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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說走入了另一個極端，它的錯誤在于不承認塔島技術悲劇的原理，認為一個封閉的中華大地就可以自我生長出燦爛的文明來。實際上，自從西亞、東亞各自馴化野生植物，發展出原始的農業開始，東亞就不再是一個大號的塔島。在更早的現代智人擴張的時代，東亞就已經不再是人群和文化交流的孤島了，它與歐亞大陸頻繁地發生著交流，有一些人走進來，有一些人走出去，他們把思想、文化、技術、物種帶來帶去。

堅持西來說、本土說的人，都只看到或者只愿看到一枚硬幣的一面，沒有看到或者不愿看到硬幣的另一面。

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口中所說的文明，是有其標準的。不同的學者提出的標準會有所不同，但無外乎幾個要素：（青銅）冶金術、城市、文字系統、信仰（宗教）體系。一個被學者承認的古代文明不一定具備所有要素，但至少具備大部分要素。

舉個例子，我們前面談到的良渚文化，已經具有了城市和信仰體系，但是缺乏冶金術和文字系統，因此國外主流學者并沒有把良渚文化提升為“良渚文明”。國內學者則傾向于認為，以良渚文化的大型社會規模和治理能力，是當得起“良渚文明”稱號的。因此，良渚社會算不算文明古國，還是一個爭議話題。

從文明的標準和文明的進程看，中華文明能夠誕生并屹立于東亞，正是中華大地在本土充足的人口數量和糧食產量、本土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吸收了來自西方世界的技術與物種，甚至一些思想與文化，一舉脫胎換骨，把各種地區文化、技術熔煉成整體性的中華文明，邁向了“最早的中國”。

青銅和家馬，正是中華文明以及其他文明誕生的決定性推手，它們衍生出來的青銅武器和馬拉戰車，給古代勢力提供了遠程軍事輸送能力，這種能力對于國家政權的建立至關重要。

青銅技術和馬車技術傳輸到北方草原后，在那里主要用于軍事領域，增強了草原人群的戰斗力，給了南方農耕社會以極大的壓力，石峁古城展現的防御能力就是這種壓力的反映。稍后，青銅與家馬擴散到北方地區，肯定也提升了中原地區各地人群的戰斗力。為了共同防御敵人，原本分散的各個部落會組成更大規模的強有力的部落聯盟，打破族群、文化的界限。在部落聯盟內部，青銅技術和馬車技術帶來了遠程軍事輸送能力。過去一個偏遠部族發動叛亂，聯盟首領鞭長莫及，難以鎮壓，現在就可以迅速派出攜帶青銅武器、以馬拉戰車為核心的軍隊平定叛亂，震懾有二心的部族，從而使部落聯盟內部更有效地整合在一起，朝著文明國家不斷邁進。

此外，青銅技術在北方地區還起到了文明催化劑一樣的重要作用。青銅技術是文明古國誕生前夕的高科技，我們的祖先用青銅器取代了古老的陶器，作為祭祀和禮儀用品，創造出中華文明獨有的禮樂文化，使部落聯盟內部的文化建設更上一層樓，以和平的方式增強了內部凝聚力。

與此同時，外來物種使北方地區各個部落對于貿易有了更大的需求，從而促進了各個部落之間的緊密聯系，對古代家畜的基因研究顯示了這個趨勢。

黃牛本來是從西方世界傳入中國的，優質的黃牛品種可以給古代人群提供優質的勞作畜力和美味食物。通過對當時各個文化人群養的黃牛基因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貿易交往已經非常頻繁，原本各有居所的人群正在變得越來越緊密。在當時的西北地區、東北地區和中原地區，如此大范圍內，每個遺址中占比最高的黃牛基因型都是相同的。其他幾個黃牛基因型則占比很低，它們在各個遺址中的分布也不太一樣。這說明在北方地區黃牛的交流十分廣泛，一種優質的家牛品種會讓各個部落趨之若鶩。

