規模也更大，說明商朝的人祭文化此時已基本 定型。

考古工作者在小雙橋也采取了糧食浮選法：顆粒數量仍是粟米占 絕大多數，27折算成重量，粟米居首位，接下來的排名依次是小麥、 水稻和黍米。這說明夏朝一二里頭時期水稻獨大的格局已漸行漸遠， 濕熱氣候的頂峰正在過去，黃河南岸逐漸回歸旱作農業。

表六：小雙橋遺址出土糧食顆粒及折合重量

粟

水稻

小麥

黍

合計

粒數

1409

94

127

51

1681

千粒重（克）

2

16

16

7

粒數占比

83.8%

5.6%

7.6%

3.0%

折合克數

2.8

1.5

2.03

0.36

6.69

重量占比

41.9%

22.4%

30.3%

5.4%

比起殷墟，早商和中商的考古起步晚，成果也很有限，比如，一 直沒在鄭州和偃師商城發現王室和貴族墓葬區。從殷墟考古看，晚商 最盛大的人祭場在王陵區內，所以我們目前見到的早商和中商的人祭 場可能還不是當年的主體。

早商和中商共約三百年，在這期間，商人的人祭行為迅速增加， 屠殺方式也越來越殘忍,雖然可能有過用銅器代替人獻祭的改革嘗試， 但也只是曇花一現。商文明的基本特征已經定型：文字、青銅技術、 巨大城池，以及崇尚暴力、熱衷人祭的文化。此外，早商的神奇擴張 和龐大的倉儲設施也是獨一無二的，只是那個時代的輝煌和野蠻已經 無法完整復原。

以色列考古學家吉迪o謝拉赫認為，在“早期國家”或“復雜酋 邦”階段，社會開始變得更復雜，王權剛剛出現，統治者發現自己的 統治體系還不夠發達，急需借用一種強大的機制來維護權力，從而導 致人祭宗教和戰俘獻祭行為的產生。28不過，為何戰爭與人祭可以鑄 牢新興王權，吉迪卻沒有多談。結合前文對新石器末期到中商這上千 年人祭歷程的梳理，本書認為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理論層面，王的 大量獻祭（意味著他獲得神的福佑）是王權融合神權的標志;現實層面， 戰爭讓本國族的民眾團結起來一致對外，從而更鞏固了王的權力。

對于吉迪的論述，我們還可以補充一個背景：“早期國家”之前 的部落甚至村落階段，人祭行為已經廣泛存在，原始時代的宗教（或 者稱之為“巫術”）并不缺乏人祭理念。比如，在龍山文化時期的華 北地區，部落間的戰爭沖突頗為劇烈，多地孕育出“早期國家”的雛 形，而且伴隨著較多人祭現象。這有吉迪總結的“統治者希望獲得牢 固統治基礎”的因素，但似乎戰爭本身是形成“早期國家”的主要原因， 人祭則更像是戰爭的副產品。

吉迪的“早期王權傾向乞靈于人祭”的結論，雖符合大多數“早 期國家”的特征，但也難免有例外。比如一度非常輝煌的“良渚古國” 就并未發現人祭遺存，反倒是解體之后，人祭才在良渚文化的局部地 區多了起來。29龍山時代，陶寺和石郎這兩個古國幾乎同時并存，石 期的人祭很密集,陶寺則比較稀少，但后來卻還是同步解體，也就是說, 人祭宗教并沒有能夠保障石崩的持續繁榮。在當時的華北，像石郎這 種熱衷人祭的早期古國要占多數，但都沒有逃脫衰亡的命運。

夏朝-二里頭古國的人祭遺存也不太多，而且王室的人祭行為還 要比民間少。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商朝初期，直到又過了近一百年， 人祭行為才出現爆發式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