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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典型的例子是肺結核。結核桿菌能夠引發人類肺結核，這種傳染病每年讓全世界成千上萬的人喪命。基因研究表明，最早的結核桿菌可能在幾萬年前的非洲誕生，不過當時對人類社會的威脅很小。今天流行的結核桿菌的共同祖先出現在大約1萬年前，正好是農業誕生的時間。甚至在地點上，結核桿菌從西亞的新月沃地誕生，隨著早期農民的遷徙和交流，也傳播到世界各地。因此，人類農業社會的發展，不但讓自己吃飽了肚子，還促進了結核桿菌的快速傳播。

第四章 草原之路——激發東亞文明的傳輸寬帶

這是一座中國史前最大的古城，面積超過了400萬平方米，同時代的良渚古城也只能排在這座古城的后面。

這是一座三重城址結構的古城，方形的城墻內外三層，將城市分成了外城、內城和皇城臺三部分。

這是一座建筑技術精湛的古城，城墻內實夯土，外砌石塊，石砌墻體非常平整，連墩臺拐角處都呈直角，堪稱建筑杰作。

這是一座防御固若金湯的古城，城門結構復雜，包含內外兩重拱衛城門的甕城；城墻分布著凸出墻體的馬面和角臺，無死角地守護著城墻。

這就是石峁古城，4000年前屹立于今陜西北部神木境內。城池面積如此巨大且軍事防御如此強大的古城，它的建造者是誰？它要防御誰的侵襲呢？

石峁疑云

石峁古城大概從距今4300年前開始建城，延續了300年后遭到毀棄。古城剛好位于蒙古高原與黃土高原交界的山地區域，向北是綠色的無垠草原，向南是黃色的松軟土地。這座古城神秘地未見于史書之中，因此要探尋石峁文化的來龍去脈，只能依靠考古發掘。

石峁文化與中華大地有著很深的文化聯系，從其對玉器的推崇可見一斑。石峁遺址的城墻墻體里鑲嵌著各種玉器，比如玉鏟、玉璜等，這并不是誰心血來潮的惡作劇，而是建造者精心地把雕琢好的玉器成品插入壘砌石塊的縫隙中。在石峁文化的墓葬中，也出土了玉器陪葬品。我們知道，中華大地上的古人很早就孕育了玉文化，早期他們把玉器作為與神靈溝通的物品，從東北地區的紅山文化到東南地帶的良渚文化，崇玉的傳統一直非常濃郁。石峁文化顯然也根植于中華大地的文化土壤之中。

同時，石峁文化又充滿了軍事和暴力的色彩。他們把玉器鑲嵌在城墻里，這確實表明他們對玉文化的崇敬，同時他們的目的也非常鮮明：借助玉請來神靈，保護自己的城墻穩固不破。此舉有著強烈的軍事防御的目的。

石峁遺址中已出土幾處彩繪幾何紋壁畫，均發現于城墻或城門上，據此可以推斷它們是用來裝飾城墻的。這些壁畫年代并不相同，可能為不同時代翻修城墻時所留下的。壁畫以白灰面為底，以紅、黃、黑、綠等顏色繪出幾何圖案。更令人驚嘆的是，這些彩繪壁畫已經使用了起稿線。起稿是壁畫繪畫中的一種工藝，就是在正式作畫之前的一種輕描的圖案。此前國內已知最早使用起稿線的壁畫是在唐代壁畫里發現的。而石峁遺址中發現的壁畫，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繪制的。也就是說，這次發現一下子就把唐代先進的繪畫技術的誕生時間往前推了幾千年。

拋開藝術價值不談，石峁古人為什么要在城墻上彩繪壁畫？難道只是為了美化居所、賞心悅目嗎？當然不是，城墻上的壁畫與城墻里的玉器的功能是類似的，石峁古人通過壁畫表達自己的某種愿望，這愿望可能也是與增強軍事防御相關的。

更為可怕的發現是以人為祭祀品。考古學家在石峁古城外城東門城墻附近清理出兩處遺跡，每一處遺跡里面集中擺放著24具頭骨。經過鑒定，這些頭骨以年輕女性居多，上有明顯的砍斫和灼燒痕跡。考古學家認為，這些悲慘的死者可能與城墻修建時的奠基活動或祭祀活動有關。此外，在城址夾道間、城墻通道上、地表活動面上，也發掘出了數十具頭骨，他們應該也是作為犧牲之用。石峁古人通過這種血腥的獻祭活動，再次祈求神靈能夠保佑城池永固。