有趣的是，中國上古傳說竟然也講述了牛羊貿易的故事。根據《竹書紀年》《山海經》等古書記載，商王有一個叫作王亥的先祖，與兄弟一起趕著牛羊去有易氏部落做生意，被有易氏的貴族謀財害命。王亥的兒子上甲微欲為父親報仇，但是實力不夠，直到4年后才借到河伯的兵，終于消滅了有易氏，為王亥報仇雪恨。此后在商朝的甲骨文中，記錄了后世商王祭祀上甲微，向他匯報目前本國的事項。上甲微顯然很受商朝人尊重，經常享受后代的祭祀。

上古傳說的細節未必真實，但它所反映的先商部落進行遠距離牲畜貿易的情景，應該是符合當時北方地區部落交往實際情況的。

上面這個傳說也反映了當時北方地區動蕩的狀態，各個部落之間既有和平的商貿往來，也有暴力的兵戎相見。從考古遺址中，學者們也能夠讀出那段動蕩的歷史。

仰韶溫暖期本來是一段祖先們的快樂時光，風調雨順，五谷豐登，新的技術和物種不斷涌現，廣闊天地里的古人傳播彼此的文化，生活變得越來越好了。但是在距今約4500年前，北方地區進入了長達幾百年的龍山時代，仰韶時代那種和諧社會土崩瓦解。從龍山時代的遺址看，聚落開始構筑堅固的環壕，更大的聚落甚至修建城垣工事，對外防御強鄰騷擾，對內凝聚部落人心。北方地區陷入萬邦林立的狀態，相互之間征伐不斷。

從仰韶時代到龍山時代，是什么造成了社會的轉變？顯然，人口增長是重要的內因。進入龍山時代，可能有數百萬人生活在農耕社會的核心地帶—中原地區。在當時的生產力條件下，農田的產量并不高，粟、黍、菽已經得到充分馴化和種植，而小麥尚在趕來的路上，糧食增產在彼時彼地遇到瓶頸，人口激增帶來了強烈的生存壓力。各個部落盡力擴大自己的生存空間，彼此會為了爭奪一塊耕地、一塊牧場甚至一處水源而發生沖突。

龍山時代的氣候也是制造社會動蕩的元兇之一。在經歷了仰韶時代的溫暖后，龍山時代已經處于大暖期的末期，氣候變得波動起來，有時還會出現降溫事件。氣候波動就會帶來大大小小的自然災害，激發一些部落的生存危機，求生欲驅使他們對外訴諸暴力，搶奪資源。

最終，氣候變化推動了中華大地實現“臨門一腳”，從一片亂世邁向了最早的中國。

距今4000年前，不論是中華大地還是歐亞大陸，似乎都正在經歷巨大的氣候轉變。

比如我們談到的良渚文化，在距今4000多年前衰落了；沿著長江上溯，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中上游的寶墩文化都在同一時期衰落。北方的齊家文化在距今3700年前左右走向消亡，更北的遼河流域的文化也差不多同時走向了衰落。只有中原地區的二里頭文化，在古文化大面積衰落的背景下冉冉升起。

這種巨大的轉變，考古學家稱之為從“滿天星斗”到“月明星稀”，原本東西南北如繁星般的各種古文化都黯淡下來，只有中原升起了一輪文化的明月。

在前作《草與禾—中華文明4000年融合史》中，我分析了文化面貌巨變的氣候原因，猜測可能是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的南北向移動導致了中華大地古文化的大量衰落。

如果我們把視野擴大，放眼全球，當時整個歐亞大陸似乎都在經歷氣候巨變。

距今4200年前左右，埃及古王國在奴隸大起義的動蕩中走向了終點。不過，學者們最近提出了古王國滅亡的新視角。他們找來了那個時代古埃及人的棺材板，仔細分析了棺材板上的樹木年輪痕跡，發現當時的氣候極端異常，有強烈且短暫的干旱期。干旱帶來的糧食減產給古埃及統治者制造了巨大的麻煩，局勢最終失控了。

在西亞兩河流域，考古學家對一座消失的大型城市進行考古發掘，在距今4200—3900年前的土壤層中發現了那個時期氣候嚴重干旱的證據，甚至連蚯蚓都因干旱而大量死亡。

在印度河河谷，距今3700年前左右，古印度文明突然消失。過去學者認為，古印度文明可能遭遇了西北方向族群即雅利安人的入侵。但是氣候學家發現，印度河文明當時已經出現了嚴重衰退，原因很可能是氣候波動導致了灌溉水源的不穩定。

