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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紅銅、砷銅冶煉再向前一步，就是青銅冶煉。青銅是在銅里面摻入了少量的鉛和錫兩種金屬，從而大幅改善了銅制品的性能。與紅銅相比，青銅熔點較低，硬度卻較高，容易鑄造成形。用青銅制作的青銅器，表面的裝飾花紋以及細節都能夠被加工得凹凸有致、清晰細膩。

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古巴比倫，兩河流域的南部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青銅器，主要是一些銅錫合金鑄造的工具和武器。稍晚一些的距今5000年前左右，古埃及也出現了青銅器。青銅時代就此開啟。正如我們前面談到的家馬和馬車技術的快速傳播那樣，青銅技術也快速向四周傳播。

中華大地上出現青銅器的時間是很早的。在甘肅省中南部距今約5000年前的遺址中，出土了一把保存完整的銅刀，長12.5厘米，采用范鑄法制作而成。這把銅刀是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青銅鑄件。很遺憾，在當時那個時代，中華大地上的青銅制品只此一把。因此，學者們懷疑這把銅刀并不是本地制造的。一種可能是，由于歐亞大陸上各個人群的頻繁往來，這把銅刀從西亞、中亞被帶到了中國西部；另一種可能是，當地古代人群偶然獲得了質量非常好的含錫銅礦石，在冶煉的時候碰巧制成了這件青銅制品。不論是哪種可能性，都表明在距今5000年前，中華大地上的古人還沒有真正掌握青銅冶煉技術。

技術壁壘終會被打破。經過上千年的摸索和借鑒，中華大地蓬勃發展、獨樹一幟的青銅時代終于來臨了。

在距今4000年前左右，以甘肅中東部為核心，輻射到青海東北部以及內蒙古、寧夏一帶，存在強大的齊家文化，它的金屬冶煉技術已經很成熟，能夠鑄造出單耳或雙耳的豎銎銅斧、帶鈕銅鏡、人首銅匕、環首刀等工藝頗為復雜的銅器，特別是把青銅技術用于制作人體或服飾方面的裝飾器件，拓展了銅器的應用領域。在齊家文化的早期，古人主要以打造紅銅制品為主，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技術也不斷革新，到齊家文化的晚期，他們以制作錫青銅物品為主。當然，對齊家文化人群來說，青銅還屬于很珍貴的東西，所以他們可能舍不得把青銅用于消耗量很大的遠射程兵器如銅鏃的制作上。

比齊家文化稍晚一點兒興起的二里頭文化，則在青銅技術上更進一步。更為關鍵的是，二里頭文化盤踞于中華大地的中原地區，周邊礦產豐富，一旦它掌握了先進的冶金術，它創造出的青銅文化就遠勝于齊家文化和同時代的其他文化，中華大地的青銅文化開始走出簡單的拿來主義和模仿制作，邁向主動創造新技術的階段，青銅時代的面貌脫胎換骨了。

二里頭遺址地處黃河中游洛陽盆地東部，背倚鄺山，南望嵩岳，伊、洛二水從它的南面流過。這里在歷史上被譽為“天下之中”，是兵家必爭之地、帝王建都之所，而二里頭文化則是這塊寶地脫穎而出的起始。

二里頭文化最令人津津樂道的技術創新就是復合范技術。在當時中國之外的其他地區，大多數青銅器物是用鍛造法或失蠟法制作的。所謂失蠟法，就是先把蜂蠟加工成想制作的青銅器的模型，然后內外面包裹上泥，高溫烘烤后，蜂蠟模型熔化流出，留下空殼，即為泥范，向里面澆灌金屬溶液，冷卻后就得到了青銅器。失蠟法比較簡易，適合生產形狀簡單的青銅武器、飾品和工具，比如青銅刀具、箭鏃或者犁鏵，但是難以制作巨大、復雜的青銅器。

復合范技術則是一種復雜的青銅工藝，工匠們用泥制成一件內模和至少三件外范，組裝后形成空腔，然后以銅汁灌入空腔中，冷卻成形。這種方式可以生產出不規則的、形態各異的復雜器物，特別是巨大的青銅器。

