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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越是依賴農作物糧食，攝入的碳水化合物越多，古人的齲齒發生比例就越高。

于是，通過分析古代人群的齲齒發生比例，學者們就可以一窺他們的飲食結構，進而推斷他們所身處的社會階段。

就拿山西陶寺文化來說，這個古老文化活躍在距今4300—3900年前，與陜西石峁文化的年代大致相當。陶寺遺址中有墓葬和灰坑，里面分別出土了人類骨骼。從隨葬品和建筑規格看，墓葬人群應該是陶寺文化的上層貴族，灰坑人群則是平民百姓。對陶寺遺址的植物考古表明，陶寺文化的農業已經比較發達，種植的農作物以粟為主。另外，對陶寺遺址出土動物骨骼的統計分析表明，哺乳動物占有絕對優勢，包括豬、牛、羊和狗等，其中豬骨最多，據此推測當時陶寺人群獲取肉食的來源主要是馴化動物。

那么，陶寺人群的食譜是怎樣的呢？通過對古人遺骸牙齒中齲齒的統計，學者們發現，陶寺人群的齲齒率大概在3%，其中墓葬人群2.9%，灰坑人群3.1%，兩者差別不大。看起來，陶寺人群雖然擁有了出色的農作物和農業技術，但是他們的飲食結構中包含相當多的非碳水化合物，比如肉類，使得他們的齲齒率并不高。還有的學者分析了陶寺人群牙齒的磨損情況，發現他們的牙齒磨損也不嚴重，這顯然與他們食譜中有很多柔軟的肉類有關。而且，對人骨中微量元素的分析，揭示出陶寺人群在早期和晚期的食肉量基本沒有變化，說明他們的食譜挺固定的。

從陶寺文化的案例看，即使古人掌握了很好的農耕技術，也并不一定就要讓農作物主糧占據食譜的絕大部分。植物性的主糧只能提供更多的能量，而在口感和營養上是比較糟糕的，因此古人在有條件獲得其他食物特別是肉類的情況下，還是會讓自己的餐桌盡量豐富起來。

類似的例子還有紅山文化—比陶寺文化更早的東北地區古文化。紅山人群的齲齒率為1%~2%，這當然和紅山文化的農業水平可能比陶寺文化低一點兒有關系，但也說明紅山人群能夠獲得其他食物來源，特別是由于靠近叢林和草原，可以通過狩獵或畜牧獲得肉食，因此不必過度依賴農耕獲得的糧食。

陶寺文化的消失是比較突然的，在末期那里發生了激烈的動蕩，宮殿和城墻被毀，貴族墓地遭到破壞，很多人被殺害。對于陶寺文化的結束到底是內部叛亂還是外來入侵導致的，學者們還在爭論中。至少我們從齲齒反映的食譜來看，陶寺文化的上層貴族與下層百姓在飲食上是比較相近的，不太容易產生內部激烈沖突。

小小的蟲牙好似穿越時空的芯片，提供給人們了解古老文化的寶貴信息。

第五章 西域爭雄——壓向東土的多米諾骨牌

“高貴的衣著，中間分縫的黑色長發上戴著一頂裝飾有紅色帶子的尖頂氈帽，雙目微合，好像剛剛入睡一般，漂亮的鷹鉤鼻、微張的薄唇與露出的牙齒，為后人留下一個永恒的微笑。”

考古學家沃爾克·貝格曼如此描述自己看到的古墓中的女性干尸，并把她稱作“微笑公主”。貝格曼與“微笑公主”相遇的那一年是1934年，貝格曼31歲，而“微笑公主”大概3800歲了，當然，這是指她的肉身存在的時間長度。

沉睡在沙漠墓葬中的“微笑公主”無言無語，但她以及那些一同躺在小河墓地的大量干尸的基因，將為后人拂去歷史的塵沙，展現西域幾千年間的人類遷徙歷史。

“小河公主”的復雜血統

沃爾克·貝格曼是瑞典人，當他于1927年從考古學專業畢業，來到中國，加入斯文·赫定組織的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時，他的瑞典前輩安特生不僅已經發現了仰韶文化遺址，還在前一年剛剛向世界公布發現了周口店古人類的牙齒，早已聲名鵲起。

