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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北方地區傳統上以面食作為主食，山西、河南、陜西幾省都有各自的特色面食。面食的原材料是用小麥研磨出的面粉，至少在2000多年中，小麥已然是北方地區當之無愧的糧食之首。在上一章我們知道，史前時代中華大地本土的糧食作物是北方的粟、黍加上南方的水稻，而且南方的水稻還在氣候適宜的時候北進，一度在北方地區也頗有種植。

那么，小麥是如何后來居上，擊退北進的水稻，扳倒粟的地位，躍居北方糧食之首的呢？

首先，讓我們了解一下小麥是如何“后來”的。

小麥的故鄉在遙遠的西亞。西亞、西亞、西亞……為什么我們一談到外來的某個技術和物產，往往就是來自那里呢？根本原因在于，西亞是人類農業的起源地，農業革命的烽火是從西亞點燃的，進而引爆了一個又一個技術革命，傳播到全球。

現已發現的最早的小麥遺存年代為距今1萬年前，第一批栽培小麥有兩個品種，古人先是馴化出了一粒小麥，它又與一種山羊草雜交，產生了二粒小麥，兩者都不是我們現在享用的小麥。大約在距今8000年前，二粒小麥向東傳播到伊朗高原一帶，與當地野生的粗山羊草雜交，形成了一個新的栽培小麥品種—六倍體小麥，這就是今天全世界人民廣泛種植的小麥品種，覆蓋了小麥種植區95%的面積，也被稱為普通小麥或者面包小麥。“六倍體”，是指這種小麥基因組是由三套（六條）相似而又不同的基因組整合在一起形成的。我們人類自己的基因組可以看成“二倍體”，由分別來自父親和母親的基因組構成。

六倍體小麥的出現，簡直是遠古時代一次重大的“基因工程”，好吃又高產的小麥讓古人如獲至寶，迅速普及。幾大古文明，比如兩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古代文明、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以及后來的古希臘文明和古羅馬文明等，它們的出現和繁榮全都是建立在以小麥為主要糧食作物的農業生產基礎之上的。一直到工業革命之前，小麥都堪稱世界第一糧食作物。

如果用且只用一種物品來代表世界范圍內的古代文明，很多學者認為，那只能是小麥，得小麥者得文明。

早在距今7000年前，小麥的腳步就已經向東抵達了中亞地區，比如今土庫曼斯坦境內的科佩特山脈北麓當時就種植了小麥。但是此后，小麥向東的腳步竟然停下來了，這一停就是幾千年的時光，東亞地區遲遲沒有投下小麥的倩影。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地理阻隔讓小麥無法光臨中華大地，還是我們的祖先只愿意吃小米和黃米，拒絕吃小麥飯？

根本原因在于，小麥的植物特性讓東亞農民頭疼不已。

小麥的起源地在西亞，在地中海氣候區域。學過中學地理的讀者會知道，地中海氣候是一種很古怪的氣候，絕大多數氣候都是冬季寒冷少雨，夏季溫暖多雨，但是地中海氣候的降雨相反，冬季陰冷多雨，夏季炎熱干燥，降雨時節主要在冬春兩季，也就是說，在那里，小麥冬季播種，夏季收獲。

中國北方地區以溫帶季風氣候為主，南方地區以亞熱帶季風氣候為主，特點是雨熱同期，夏季高溫多雨，冬季寒冷干燥，降水集中在夏季。“春雨貴如油”，在小麥最需要水的春季，中國卻剛好處于少雨的季節，不利于小麥生長；在小麥要收獲的夏季，大量的雨水又不利于小麥成熟和收割。

正是小麥生長周期與中國本土氣候的不合拍，阻礙了小麥東進的步伐，小麥因此遲遲不能進入中華大地。

小麥畢竟也算是一種旱地作物，因此相比水稻，還是更加適應中國北方的干旱環境的。至于春季缺水的問題，可以通過開春時人工澆水解決。小麥在中亞“休息”了近3000年后，終于邁開腳步，走向了東亞。小麥的傳入，使得我們的祖先開啟了本土灌溉農業的歷史，甚至要通過大規模興建水利設施滿足小麥的“喝水”需求。

小麥何時傳入中國？我們可以通過考古發現和古人記載確定時間，但是首先，我們要把中國的阿爾泰山區單獨列出來講述。

由于阿爾泰山區臨近中亞，所以那里的小麥、裸大麥（青稞）的種植時間非常早。考古學家在阿爾泰山區的通天洞遺址里找到了炭化的植物種子，分析后發現，里面有小麥和裸大麥，年代在距今5200年前。由于阿爾泰山區所處的緯度比大部分中亞地區都更高，因此光照更短、氣溫更低，種植小麥也需要經過物種改良。生物學家推測，小麥在傳入該地區后，又與當地的野生大麥進行了雜交，從而獲得了能夠在高緯度、高海拔地區繁茂生長的重要基因，小麥才終于實現了本地馴化，成為當地的重要農作物。