為什么距今4000年前，全球氣候經歷了如此巨變？目前還沒有確切的答案。我們能夠知道的是，比遠古中國先期進入文明古國階段的古埃及、古巴比倫和古印度都遭受了沉重打擊，而中華大地卻在氣候打擊下鳳凰涅槃，中原地區邁入了文明古國階段。

最早的中國，祖先的家國

動蕩不堪的環境中，相對適宜生存的中原地區二里頭文化終于脫穎而出，擴大了自己的影響力，站上了文明的高臺。

考古發現，降溫、洪水、干旱等災難在龍山時代末期導致北方地區人口規模下降。同時，人口向中原地區的核心區域集中，以二里頭都城為中心的區域人口規模逆勢膨脹，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都城規模宏大，有著縱橫交錯的大道、方正規矩的宮城，宮城內還排列著多座建筑，具有明顯的中軸線格局，這種城市格局為此后的古代中國各個朝代所繼承，比如漢唐長安城、明清北京城等。

當時的二里頭社會已經是階層井然的社會，貴族住在宮殿區以東區域，“城市”的西部和北部則是一些小型的地面或半地穴式建筑，是平民百姓的居住區。都城內部有許多功能區，比如鑄銅作坊。二里頭遺址的青銅作坊規模大，延續時間長，澆鑄工場、烘烤陶范的陶窯，展現出鑄銅工藝設施已有較高的專門化水平。在宮殿區和鑄銅作坊之間，還另有綠松石器制作作坊，二里頭先民主要在那里制作綠松石管、珠及嵌片之類的裝飾品。

在“城市”的中東部，集中分布著一些與宗教祭祀活動有關的建筑和其他遺跡，主要包括一些圓形的地面建筑、長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以及附屬于這些建筑的墓葬。二里頭先民可能就是在這些祭祀點祭拜祖先和神靈的，或許他們會戴上精美的綠松石裝飾品和光亮的青銅飾物，祈禱神靈保佑這片土地風調雨順、土地上的民眾人丁興旺。

二里頭不僅僅是一處“城市”，它實際上是一處都邑性質的所在，其統治力控制著輻射向四周很廣的區域。

按照前文所說的文明標準，二里頭社會已經具備了冶金術、城市以及信仰體系。盡管二里頭遺址尚未發現文字證據，但它所顯示的文化高度和影響力，已經可以算是跨入了文明古國的門檻。考慮到之后的商朝就是接續了二里頭社會稱雄中原地區，很多學者認為，最早的中國就出現在中原地區的二里頭。

與大陸西邊的一些文明如巴比倫文明相比，最早的中國自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獨特的氣質。與西方世界偏重宗教主導的古代文明不同，古代中華文明偏重祖先崇拜，并圍繞祖先崇拜構筑起自己的文明結構。

這種不同地域的文明差異，是如何塑造出來的呢？

早在5000多年前，西亞兩河流域即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的入海口附近，就出現了一批泥磚建筑城市—蘇美爾城市，這是地球上最早出現的城市群之一。蘇美爾人是地球上最早的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的發明者、兩河流域最早的定居者。這些蘇美爾城市的出現，與貿易有很大的關系，城市的位置正是陸地上的商隊與海洋、河流商船交接的地方。

在蘇美爾城市中，居民主要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地方貴族，統治著當地的農民和奴隸，在城市周邊擁有耕地；第二類是商人，以及為商隊服務的隨從、水手們；第三類是祭司，他們也擁有土地、牧場和大量勞工，但與貴族不同的是，他們是神靈在人間的仆人，主要工作是建造神廟、供奉物產以取悅神靈。蘇美爾祭司們的權力很大，在早期甚至通過選舉的方式確定負責執行城市事務的首領。