在現代技術專家看來，用多塊外范合圍形成反轉的空腔，需要敏銳的空間想象力，器范的尺寸、形狀、紋飾都要相互關聯，設計與鑄造工藝要融為一體，這必然需要規范化的工藝體系，實現制作過程的標準化、協作性和可控制。二里頭文化已達到了一種類似于近代工業的技術與管理高度。

所以，考古學家在二里頭文化遺址里發掘出了豐富的青銅禮器。古人把先進的技術用于生產代表禮儀的器物，比如用于飲酒禮儀的青銅器。青銅酒器出現于二里頭文化晚期，最先制作出來的是仿陶器的小型酒器爵，后來出現了溫酒器等。這說明在青銅技術傳入中原之前，我們的祖先可能已經有了飲酒禮儀，有了酒文化，他們可能先是用陶土來制作相關器物的，在青銅技術到來后，青銅以其珍貴和優良的材質取代了陶土。

二里頭文化的青銅禮器除鼎之外，均為仿制陶酒器，構成了一個青銅禮器群。但青銅畢竟是珍貴之物，底層民眾無福享用，青銅禮器只隨葬于二里頭文化上層貴族的墓葬中，作為上層統治階層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周朝建立了公、侯、伯、子、男等爵位，“爵”就是酒器，使用的爵的數量和檔次，代表了爵位即地位。

二里頭遺址中也出土了少量青銅兵器，包括青銅材質的戈、鉞、斧和箭鏃等。不過近戰的戈、鉞、斧只發現了4件，都沒有開刃，所以它們只是制成了武器形狀，本質上還是類似禮器的東西，不屬于實用兵器。看來直到二里頭時代，中原地區的青銅尚未大規模用于武器制作。

地處中原的二里頭文化與地處西北的齊家文化在時間段上有重合的時期，兩者之間是有文化交流的。在齊家文化的遺址中出土過二里頭文化風格的陶器或仿制品，二里頭文化特有的鑲嵌綠松石獸面銅牌也現身于當時的甘肅地區。雖然在二里頭文化遺址中還沒有發現齊家文化的器物，但人們有理由猜測，齊家文化可能對二里頭文化有影響，雙方可能存在冶金術方面的交流，比二里頭文化略早興起的齊家文化，也許會把一些青銅技術傳輸給二里頭文化，激發了后者的進一步創新。

那么，齊家文化的青銅技術又源自哪里呢？

放眼當時的全球，距今4000年前，全世界古代文明正處于變革的時代，不論是尼羅河文明、兩河文明、地中海克里特文明、印度河文明還是中華大地的華夏文明，都在經歷城市化進程加快、文字產生并逐步系統化、各地的冶金術進一步成熟的過程。中國西北地區冶金術的發展，肯定與同中亞地區進行技術交流分不開。齊家文化肯定受到了全球文明變革的影響，那里的青銅技術顯然來自更西方的世界。

至于青銅技術傳入中國的路線，可能是通過新疆的前絲綢之路傳輸而來，也可能來自讓石峁古人寢食難安的草原地帶。考古發現證實，在距今5000多年前到距今3000多年前，歐亞草原帶的東部廣泛分布著幾個早期青銅文化，它們的共同特點是擁有以動物紋青銅飾件和青銅短劍為代表的早期青銅冶煉與制作技術，這說明青銅技術在草原上得到了快速傳播，被各個角落的草原人群掌握，他們也會在與周邊的交往過程中把青銅技術再傳播出去，甚至傳播到草原帶之外的區域。

從各地發現的青銅制品看，中國北方草原帶接觸到青銅技術的時間比中原地區早，中原地區的青銅文化至少是受到了草原帶的影響的。比如在二里頭遺址里，出土過一件長身窄厚刃的青銅兵器，此前在中原地區從未見過這種器形，它其實是北方草原上流行的青銅戰斧，在安柄方式上被改造成了中原的樣式。無獨有偶，二里頭遺址還出土了一件柄部有鏤孔紋飾的環首刀，它同樣是來自北方草原的武器樣式。沿著草原帶向西追蹤，西亞的伊朗也出土過類似的青銅戰斧，出現的時代比二里頭文化早了幾百年，甚至更早。