也就是說，如果按照今天中國的國境線來看，小麥在距今5000多年前就已經傳入了新疆北部。那么，小麥何時才越過西北地區的荒漠與山川，進入中原地區及其周邊呢？

在商周時期的甲骨文中，已經出現了“來”和“麥”這兩個字，應該都是指麥類作物，當時古人可能用前者表示小麥，后者表示大麥。而在《左傳》中，也有“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的話，說的是春秋時期晉國的貴族選擇立誰當國君的故事，周子的哥哥因為分不清豆子和麥子（言外之意是沒有生活常識），不能被立為國君，因此要選擇周子來當國君。從這句話可以看出，當時麥子在北方的大邦晉國已經是一種重要的農作物，普通人都應該認識。

從這些文獻記載分析，在距今3000多年前，小麥肯定已經傳入中國，并為人所熟悉了。因此，小麥最早傳入的時間，還要再向遠古上推，這就需要考古發現來幫忙確定了。

目前中國北方出土小麥遺存最早的地點在山東膠州，只出土了一顆，通過碳十四測年，那顆小麥的年代為距今4450年前。可是膠州地區向東南方就是東海，屬于中國沿海地區，從地理位置看，那里比中原地區、西北地區離中亞更遙遠。因此，學者們還不清楚，為什么目前發現的最早小麥遺存會出現在山東沿海，而不是中原地區或者西北地區。或許是因為那個時代中國北方地區都有小麥種植了，只是種植量少，各地很難留下遺存，剛好膠州留下了遺存。小麥作為植物，是一種有機物，容易腐爛，很難長期保存在考古遺址中。又或許，那顆小麥的年代等信息有問題。

從時間上看，歐亞草原帶東部在距今5000多年前接受了小麥這種農作物，作為草原上畜牧生活的一種糧食補充。這個時間應該早于南方的中原地區。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在小麥向中華大地的行進路線上，歐亞草原帶是重要的中途站點。小麥從中亞向北先傳入阿爾泰山區，進而擴散到歐亞草原帶的東部，之后南下到中原與草原交界的北方山區，比如陰山山脈和燕山山脈一線，最后翻越山區進入中原地區。

拋開膠州那顆有疑問的小麥不談，距今4000年前或稍晚一點兒，中原地區、西北地區都出現了小麥的蹤跡。其中在青海、甘肅和新疆東部的幾個遺址中出土的小麥，年代測定結果都接近了距今4000年前。因此，從小麥東傳的路線上講，草原帶固然是一個重要的站點，而新疆也許是另一條小麥輸入路線上的站點。

小麥是農作物，它更容易在從事農業的人群中擴散。相比家馬與馬車技術、青銅技術受到草原人群的追捧，小麥更受新疆南部的綠洲人群的青睞，每一個小綠洲都是一處農業的田園，期盼優良農作物來提高產量。從中亞出發，只要小麥能夠成功越過帕米爾高原，就進入了塔里木盆地。盆地內部雖然是沙漠，但是南北兩側分布著一連串的綠洲。小麥繼續沿著綠洲一站站向東，進入甘肅適合農耕的河西走廊，再向東，就抵達了中原地區。這樣的路線，就是后來赫赫有名的“絲綢之路”。

一旦跋山涉水進入中原地區，小麥就邂逅我們那些擅長農耕的祖先和廣闊的易開墾耕地，中華大地很快迎來了小麥的時代。小麥“反客為主”“后來居上”的大戲正式上演，比如在有著“八百里秦川”美譽的關中平原。

渭河是黃河的重要支流，在秦嶺與黃土高原之間流過，向東注入黃河，渭河沖積形成了肥沃的關中平原。那里地處暖溫帶半濕潤氣候區，土壤松軟，渭河及其小支流的充沛水量給灌溉提供了保障。關中平原是北方地區一塊重要的農耕區。

早在仰韶文化時代，距今約6000年前，關中平原上的古人就從狩獵采集經濟過渡到了旱地農業。當然，在仰韶文化時代，關中平原的主要糧食作物是粟和黍，此外，南方的農作物水稻竟然也在這一地區“才露尖尖角”，有所種植。在陜西渭南的一處遺址中，發現的稻米顆粒占了所發現糧食顆粒總量的1/4，可見水稻也是當地的重要農作物之一。仰韶溫暖期溫暖濕潤的氣候環境是水稻北進到關中平原的幕后功臣。