在蘇美爾城市出現之前，當地只有一些狩獵采集者，所以蘇美爾人最初是“外來戶”，他們白手起家建造了城市，并興修水利發展灌溉農業，大張旗鼓地開展海路和陸路貿易，促進城市發展。作為“外來戶”，要維系自己的統治，蘇美爾人的上層選擇了依靠宗教來樹立權威、團結民眾。宗教中的神靈虛無縹緲，具有超越族群差別和階層差異的普適性，便于蘇美爾上層統治本地原住民，以及從各地遷移而來的新住民。

以宗教立城、以神權治國，這正是蘇美爾人和蘇美爾文明的特色，注重貿易財富的外來祭司主導了兩河流域文明國家的形成。這種特色也被西方世界不同地方、不同時代的各種文明繼承和發揚。

從蘇美爾文明的出現與演變來觀察中華大地的早期文化和文明，我們會看到，南方的良渚文化與蘇美爾文明有一定的相似之處，良渚文化可以被認為是“突然之間”在江南地區勃發的，而且具有強烈的宗教色彩。這似乎暗示我們，良渚文化的上層神職人員，說不定也是“外來戶”，他們從遠方遷入江南地區后，以自己的宗教作為精神支柱（他們可能還攜帶了遠超過南方本地的玉器技術而來），構建了他們的地上天國，管理大量的人口和土地。

但是，北方中原地區的各種文化乃至最早的中華文明形態，就與蘇美爾文明南轅北轍了。

考古遺址告訴后人，中原地區城市群的出現過程大體上是這樣的—大地上先有了大量的農耕聚落，以周邊的農田養活部落民眾；然后聚落不斷壯大，最終有些聚落成長為地域性的城市，具有貿易功能。中華大地是先有農田，再有城市，而兩河流域是先有貿易城市，再有配套農耕聚落，兩者路徑截然不同。

既然中華大地上的城市是從更古老的農耕聚落一步步擴大而來的，就基本上不存在“外來的和尚好念經”的現象，部落的信仰工作主要由部落自己的首領及其親屬“代勞”了，部落首領既是行政長官，也是宗教首領，當然也是祭祀祖先的族長，或者即便他們不是每個角色都擔任，也是由自己的親族來分擔某些角色。

每個部落的成員，在血緣關系上是親密的，因此在部落內部，對共同祖先的崇拜就變得比對共同神靈的信仰更重要，或者說，更有利于首領統治民眾和團結民眾。很多時候，部落的祖先就相當于本族群的“神靈”一樣的存在。

即便各個部落組成了部落聯盟，朝著最早的中國邁進，對于共同祖先的崇拜仍然是維系血緣關系較近的部落之間以及部落內部團結一致的精神武器。因為廣闊的中原大地是農耕沃土，廣泛的部落聯盟以農耕為根基，正是注重血緣關系的農民塑造了最早的中國，所以祖先崇拜也就成為最早的中國的精神根脈和信仰支柱。最早的中國，即是祖先的家國。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最早的中國，是本土物產與思想文化的漫長積淀、外來物產與異域文化的涓涓流入，以及氣候巨變合力孕育出來的文明果實。當中華大地一腳跨入文明古國的殿堂時，等待我們祖先的命運并不是歲月靜好的田園戀歌，而是疾風暴雨的文明碰撞。

小貼士　蟲牙里藏著陶寺人民食譜

現代人只要條件允許，每天都會刷牙。牙醫甚至建議，每次用餐之后都應該刷牙。刷牙的一個重要目的是防止齲齒。齲齒也叫蟲牙、蛀牙，很多因素都可能會造成齲齒，但是一般來說，食物中所含有的糖分是我們牙齒的最大敵人。

古代人的牙齒衛生問題更嚴重，他們所吃的食物中所含的碳水化合物分解后，滋生能夠分泌酸性物質的細菌，腐蝕牙齒，形成齲齒。外國學者們經過統計發現，古代的狩獵采集人群的齲齒發生比例為0~5.3%，平均為1.3%；狩獵采集和農業混合經濟人群的齲齒發生比例為0.44%~10.3%，平均為4.8%；農業人群的齲齒發生比例最高，為2.1%~26.9%，平均為8.6%。另有學者指出，以游牧生活為主的古代人群的齲齒發生比例最低，只有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