在當地人的協助下，西北科學考察團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羅布泊附近發現了“有一千口棺材”的古墓群，貝格曼隨口用旁邊流淌的小河將這處墓地命名為“小河墓地”，那里正是“微笑公主”安眠之所。

跨越幾千年的一瞥，竟然成為永別。由于當時中國局勢動蕩，貝格曼帶著少量文物離開了小河墓地，再也沒有返回。“微笑公主”驚世一現后，就隱藏在漫漫黃沙之中，消失了蹤影。

苦苦尋覓60多年后，2000年，小河墓地終于又重現在世人面前。這一次，考古學家又發現了一具年輕女性的干尸，她頭戴尖頂氈帽，微閉雙眸，穿越歲月的長長睫毛固守著她的美貌。人們稱呼她為“小河公主”，與貝格曼描寫的“微笑公主”相對應。

根據碳十四同位素測年的數據，小河墓地的年代在距今3980—3540年前，這很可能意味著“小河公主”和她的族人是羅布泊地區最早的定居者，對這一早期人群進行基因分析，應該能揭開塔里木盆地史前時代的一段歷史。

基因分析表明，小河墓地人群的母系基因既有來自歐亞大陸西部的基因，也有來自歐亞大陸東部的基因，但這并不代表早在近4000年前東方人群和西方人群在羅布泊相遇并融合在一起了。從更詳細的基因類型看，故事應該這樣講述：歐亞大陸東部的人群，他們很可能來自蒙古高原、貝加爾湖一帶，與西部的人群先是在歐亞草原帶上相遇，人群發生融合，地點可能在西伯利亞南部、中亞哈薩克斯坦的草原一帶；然后，這批混血人群向南遷移，有一支進入了羅布泊地區，在這里定居下來。

這就是“小河公主”族群的來歷。所以，他們可能是來自西北方、北方的畜牧人群的后代。

此外，小河墓地人群還攜帶少量南亞地區、中亞伊朗地區的基因，一種解釋是一批南亞人群通過險峻的帕米爾高原，進入塔里木盆地，然后繼續東進，來到羅布泊地區。這條路線比較艱苦，因此另一種解釋也許更為合理：一些南亞人群的基因首先融入歐亞草原帶的人群，然后從哈薩克斯坦草原向東南方向遷移到北疆草原，再翻過天山進入羅布泊地區。

小河墓地人群的來源是復雜的，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可能融入了更多不同來源的人。在早期，小河墓地人群的基因型多樣性較低，比如某個母系遺傳基因型在整個群體中就大約占了50%，包括一個被祭祀的泥棺中的女尸，其基因即屬于這個類型，這說明她的地位較高，很可能生養了很多子女。也許最初遷徙來的那批人群基本上屬于一個大家族，女性成員的血緣都比較親密。不過這個基因型在后期的比例迅速下降，也沒有了泥棺的現象，這說明生活在羅布泊地區的女性來源越來越復雜了。

然而，小河墓地人群的父系基因型卻是另一番景象，普遍屬于歐亞大陸西部基因型，而且早期和晚期沒有多大的區別。這說明他們可能并沒有或者極少接受外來的男性成員，而是不斷接納外界的女性成員。我們可以猜測，那些女性成員可能是通過聯姻的方式從周邊娶過來的。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推測，也有很多羅布泊女性外嫁到周邊去。

小河墓地人群保留了很多來自草原的文化元素。比如他們的墓地放置許多牛頭、公羊角，墓內隨葬公牛角和公羊角，有的墓中多達26個，木棺用整張牛皮或羊皮覆蓋，顯然這些墓主人生前是以畜牧業為生的。小河墓地里沒有發現陶器，但是臨近同類人群的遺址中出土了尖底草簍，風格上與一種草原上流行的尖底陶器非常相似。