家馬與馬車以及青銅武器，在輸入農耕社會之前，率先提升了草原人群的戰斗力。可以想見，當草原人群駕駛著馬拉戰車，揮舞著青銅戰斧沖向石峁古人的領地時，威脅是非常巨大的，迫使石峁古人不得不竭盡全力建造更加牢固的城池，抵御外敵突襲。

同時，中原及其周邊以農耕為主的文化人群，也應該對草原人群有些許的感謝，正是草原人群沿著草原帶把這珍貴的馴化動物和先進技術向東傳播了過來，才使得中原文化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草原之路，西風在東方唱著交融之歌

一談到古代中國與外界的交流，我們就會想到絲綢之路，想到張騫出使西域的壯舉。

西漢時期，漢武帝為了對抗匈奴，派遣張騫為使節聯絡西域的大月氏。張騫歷盡千辛萬苦往返，雖然沒能實現結盟的目的，但是間接打通了漢朝與西域各國的聯系，史稱“鑿空西域”。古代中國與中亞乃至更西的地區通過貿易往來建立了聯系，古代商人們沿著天山南北麓、昆侖山北麓的沙漠綠洲一站站行進，溝通了東西方世界。后人將這些貿易路線以中國古代的美麗手工品絲綢來命名，即絲綢之路。

由于“絲綢之路”這個概念的巨大影響力，長期以來，學者們默認，古代中國與西方的貿易和文化交流，主要沿著今新疆南部的天山、昆侖山路線進行。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崇尚玉的，并且最為推崇昆侖玉，也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和田玉，其產于昆侖山北麓，正所謂“玉出昆岡”。昆侖玉文化的影響，使得學者們默認的東西方交流路線經過新疆南部的觀點得到了進一步強化。

“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早期東西方的交流途經哪里，對于理解古代世界的文化傳播意義非凡。學者們一開始對于“絲綢之路”的默認，引發了學術界的一些困惑，比如彩陶的起源與傳輸。

最早一批系統研究古代中國與西方世界文化交流的學者，是近現代來到中國考察指導、教學研究的西方學者，比如瑞典科學家安特生。本書第一章 曾經談到，周口店龍骨山最初出土的兩顆北京人的牙齒，就是由安特生等人發掘出來的。但安特生在中國工作時，更大的發現是仰韶文化。還記得我們上一章談到過的“仰韶溫暖期”嗎？幾千年的溫暖開啟了中華大地的農業時代，而仰韶文化就是這段溫暖期中最適宜生存的一段歲月。

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發現了遠古中國的遺址，仰韶文化人群善于制作精美的陶器，并用紅色和黑色在陶器表面繪出絢麗多彩的幾何紋或動物主題紋，尤以人面形紋、魚紋、鹿紋、蛙紋、鳥紋等最為常見。安特生和其他西方科學家比較了仰韶文化彩陶與中亞、西亞古老文化彩陶，認為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彩陶是外來文化帶來的，可能有一支以彩陶文化見長的先進農業人群，跋山涉水來到黃河流域，在融合了原有的本地文化后，形成了一種全新的中國史前文化。他們還判斷，這支人群和這種文化向中國的行進路線，是經過新疆和甘肅的。除了彩陶，仰韶文化所發現的鼎、鬲、小口尖底瓶、石環、貝環等器物，可能也是從西方起源的。

這些西方學者的觀點被稱為“中華文明西來說”（以下簡稱“西來說”）。在20世紀上半葉中國那段被外敵入侵的日子里，一方面，有的中國學者痛定思痛，尋找自身文化上的問題，向西方學習；另一方面，有很多學者堅信本國文化是優秀的，要捍衛本國文化幾千年連續的傳統。在各種思潮混雜的時候，西來說在中國學者中引發了很大的爭議。但是，當時反對西來說的中國學者并不具備現代科學知識，只能拿古書記載來反駁，難免有點兒“雞同鴨講”的尷尬。

20世紀下半葉，中國本土的考古學建立起來，中國學者終于有能力從現代科學入手，甄別西來說的對錯曲直。中國學者發現，中華大地上彩陶文化的出現，有東面早、西面晚的現象，比如，甘肅的彩陶源自陜西關中地區，越往西去，彩陶出現得越晚；新疆的彩陶很多來自甘肅，出現時代更晚。