不過在距今3700多年前的二里頭文化遺址中，小麥雖然已經出現，但出土顆粒只占糧食顆粒總量的不到1%，只能算是當時古人的一種“零食”。幾百年后，在中原地區的遺址中，出土的小麥顆粒已經占據糧食顆粒總量的10%~20%，僅次于粟和黍，坐上了糧食作物的第三把交椅。到西周時期，在北方地區出土的小麥顆粒數量和出土比例已經僅次于粟，遠高于其他農作物，穩坐糧食作物的第二把交椅。到東周時期，小麥的種植在有些地區已經成功反超了本土的粟，比如前文所說的渭南的遺址中，不僅發現了小麥遺存，而且數量驚人，小麥顆粒占了出土糧食顆粒總量的80%以上。

伴隨著小麥“攻城略地”，水稻在關中平原則逐漸敗退。水稻種植需水量大，它能夠一度進入北方地區，憑借的是比粟和黍更高的產量。現在小麥的產量可以與水稻相提并論，而且需水量少于水稻，更適合在北方地區廣泛種植，水稻也就在競爭中逐漸敗下陣來，退守南方地區了。

終于，到秦漢時期，小麥坐穩了北方糧食作物的第一把交椅，中國古代糧食格局從“南稻北粟”轉變為“南稻北麥”，且一直延續到今日。

綿羊和黃牛：我們是來做犧牲的

在中國成為文明古國的前夜，有兩種重要的動物攜手與小麥一同來到了中華大地，它們就是綿羊和黃牛。

馴化的家綿羊最早出現在西亞，又是西亞！人們簡直要懷疑，1萬年前是不是有外星人降臨西亞，教給了遠古人類開采礦產和馴養動物的外星科技？制造出如此科幻劇情的當然不是外星人，而是農業革命。

就在農業剛剛誕生的距今1萬年前，家綿羊誕生于西亞地區。從世界各地的家綿羊基因型分析，家綿羊的演化可能出現了不止一次馴化事件。或者說，在西亞首先馴化了家綿羊后，它與野生品種也曾經有過若干次基因交流，并持續被人類馴化。其中的一個家綿羊基因型，在東亞綿羊中占據絕對優勢，而且自東向西在綿羊中所占比例逐漸降低。因此，科學家推測，家綿羊在東亞也發生過一次馴化事件。這個家綿羊基因型與西亞的家綿羊基因型是不同的。

目前中國最早的家綿羊骨骼出土地點，可能要算前面剛剛談到的阿爾泰山區通天洞遺址了，那里出土了大量的綿羊骨骼，以及一些小型哺乳動物和鳥類骨骼。結合發現的小麥顆粒，我們可以猜測，距今5200年前早期的草原人群是通過混業生存的，農業、畜牧業、狩獵與采集并舉，以適應草原和山區的自然環境特點。

然后，在距今約5000年前的甘肅東部和青海東部的遺址中也出土了家綿羊骨骼。到距今4000年前，中原地區的多個遺址中都出土了家綿羊的骨骼。所以，中國家綿羊的擴散可能是從西向東的，大概在距今5000年前或者更早的時候，古人把西亞的家綿羊帶到了中國境內，然后在本地，遠道而來的家綿羊與這里的野綿羊雜交，并經過馴化，形成了東亞的家綿羊類型。

距今4000年前，中華大地上的家綿羊就已經以這種東亞家綿羊類型為主體了，只有少量家綿羊是西亞類型的。從甘肅、新疆等地考古發現的家綿羊骨骼分析，西亞的家綿羊可能與彩陶技術、青銅技術類似，也是從歐亞草原帶傳輸過來的。

說完了羊，我們再來聊聊牛。馴化的黃牛最早也出現在西亞嗎？這個答案只能算半對。

在我們祖先的家牛分類學中，黃牛是指牦牛、水牛之外的所有家牛，主要包括普通牛和瘤牛兩個種類。普通牛的馴化的確發生在西亞，時間大概在距今11000年前，出現得非常早。瘤牛這個種類一般認為是在南亞的印度河河谷被馴化的，時間上比普通牛的馴化晚了差不多2000年。順便說一句，“高原之舟”牦牛是在中亞被馴化的，時間上略晚于普通牛的馴化。

另外，近期中國學者在黑龍江發現了距今萬年以前的牛的骨骼，牛的牙齒、頜骨上有凹槽，似乎是馴化造成的。如果這個發現得到證實，那么中國東北地區就是一處黃牛的起源地，而且時間上不比西亞晚。不過，牙齒和骨骼上的凹槽也許有其他解釋，不一定是馴化造成的。考慮到西亞是農業的最早起源地，人口暴增，糧食剩余充足，具備馴養大型動物的物質和技術條件，現在學者們仍然秉持“西亞是黃牛最早的馴化地”的觀點。

