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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前述孔子關于“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先 罰而后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的描述，卻 又是西周和春秋時期絕無僅有的，不僅不符合周朝官方的政治正確， 而且孔子的信息來源也是個謎。

我們至少知道的是，在孔子的春秋時代，上述“殷人”的特征早 已經消失。宋國是商王族的繼承者，但宋國上層已被周人完全同化， 有時固然爭強好勝，但主要還是為面子，或者說是周人文化里的“貴 族精神”，絕對不是為了利益的“勝而無恥，

以比孔子早一百多年的宋襄公為例，他最著名的事跡是和楚國的 “泓之戰”。宋襄公風格甚高，不肯攻擊正在渡河及未成列的楚國軍隊， 結果慘敗，受傷而死，而且死前還振振有詞地自我辯護，闡述道義是 戰爭的首要原則：“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 寡人雖亡國之馀，不鼓不成列。”（《左傳o僖公二十二年》）可見，宋襄公 絕對不是“無恥”，而是恥感過分發達。至于崇拜鬼神的程度，宋國 人也不比春秋列國更嚴重。

但前述孔子關于商周文化之別的評價顯示，即便是在周公五百年 之后，應該也還存在著碎片化的關于商朝的真實歷史記憶。考慮到孔 子是專職搜集歷史文獻的學者，待他收集起足夠多的關于商朝的碎片 化知識后，是有可能逐漸拼合出一些“非官方”版本的真實歷史的。

其實，這在《論語》里有些跡象。

在周公版的歷史中，商人從沒有過殘忍的人祭宗教，商朝的滅亡 只是因為紂王-帝辛個人的道德墮落，但孔子的學生子貢卻試圖為紂 王“翻案”：

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 歸焉。（《論語o子張》）

大意是說，紂王的惡行并不像人們傳說的那樣過分，這就像是一個地 方被當成了垃圾場，人們就專門往那里丟垃圾，紂王的形象也是被這 樣堆積出來的。

在《論語》中，這段話是和子貢為晚年孔子辯護的幾段話放在 一起的。子貢是孔子晚年最信賴的學生，孔門十哲之一，復姓端木， 殷商舊地衛國人，所以很可能也是商人后裔。這么說來，他和孔子 可能有遙遠的同族親緣。據此，這師徒二人顯然交流過一些官方版 之外的商代秘史。子貢這段話被載入《論語》，說明編輯《論語》的 孔門弟子認可其權威性。

而孔子很可能就是從《易經》開始探索真實的商代的。從可靠的 文獻史料看，孔子平生從不關注“算命”問題，也從未給自己或別人 占算過命運，不管是用甲骨還是易卦。孔子最常談論的是詩、書、禮、 樂，但他幾乎從未對《易經》發表過評論。

然而，到了晚年，孔子卻突然對《易經》產生了興趣，他說：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論語o述而》里的這則記載很可靠，但具體含義有爭議。有人將其 解讀為：“我如果能多活幾年，比如五年或十年，用來學習《易經》, 就不會有大錯誤了！”或者：“如果這幾年我能重新再來一次，我會 從五十歲開始學習《易經》，也就不會有大錯誤了！”

不管是哪種解釋，這都是孔子晚年才會有的感慨。《史記》與此 相關的記載是，孔子晚年頻繁地研讀《易經》，結果編竹簡的皮條磨 損嚴重，經常斷裂，所謂“韋編三絕”。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 絕。日：“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史記o孔子世家》）

《禮記o禮運》還記載，孔子曾對弟子言偃（子游）說：

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為之做“正義”的唐代學者孔穎達認為，這部《坤乾》是殷商（宋） 人版本的易卦占算書，“謂得殷家陰陽之書也”，它的坤卦排在乾卦前 面，和《易經》相反，所以稱為《坤乾》。

這個說法已經難以驗證，但在此之前，孔子肯定有機會讀到文王 的《易經》。如前所述，韓宣子訪問魯國，“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 與魯《春秋》'，而孔子離開魯國去宋國，發生在他五十七歲這年，也 就是說，從五十歲到五十六歲期間，他一直身處魯國高層，完全有條 件讀到官方收藏的周公注解版《易經》。

作為周公后人，魯國人對《易經》的理解可能非常陽光，完全沿 用周公《象辭》的曲解，從而使孔子沒有意識到它的史料價值。但當 在宋國得到《坤乾》時，孔子卻可能會獲悉某些保存于《易經》中的 真實的商周之際歷史，畢竟，作為商人后裔的宋國最有可能保存這種 暗黑記憶。