4000多年前的黃土高原北部邊緣，是粟、黍、菽這些旱地作物生長的好地方。石峁古城周邊的農耕水平已經比較發達，支撐起了石峁文化的繁榮，讓石峁古人有充足的人力和物力修建巨大的城池，積累各種財富。重重防御的城池，也表明石峁的財富面臨著非常危險的周邊勢力的覬覦，戰爭和侵擾可能比較頻繁。那些被殺死作為犧牲的人，很有可能來自通過戰爭劫掠的人員。

坐擁石峁古城展現出的強大實力，石峁古人到底面對著什么威脅，令他們即使躲在牢固的城墻內也寢食難安呢？

威脅可能來自四面八方，但是能夠和敢于突襲石峁古城的人群，最大的可能來自北方草原。

馬：我從草原來

人類所駕馭的馬屬于家馬，來自對自然界的野馬的馴化。與上一章所說的狗的命運類似，遠古人類一開始只是把馬作為一種食物來源，他們要么采取集體圍獵的方式捕殺野馬為食，要么在其他猛獸殺死野馬時集體出動，趕跑猛獸，奪取野馬肉。

考古學家在中國山西北部的一處遠古人類遺址發掘出大量的野馬骨骼，發現幾萬年前的北方祖先們就捕獵野馬。在冰河時代，他們不僅具備了大規模捕獵野馬群體的能力，而且能夠有所選擇地只捕獵壯年野馬，因為壯年野馬的脂肪和肉量比較多。

隨著農業和定居的出現，古人在糧食充沛的日子里，偶爾捕捉到的小馬也就不急于殺死吃掉，而是先養起來。久而久之，野馬逐漸變成了家馬。

最早的家馬可能誕生于距今6000—5500年前，地點是中亞地區，考古學家在今哈薩克斯坦北部的遺址中找到了若干古老的烹飪器具，從中提取出馬奶的成分；遺址中還出土了十幾個馬頜骨，骨頭上有韁繩造成的損傷。這些發現表明，當時的古人已經有了飼養家馬的牧場，并且長期飲用馬奶，用力氣很大的馬來幫忙干活。

所以，家馬應該是由中亞地區的野馬馴化而來的。中國大地上曾經生活著一種普氏野馬，在中國許多古人類遺址中都曾經出土這種野馬的遺骸，范圍從新疆西部到臺灣海峽一帶。考慮到普氏野馬在歷史上的廣泛地理分布，以及歐亞草原史前人類的頻繁活動，一些學者曾經認為中國早期的家馬源自普氏野馬。但是，古代家馬與普氏野馬的線粒體dna分析表明，普氏野馬與中國古代家馬之間的親緣關系很遠，并不是中國古代家馬的祖先。中國古代家馬的母系基因來源復雜，說明它們的共同祖先生活在很早的時代。追根溯源，中國家馬的祖先應該也來自中亞地區。

當野馬變成了家馬時，它們在人類社會中的命運就被改寫了，而且它們的地位比由狼馴化而來的狗高得多。馬的牽引力和馱力可以幫助古人大量運輸物品，提高了古人的遷移能力。更令人欣喜的是馬奔跑時風馳電掣般的速度，它讓人類突破了自己身體的極限，擁有了迅速到達遠方的能力。一開始，人類可能還不善于騎馬，也缺少騎馬所需的固定身體的裝備，但是至少他們是可以騎在馬背上長距離遷徙的。

最晚從距今5000年前開始，廣泛采用騎馬進行移動的游牧群體就向歐亞大陸草原帶的四面八方擴散，甚至沖出草原地帶，進入農耕人群的世界。比如在家馬剛剛出現不久的草原帶西端的烏克蘭地區，草原人群就開始與農耕人群交換他們的牲畜、獸皮和羊毛，并且很快，草原人群開始時不時地騎馬突襲農耕社會的村鎮，搶劫農耕人群的財物。

馬、牛、駱駝等大型食草動物的馴化，給遠古人類社會提供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游牧。古人發現，他們可以借助馴化的動物在草原上生活，脫離或者部分脫離農耕生活方式。所以，游牧其實是從農耕社會衍生出來的，而不是從古老的漁獵采集方式過渡來的。畢竟，馴化大型動物是以農耕社會的糧食積累為前提進行的。