拋開這個存疑的起源地不談，距今4500年前，黃河流域已經出現了家養黃牛的蹤跡，看起來黃牛來到中國的時間比家綿羊晚。最早發現家養黃牛骨骼的遺址主要分布在甘肅東部、河南北部和中部一帶，因此黃牛傳入中國的路線可能與綿羊是一樣的，都是沿歐亞草原帶而來，畢竟沿途有充足的青草可供牲畜食用，草原人群對于畜群管理和利用也經驗豐富。利用化學元素進行的食性分析，中華大地上的第一批家養黃牛以吃碳四類植物為主，也就是當時北方主要的農作物粟和黍，也許古人用打下來的粟和黍的莖葉來喂養黃牛。

分子生物學家曾經對在新疆、青海、內蒙古所發現的考古遺址中的黃牛骨骼做古dna分析，發現所有的樣品都屬于普通牛，不屬于瘤牛，這說明古印度的瘤牛可能要更晚進入中國。而且這些樣品絕大部分是來自西亞的黃牛基因型，只有少量可能來自東北亞，這說明東北亞也發生過黃牛的馴化事件，類似于家綿羊來到東亞后又經歷的馴化事件。

與家綿羊有所不同的是，黃牛進入中國還有一條西南方向的路線。瘤牛在印度河河谷得到馴化后，在南亞、東南亞傳播，然后從云南進入中國，再繼續擴散。在云南大理美麗的洱海里有一處銀梭島，島上的遠古遺址中曾出土過黃牛骨骼。

綿羊與黃牛攜手走入中華大地，不僅給我們的祖先提供了肉類、奶類食物以及毛皮御寒材料，還改變了祖先的文化習俗。

我們知道，豬是中國本土馴化的動物，從距今9000年前開始，在中華大地上的很多遺址中，古人都以豬來祭祀和隨葬，偶爾也使用狗，這是另一種本土馴化動物。到距今4000年前左右，遺址中開始出現用牛和羊進行祭祀與隨葬的現象，并且越來越普遍。看上去在古人的心目中，外來物種牛和羊的地位要高于本土馴化的豬和狗。到商代，這種祭祀文化上的“動物歧視”更加登峰造極了，商代有兩種高規格的祭祀禮儀形式—“太牢”和“少牢”。“太牢”是商王一級的祭祀，必須牛、羊、豬三牲齊備；“少牢”是卿大夫一級的祭祀，只用羊、豬兩牲。所以，如果對幾種動物在祖先心目中的地位進行排序，從高到低依次是牛、羊、豬、狗，黃牛的地位最為崇高。“犧牲”二字的偏旁，都是“牛”字，就是因為牛是最高級的祭祀品。商朝人流行占卜，黃牛的肩胛骨被用來做卜骨。在當時的手工業生產中，黃牛的骨頭是重要的材料，用于制作骨器。再到后來的春秋戰國時期，隨著鐵制農具的出現，力氣大且性情溫順的黃牛開始被用于農耕勞作，成為農民的好幫手。

文明硬幣的兩面

至此，在距今5000—4000年前的中原地區，中國古代所謂的“五谷”—粟、黍、菽、麥、稻，全都齊備了；所謂的“六畜”—狗、豬、牛、羊已經出現，馬正在北方草原揚蹄馳騁，雞可能正在南方地區啼鳴破曉，這兩者稍后會進入中原地區。

這些重要物種中，麥、牛、羊、馬都來自西方世界；極為重要的青銅技術、馬車技術來自西方世界，同樣重要的彩陶技術也來自西方世界。那么，我們是不是該把安特生等人曾經提出的西來說重新拾起，拍拍塵土，擺上學術的供桌呢？

從邏輯和史實上，我們都不能如此武斷地支持西來說。正如上一章我們談到的，中華大地的北方祖先馴化了粟和黍，并在距今7000—5000年前沿著草原帶西傳，讓亞洲西部與歐洲的古人也嘗到了小米和黃米的滋味。狗和豬這兩種家畜起源于中國，它們同樣也在很早的時候就擴散到了歐亞大陸的其他地區，包括西方世界。

如果僅僅因為一些物種和技術的輸入，就認定中華文明是“西來”的，那么在這樣的邏輯下，根據古代中國向外輸送物種的史實，反過來我們也可以說西方文明是“東來”的。

那么，本土說就正確了嗎？我們的文明是本土產生并繁榮起來的，即使沒有外來文化（包含物產、技術等）的輸入，中華文明仍然會結出碩果、輝煌燦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