司馬遷認為，《易傳》里的《系辭》是孔子所作。其實，這應當 是孔門弟子記錄的孔子觀點。《系辭》對《易經》（文王卦爻辭）的來 歷有個推測，認為它是殷商末期周族興起時的產物，內容主要是周文 王和商紂王交往的事件，所以充滿了危機之辭，所謂：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 事邪？是故其辭危。

此外，《系辭》還認為《易經》的作者充滿了憂患之情：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這種理解已經很接近真實的文王時期，而和周公的《象辭》很不 一致，說明五十七歲之后的孔子已發掘出越來越多當年被周公隱藏的 真相（商朝的血祭文化）。但是，孔子沒有繼續點破真相，而是頻繁 地翻檢《易經》，以至“韋編三絕”。或許，孔子正是想從隱晦而雜亂 的文王卦爻辭中復原出盡可能多的內容。

今天的我們對商代的有效知識主要來自出土的遺址和甲骨文，而 這只是商代極為有限的局部片段，猶如管中窺豹；而孔子通過收集當 時的口述史與文獻（孔子能見到的文獻要比今天多得多）也同樣可以 建立起一部分有效知識。因此，孔子對商代的認知和現代人的認知應 當存在一些交集，但也會有互不重合的部分。

可以合理推測，孔子應該就是在逐漸認知真實商朝文化的過程 中，更加理解了周公當年為何一定要埋葬商朝的真歷史而重構一套夏 商史。

孔子是商王族后裔，他應該會感念周公給了商人生存的機會，還 替他們抹去了血腥人祭的記憶，讓子孫后代不必活在羞辱中。周公的 這些寬容而偉大的事跡，被他自己掩埋五百年，又終被孔子再次破譯。 這或許才是他衷心服膺周公的根本原因。

孔子甚至常常夢到周公，而周公本以為武王解夢著稱。只有到臨 終前，孔子才感慨很難夢到周公了 ：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論語o述而》）

在傳統的歷史敘事框架中，孔子夢周公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讓人 理解，甚至有些人還會覺得這是不是有點虛假，但將其放在真實的商 周之際的歷史背景中就好理解了 ：越是接近商文化的殘酷真相，孔子 就越是對周公有真正的理解和感激。換句話說，從民族間的征服與殺 戮走向和解與融合，孔子是受益者，也是這段隱秘史的破譯者。他有 太多想說又不能明說的，只能在夢中傾訴。

附錄：孔子晚年編輯“六經”

孔子晚年最重大的工作，是編輯儒家經典“六經”。

這是按照周公精神對歷史文獻進行的一次前所未有的系統整理。 “六經”成書后，從上古到孔子時代的歷史敘事的權威版本就此誕生， 也標志著周公開創新華夏、埋葬舊華夏的工作得以正式完成。而孔子 則以此向周公致敬，并參與、發展了周公的事業。

本書目的之一是再現夏商周更迭的歷史，所以使用了 “六經”中 的很多史料素材，但也對有些史料進行了辨析，指出其不可靠或刻意 作偽之處。

“六經”具體是指《詩經》《尚書》《儀禮》《樂經》《易經》《春秋》。 其中，《詩經》《尚書》《易經》包含大量商周易代時期的史料。在“六 經”成書之前，社會上傳抄流行的主要是單篇文章，真偽混雜，質量 良莠不齊。為此，孔子選擇了最可信且符合周公精神的匯編成書，而 不符合這兩點的篇章就逐漸失傳了。

《詩經》記載了周族從姜嫄、后稷以來的多篇史詩，包括周族早 期歷史、文王確立翦商大計、武王的滅商戰爭、周公平定三監叛亂以 及對商文化的改造等，屬于經過周公修訂的官方正式版本。

孔子繼承周公事業的用心，則主要表現在他對《尚書》的編輯 和選裁上。

書是文獻之意，《尚書》就是古代的文獻。按時間順序，《尚書》 分為《虞書》（堯舜禹時期）、《夏書》、《商書》和《周書》。在收入“六 經”之前，《尚書》中各篇都是單行本，基本規律是越古老的越不可信， 內容大都是西周及之后的人按照周公重寫上古歷史的精神，虛構了堯 舜禹和夏商時期的很多帝王故事和講話稿，基本是周公式的道德說教， 不具備史料價值。當然，也會有個別真正的商代文獻，比如盤庚遷都 的講話稿，內容上和周公精神抵觸不大，或者已經被周公授意刪削過， 所以保留了下來。總之，這些真真假假的篇章被孔子分別收入了《尚書》 的《虞書》《夏書》和《商書》部分。