常識上講，一定是出現早的地方把文化傳播到出現晚的地方。因此，安特生認為彩陶從西方經過新疆、甘肅傳入中原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中國學者因此斷言，仰韶文化的彩陶是我們自己的祖先獨立創造出來的，并不是西來的，進而從宏觀上看，中華文明也應該是從本土孕育出來的，并不是西方傳來的。這就是“中華文明本土說”（以下簡稱“本土說”）。

僅從中華大地的彩陶出現年代分析，本土說所描繪的彩陶從東向西傳播、從中原向新疆傳播的路徑，應該是符合實際的。但是，如果站在世界彩陶的分布及年代角度分析，就會出現矛盾。

世界遠古彩陶的分布地點，從東亞的黃河流域一直向西蔓延開來，經過中國的甘肅、青海、新疆，到中亞、西亞，再到東歐和東南歐，形成了長達一萬多千米的“彩陶文化帶”。我們很難想象各個區域的彩陶都是獨立創造出來的，相互之間沒有傳播和借鑒行為發生。

從時代上看，在距今8000年前，西亞的伊朗、伊拉克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彩陶，隨后是敘利亞、土耳其、中國、希臘、巴基斯坦、埃及等地相繼出現。如果把這些地點的彩陶出現時間標在一張地圖上，可以很清楚地發現規律：基本上與伊朗、伊拉克相距越遠，彩陶出現時間就越晚。而且很多地區的早期彩陶在顏料、紋飾上有很多類同，這表明世界彩陶以伊朗、伊拉克地區為源頭，向周圍擴散，最終形成了彩陶文化帶。當然，彩陶文化輸入世界各地后，也會與各地的本土文化融合，創造出一些本地化的彩陶樣式和紋飾。

矛盾產生了。按照世界彩陶傳輸的趨勢看，彩陶應該是從西亞經中亞傳輸到中國的，方向自西向東，所以按說中國最西面的新疆應該最早出現彩陶，然后依次是甘肅、中原地區，但中國境內的彩陶傳輸的實際情況是自東向西。

該如何解釋這個彩陶傳輸方向的矛盾呢？

矛盾的癥結，在于默認的輸入路線是錯誤的。

中國的彩陶文化的確是受到西方彩陶的輸入激發出來的，但彩陶文化進入中原腹地，最早并不是經過新疆、甘肅而來的，而是從草原之路傳輸過來的，即從中亞北部沿著草原帶向東，然后從蒙古高原南下，越過內蒙古的陰山山脈抵達中原。這條路線雖然看上去比中亞直接經過新疆、甘肅到中原的路線繞遠，但是在古代，草原之路更容易行進，從中亞到中原的時間更短，成本也更低。

通過新疆南部的絲綢之路，它的遠古時代名稱往往是“綠洲之路”或“前絲綢之路”，要翻過險峻的帕米爾高原。魏晉時期的高僧法顯、唐朝的高僧玄奘都描寫了他們走“絲綢之路”翻越帕米爾高原的艱辛，簡直是九死一生。旅者還要穿過廣袤的沙漠邊緣地帶，比如塔克拉瑪干沙漠，小心地在一個個相距遙遠的綠洲間跋涉。

草原之路相對容易得多，草原帶地勢和緩，沒有廣闊的沙漠和險峻的高山阻擋，只有一些不算很高的山脈需要穿越，山脈有若干低海拔的山口供旅者們愉快地穿過，草原上的動植物資源也很豐富，便于補給。在馬、牛、駱駝等大型動物被馴化后，草原之路就更加容易通過了。從草原帶南下中原地區，其實沒有我們現代人想象的那么難。

本書第二章 談到我們的“草原狩獵族”祖先沿著草原帶東進時，正是一段溫暖期，證據之一就是內蒙古西部居延海的水位變化。居延海北接草原，南鄰黃土高原，附近水草還算豐美。更重要的是，中國第二大內陸河—額濟納河從青海祁連山發源，從南向北流經甘肅，進入內蒙古西部，最終注入居延海。額濟納河又稱黑河，古代稱黑水、弱水。與中國很多大河如長江、黃河、黑龍江自西向東“緯向”流淌不同，額濟納河是一條“經向河流”，順著南北方向也就是經線方向流淌，溝通了青藏高原北緣、甘肅河西走廊和內蒙古草原地區。額濟納河流域動植物資源豐富，自古以來就是西北地區一條南北方向的重要通道，直到環境惡化，居延海徹底消失。