小河墓地人群以小麥作為隨葬品之一，這是中國境內發現最早小麥的遺址之一。此外，墓地里還出土了粟和黍的籽粒。這樣東西合璧風格的農作物組合，最早很可能是在草原之路上出現的。因此，也許小河墓地人群的祖輩通過草原之路的東西交流，獲得了東西方的不同農作物，然后南下的時候也將它們都隨身攜帶到了羅布泊地區。

更有趣的發現是牛奶。在隨葬草簍以及墓主人的衣物、皮膚上面，人們發現了乳白色的漿狀物質殘留。通過蛋白質分析可以確定，這種物質是牛奶制品，這說明牛奶作為畜牧業的副產品，已經成為小河墓地人群食譜中重要的一部分。歐亞大陸西部人群擁有能夠消化牛奶的乳糖酶基因，而歐亞大陸東部人群缺乏這種基因，“小河公主”和她的族群普遍食用牛奶的現象，再次把他們與歐亞大陸西部人群聯系了起來，小河墓地人群擁有的歐亞大陸西部基因可能讓他們能夠消化乳糖，因此可以暢飲牛奶。

不論是基因分析還是文化比較，小河墓地人群的族源都指向了歐亞草原帶，都指向了一支古老的草原人群—克爾木齊文化人群。

人類最早的農業誕生于西亞，畜牧業是在農業有了剩余糧食喂養馴化的動物后出現的。一部分農民攜帶著馴養的動物走向廣闊的草原，他們變成了牧民，專門從事畜牧，與專門從事農耕的農民形成了勞動分工。毫不奇怪，整個歐亞草原帶上率先崛起的草原文化來自歐亞大陸西部，因為那里靠近農業的誕生地，農民與牧民的勞動分工也更早出現。

距今5600年前，在草原帶西部，大概在今俄羅斯南部的草原上，誕生了顏那亞文化，這批草原人群掌握了青銅技術，馴化了家馬，很可能發明了車輪。他們的一個突出文化特點是豎穴墓，就是從地面直接向下挖出墓室，埋葬死者。從基因型上看，顏那亞人群和后來草原帶上的各種游牧人群，都攜帶了與其周邊農耕人群有關的基因成分，這說明他們的確是從農耕人群中分化出來的。

從基因研究看，距今4000多年前，顏那亞人群后裔已經擴散到歐亞草原帶東部。例如，在貝加爾湖地區發現的古人遺骸上，就檢測到了歐亞草原帶西部基因成分，而在顏那亞人群之后活躍在俄羅斯南部草原上的人群，也已經攜帶了來自歐亞草原帶東部人群的基因，這說明東西草原帶間的人群基因交流很早就開啟了。

更有趣的是，在貝加爾湖地區距今4500年前的古人遺骸上，分子生物學家還檢測到了一種古老的鼠疫桿菌基因信息，而這種鼠疫桿菌最早應該出現在西方的顏那亞人群中，然后隨著這一人群的擴散而傳播到廣大的地區。不過，檢測出鼠疫桿菌的這兩個貝加爾湖古人卻并不攜帶顏那亞人群的獨特基因，我們可以猜測，也許鼠疫桿菌“先行一步”，通過不同人群間的相互感染，比顏那亞人群基因更早傳播到了歐亞草原帶東部。

就在綿延萬里的草原帶風云際會的時代，克爾木齊文化在新疆北部的阿爾泰山附近誕生了。

從人群基因交流的角度說，克爾木齊人應該不僅繼承了源自顏那亞人群的西方基因，而且融入了來自東方的基因，比如西伯利亞古人的基因。這就能夠解釋為什么小河墓地人群也擁有復雜的基因型了，因為他們的祖輩克爾木齊人早已融合了東西方人群的血脈。