而《周書》部分，則多數是周朝的官方文獻，作偽的成分較少， 而且肯定符合周公精神，所以在整部《尚書》里，商末周初這部分占 的比重最大。

以上是孔子認為符合周公精神、被收入《尚書》的文稿。此外， 在西周朝，還有人寫了一些關于商周之際的歷史篇章，他們顯然部分 了解那段真實的歷史，但并不完全遵循周公精神，所以和周公版文獻 很不一樣。比如，有些文稿記載，滅商之前的武王生活在對商朝的恐 懼之中，經常夜不成寐，需要周公的寬慰，但里面記載的周公的長篇 大論有明顯的虛構成分，因為兄弟二人的深夜談話不可能被如實記錄 下來。還有的文稿記載了武王滅商后曾大量屠殺商人俘虜進行獻祭, 但關于人祭過程的描寫不僅完全符合殷墟甲骨卜辭的記錄，而且比卜 辭更細致，這顯然也不符合周公精神。

這些稍有違背周公精神的歷史篇章，并沒有被孔子收錄進《尚 書》，但經過孔門的匯集、抄寫和校勘，也形成了一個匯編本，被命 名為《逸周書》，意思是“未能收入《尚書o周書》的文獻”。開始的 時候，《逸周書》可能只保存在孔門內部，只有少數弟子說得清這部 離經叛道的書的來歷。而到了戰國之后，真正的商代歷史已經被徹底 遺忘，以“六經”為代表的周公版歷史成了唯一的存在，所以《逸周 書》雖然沒有失傳，但在此后兩千多年的歷史里，處境一直比較尷尬， 不太受學者重視。只有到現代考古學誕生和商代遺址發掘后，人們這 才發現，它的有些內容居然很符合商文化的本來面貌。

至于《易經》，孔子雖然很精準地選擇了文王而非春秋時流行的 其他版本（如本書所述，文王的《易經》隱含的商末往事很多，周公 的《象辭》其實是對文王原意的掩蓋和曲解），但卻繼續奉行周公的 原則，在給弟子講授《易經》時，盡量避開商末的真實歷史，重點從 《易經》文本引申出宇宙秩序和社會倫理。這些講授被他的學生整理 成《文言》《系辭》《說卦》《序卦》等篇章，與周公《象傳》合編在 一起，被稱為《易傳》（對《易經》的解釋）。8文王的《易經》和之 后的《易傳》,則被后人合稱為《周易》。因此，要還原文王時代的歷史， 必須研究文王《易經》本身，而非《易傳》，這樣才能避免周公和孔 子刻意制造的誤導。

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時代，周王室早已喪失權威，諸侯列國并不真 正關心所謂文化建設或王朝合法性問題，編輯“六經”可以說完全是 孔子個人的追求，但此舉確實繼承了周公的事業，實現了周公的目的： 掩埋真正的商文化，用重構的道德歷史建構華夏文明起源。

周公在事實上扭轉了歷史進程，改變了人們的認知；孔子則把這 一切文本成果匯總起來，形成蓋棺定論的“六經”經典，傳遞給后世: 華夏文明的源頭就是如此，再無其他。

當然，孔子編輯“六經”的作用不止于此，其中還保存了從西周 創立直到孔子時代的文化成果,這就是周人貴族社會的詩歌（《詩經》）、 禮俗（《儀禮》）和歷史（《春秋》）。

可以說，“六經”是截至孔子時代的符合周公精神的華夏世界社 會歷史知識的總集，不僅是儒家學派的基石，也是傳統時代的人們了 解商周及更早時代的幾乎唯一信息源。換句話說，“六經”決定了華 夏新文明獨有的內核與特質，是華夏新文明的源代碼。孔子時代尚還 保留著一些關于真實商文化的口傳記憶，但到戰國初年，伴隨著各國 的變法運動，貴族社會逐漸瓦解，新的集權君主制和官僚制國家機器 建立了起來，而在這巨大的社會動蕩和重組中，即便稍有文化的人也 都只能忙于適應大變革，無人會留心渺茫的上古歷史傳說。就這樣， 有關商文化的殘余記憶終于徹底失傳。

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爭鳴，還曾先后出現道、墨、法、名、兵等學派， 但它們所擁有的古典知識根本無法和儒家相提并論，何況其對上古歷 史的認識也只能來自儒家“六經”，因此，即使對儒家理論有所不滿， 也無法脫離儒家知識走太遠。

概而言之，周公時代變革的最大結果，是神權退場，這讓中國的 文化過于“早熟”；戰國時代變革的最大結果，是貴族退場，這讓中 國的政治過于“早熟”。而在其他諸人類文明中，神權和貴族政治的 退場，都發生在公元1500年之后的所謂近現代時期。

周公和孔子的努力維持了兩三千年，直到考古學家的鏟子挖出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