如果我們糾正了彩陶文化傳輸路線，那么前面談到的矛盾就解決了。以伊朗、伊拉克為中心的彩陶文化向東經過草原帶輸入中國的腹地，然后再從中原地區向周圍擴散，包括向甘肅、新疆的西面擴散。

搞清楚了彩陶文化的傳輸路線，我們再回頭看一下青銅技術的西來。銅冶煉術在西亞誕生后，擴散方式幾乎與彩陶文化是一樣的。學者們曾經制作古代世界青銅技術分布圖，青銅技術依次出現的地區是西亞兩河流域的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最后是古代中國。顯然，距離銅冶煉術和青銅技術起源地越遠，就越晚出現這些技術。

從中國青銅技術的分布情況看，最早的銅器和冶煉遺址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區、中原地區、北方草原帶和東部山東地區（考古學家稱為海岱地區）。在中國青銅時代的早期，銅器數量以西北地區最多，發現銅器數以千計；次之是中原地區，比如二里頭文化遺址出土數百件銅器；然后是北方草原帶如內蒙古地區，而海岱地區發現的銅器數量最少。總之，中國早期銅器整體上看從西向東越來越少。

但是，在西部地區存在著銅器和青銅技術從東向西傳輸的一些跡象。比如在甘肅，東部的銅器年代較早，西部的銅器年代較晚，青銅技術有從甘肅東部向西部傳輸甚至再傳輸到新疆東部的現象。因此學者猜測，青銅技術應該是從草原帶先進入中國北方草原，然后向南傳入中國甘肅東部，再分別向東、向西傳播開來的。青銅技術與彩陶進入中國并擴散的方式很相似。

遠古東西方的交流是漫長的，借用今天計算機的一個術語來描述，彩陶技術與青銅技術的傳入很像是“斷點續傳”，可能存在多次傳入的情況。比如，彩陶技術在距今8000年前誕生后，可能只用了700年的時間就第一次傳入了中華大地，但是那時的彩陶樣式和后來的彩陶樣式有很大不同，都與西方不同時期的彩陶技術有聯系，所以后來應該還有東西方彩陶技術交流的情況發生。數千年中，青銅技術從草原帶向南的傳輸可能更為頻繁。

另一種從草原帶傳入中國的物品更是令人匪夷所思，那就是熱帶海貝。

在二里頭遺址里出土了一些海貝，主要隨葬在貴族的墓穴中。貝殼上有穿孔，可用絲繩穿系起來，戴于頸上和胸前。墓葬規格越高，用的海貝越多。海貝是作為那個時代的貨幣和財富的象征而在上層階級中使用的，這種習慣至少延續到了商朝，甲骨文中就記錄了商王賞賜某某貴族多少海貝，作為完成某工程的經費和酬勞。起初學者們以為，這些海貝應該來自中國的近海，從東面沿海的東夷部落傳到了中原地區。對海貝種類的鑒定，卻揭示這些海貝屬于暖水品種，它們的故鄉在印度洋和中國南海的熱帶海域，它們絕對不會生活在古代中國東海以北的沿海。

這些海貝是如何來到中原的呢？它們在印度洋沿海被捕撈上來后，通過貿易向北輸入中亞地區，然后通過歐亞草原帶的接力，再向南抵達中原地區。生活在南方大洋的海貝，竟然兜了一個大圈子，從北方輸入進來。后來，當中原地區用青銅錢幣逐步取代了海貝時，北方草原上的游牧部族中仍然流行使用海貝的傳統，比如匈奴人和鮮卑人。

彩陶、青銅、海貝……中國古人的生活因這些來自西方、南方的技術和物產而變得五彩斑斕起來。但草原之路輸送給中華大地最重要的東西，也許并不是這些光彩奪目的玩意兒，而是……

小麥：后來而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