游牧主要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純粹的游牧方式，游牧人群整體趕著牧群在草原上逐水草而走，他們在一年中會在若干個牧場停留，最后又回到起點。有大型動物的幫忙，他們的活動范圍可以變得很廣闊，達到方圓數百千米。從蒙古高原到中亞草原，再到西亞和北非的草場，歷史上大量的牧民是從事純粹的游牧生活的。

另一種游牧方式是季節性游牧，人群中的一部分人仍然留在農耕村莊里，而另一部分人趕著牲畜活動，一般來說，他們只是在某個季節比如夏季趕著牲畜前往高山牧場，游牧只是他們謀生的手段之一，他們還會從事農耕、采集和其他副業。

讓我們把目光拉回到華夏地區。在位于歐亞大陸東端的中華大地上，家馬似乎是較晚且突然出現的。考古學家很早就發現，家馬和馬車在距今約3000年前的商朝晚期突然大量出現，在包括安陽殷墟在內的河南、陜西、山東等商朝晚期的遺址中，出土了很多用于殉葬與祭祀的馬坑和車馬坑，里面也發現了馬的遺骸。在商朝晚期之前的很長時段里，在距今4000—3300年前的遺址中，極少出土馬的遺骸。更早的遠古時期的馬的遺骸，主要是作為食物的野馬，并非家馬。

而且，在歐亞大陸的西部，馬車的演變有比較完整的發展過程，經歷了從四輪馬車到雙輪馬車、從實心車輪到輻式車輪、從牛拉車到馬拉車的發展序列。但是商朝晚期突然出現的馬車，直接就是有輻的雙輪車，馬車技術已經十分成熟。

種種跡象表明，中華大地缺乏把家馬逐步馴化的過程，以及馬車由最初發明到不斷演變和完善的過程。這再次證明，家馬的馴化和馬車的發明都不是在中華大地進行的，商朝晚期出現的家馬和馬車應該是從外界輸入的。

如果我們把視野放得更開闊一些，把中華大地的范圍囊括到北方的草原，我們會發現，中國北方草原可能比中原地區更早接觸到家馬和馬車。

比如內蒙古東南部的喀喇沁旗，在距今4300—3600年前屬于一個較為繁盛的古老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勢力范圍。考古學家在這里找到了這個時期的4匹馬的馬骨，基本判定都屬于家馬。從這些馬的dna分析，這里的馬匹可能來源復雜，當時這里的古人可能與周邊頻繁進行馬匹的交流活動。喀喇沁旗位于歐亞草原帶的東端，向南越過燕山山脈就進入中原地區。攜帶著家馬和馬車技術的游牧人群在草原內不斷擴張，估計到距今4000年前左右已經擴張到了蒙古高原。

夏家店下層文化所處的區域應該比中原地區更容易接觸到從中亞沿著草原帶傳播的家馬和馬車技術。

因此，我們可以有根據地回答前面的問題：石峁古城的建造者到底在防御誰？他們可能是在防御日益強大起來的草原上的游牧人群，游牧人群借助馬車和馬匹，經常快速突襲石峁文化的控制地區。

在驗證這個回答時，基因技術再次展現了奇妙的一面。石峁古城不是出土了一些祭祀所殺的人的遺骨嗎？學者們對石峁遺址出土的76具人頭骨進行了dna檢測，并與當時其他區域的古人遺骨dna進行對比，結果發現，這些死者與石峁內城區域的人群有明顯的區別，這說明他們不是石峁古城的“自家人”。祭祀坑里的死者與夏家店下層文化的人群遺傳關系比較接近，這說明他們的家鄉在石峁的北方或者東北方的草原帶。

石峁文化人群要么就是與東北方夏家店下層文化人群有激烈的沖突，要么就是與北方草原上的其他游牧人群有激烈的沖突，而那些游牧人群與夏家店下層文化人群在基因上是相似的，卻與石峁文化人群的關系較遠。祭祀坑中那些悲慘的死者，可能是石峁文化人群在戰爭中抓獲的戰俘，或者出擊草原帶劫掠回來的人員。現代基因技術雖然不能挽救他們的凄慘命運，但是至少可以讓后人知道他們的家鄉是哪里。

那么，石峁古城的“自家人”又是什么人群呢？基因分析表明，他們與當時盤踞在山西中南部的陶寺文化人群關系密切，這些人群應該都是仰韶溫暖期中的農耕社會在人口不斷膨脹、擴散后形成的各地文化人群。家馬和馬車技術在草原上的傳播，給農耕人群培育了一個強大的對手—游牧人群。農耕人群與游牧人群在歷史上的對峙和融合，將曠日持久，直到近代。

不論農耕人群還是游牧人群，在生物學上都屬于人科人屬現代智人種，都是走出非洲的智人祖先的后代，在智商和智慧上屬于同一級別，因此家馬和馬車技術并不會只掌握在草原上的游牧人群手中。中華大地上的農耕人群自古以來就有拿來主義的傳統，他們很快就打破了游牧人群對家馬和馬車的技術壟斷。

從晚商時期開始，中原地區也進入了家馬和馬車的時代，各個人群在中原逐鹿的過程中越來越多地使用騎兵和戰車，而家馬和馬車技術在生活中的應用就更頻繁了。農耕社會對于馬的喜愛絲毫不亞于草原社會。

比如在陜西省咸陽市一處西周中晚期的遺址中，出土了4具家馬的骨骼，它們的線粒體dna檢測結果十分有趣。這4匹馬的基因型都比較疏遠，其中2匹馬的基因與中亞和歐洲家馬的基因相近。顯然這不是有人騎著馬一路從歐洲跑到了東亞，而是當時的人群在馬的貿易上非常頻繁，因此某個地方的馬會被頻繁轉手，幾代之后，某類馬就出現在了幾千千米之外的遠方，它們所攜帶的基因也隨之漂流。4匹家馬來源不同，暗示西周與周邊人群之間的馬匹貿易以及其他貿易是很頻繁的。

馬的基因還告訴我們，這4匹馬的毛色竟然都是棗紅色，它們的外貌是單一的。顯然，這幾匹馬的擁有者特地挑選了棗紅色的馬。西周時期上層貴族有繁多且嚴格的禮儀制度，他們在禮儀活動中可能對馬匹的毛色有一定的追求，比如要求馬匹都是某種顏色的。這可能就是4匹馬的基因型不同但毛色一樣的原因。

最遲到商周時期，中華大地已經全面進入了家馬和馬車的時代。

青銅：遠古王者的榮耀

地球表面的巖石在風化作用下會破碎，變成土壤，讓植物從中吸收營養，讓人類能夠開墾農田，養活自己。其實，很多巖石里面含有各種金屬元素，比如金、銀、銅、鐵、錫、鉛、鋅等。這些金屬在自然界很少會以單質形式存在，往往會形成化合物，牢固地“鑲嵌”在巖石中。

人類要想從巖石里提取和提純這些金屬，都需要借助火燒，利用冶金術來實現。人類用火制作陶器的時代已經非常久遠了，他們會有意識地嘗試用火燒各種東西，包括含有較多金屬成分的巖石，在高溫焙燒過程中，孔雀石這種礦石很容易被木炭氧化還原而熔煉成金屬銅。這可能就是銅冶金術的起源。

從世界范圍內的考古發現看，西亞地區是人類冶金術出現最早的地區，那里誕生了最早的紅銅制品。國外考古學家曾經統計西亞發現的最早的銅器及其制作年代，發現主要集中在土耳其、敘利亞北部、伊拉克北部和伊朗。其中，西亞最早的銅制品可追溯到距今9000年前，那時西亞已經進入農業社會了。當時人們一般利用的是天然銅，如土耳其的恰約尼遺址出土的天然紅銅鉆、銅絲別針、孔雀石珠，伊朗中部錫亞爾克丘出土的紅銅針等。距今8000—6000年前，西亞地區所見的金屬除個別的鉛、銀和鐵質外，基本為紅銅，種類多是小件工具或裝飾品，比如斧、鉆、錐、珠、片、刀、鏟、扣、管、鑿、指環、手鐲、印章、權杖頭等，而且都使用了鍛造技術。于是在這一時期，西亞的人類遺址里開始出現與鑄造有關的物品，比如坩堝、煉渣、礦石及冶煉遺跡等。

砷銅是人類最早掌握的二元合金技術，砷銅技術和制品也是在西亞地區誕生的。自然界中本來就有砷銅礦，容易冶煉。從距今6000年前開始，砷銅在西亞的安納托利亞高原誕生并風靡周邊，冶金術向四周傳播，緊鄰東亞的中亞地區也出現了冶金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