克爾木齊人主要活躍于阿爾泰山與天山之間的北疆草原上，克爾木齊文化是新疆境內年代最早的青銅時代文化之一。考古學家發現，克爾木齊人善于用石頭雕琢冶煉青銅的坩堝，在新疆奇臺縣一處克爾木齊文化遺址中出土的石坩堝口徑近20厘米，高近40厘米，并有圓形的長柄。這口石坩堝的樣式竟然與河南安陽出土的一口商朝陶坩堝—“將軍盔”如出一轍。兩者的差別之一是材料，安陽坩堝用陶土燒造，而奇臺縣的坩堝用石頭雕琢；差別之二是年代，安陽陶坩堝的年代比2000多千米之外的那口石坩堝晚了好幾百年。由于商朝的冶金術很先進，并沒有經歷自然紅銅冶煉階段，因此其青銅冶煉術應該來自西亞，通過歐亞草原帶傳入中原地區。克爾木齊人的這口石坩堝，佐證了青銅技術從西向東的傳播過程。

草原蝴蝶舞動毀滅的雙翅

融貫東西方的克爾木齊人在北疆草原稱霸沒多久，歐亞草原帶上風云突變，在克爾木齊文化西面興起了一股駕駛雙輪馬車征戰的強大勢力，他們向東挺進，對克爾木齊人構成了極大的威脅。此外，在克爾木齊文化北方，也有一群手持單鉤長矛和空首銅斧的強大勢力興起，向南擴張。克爾木齊人難以抵擋多方強敵的壓力，不得不避其鋒芒，向南、向東遷移，其中的一支越過東天山，南下到達羅布泊地區，這就是小河墓地人群的來歷。

那個手持長矛與銅斧驅趕了克爾木齊人群的亞洲北部勢力，就是奧庫涅夫人群，他們最早活躍在西伯利亞葉尼塞河中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名字來源于最早發現這種文化的村莊名。關于米努辛斯克盆地要多介紹幾句，這個盆地位于南西伯利亞地區，靠近中國的新疆與蒙古國的西北邊境，盆地內分布著山地、丘陵、草原、山谷等不同的地貌，擁有豐富的森林、水、巖石礦產等有利于人類生存的自然資源。相對封閉的自然環境使其易守難攻，因此外界的戰事對當地人群的侵擾較小。在青銅時代，這里是一些重要的草原文化人群的搖籃。米努辛斯克盆地甚至還與遙遠的中原地區發生過文化聯系。

作為歐亞草原帶的一員，奧庫涅夫人群的基因型也融合了東西方人群的基因。他們以畜牧經濟為主業，兼營捕魚和狩獵。奧庫涅夫人群能夠壓制克爾木齊人群，可能是因為他們的青銅技術更加先進。他們采用先進的錫青銅鑄造技術，紅銅斧也采用鑄造工藝，使得他們的單鉤矛頭和空首銅斧鋒利無比。

奧庫涅夫人群的精良武器是當時各路人馬夢寐以求的寶物，所以在歐亞草原帶東部的很多地方都發現過這種風格的武器。阿爾泰山一帶自不必說，向西在歐洲與亞洲交界的烏拉爾山的墓地中就發現了4件奧庫涅夫長矛，向東在中國甘肅西部的馬廠文化遺址中也發現過2件長矛。在甘肅稍晚的一些文化，比如齊家文化和四壩文化遺址中，也發現了空首銅斧。

廣泛分布的奧庫涅夫武器并不代表奧庫涅夫人群南征北戰，建立了龐大的草原帝國，他們還沒有強大到那個程度。實際上，不論是克爾木齊人群還是奧庫涅夫人群，他們在試圖向中華大地腹地東進的過程中，都遭遇了強大對手的頑強抵抗。這個強大的對手就是四壩文化人群。

四壩文化活躍在距今3900—3500年前的甘肅西部到新疆東部一帶，向東毗鄰齊家文化，而齊家文化再向東就是以二里頭文化為首的中原各文化。

四壩文化人群應該是后來中國西北地區重要的族群—羌人的主要祖先，從基因型來講，他們應該以東亞人群為主體。由于更加靠近草原帶和中亞，這批古羌人部落接觸青銅文化非常早，從草原帶輸送而來的各種動植物資源，也被他們廣泛種植和馴養。在西北地區干旱的環境中，古羌人部落種植大麥和小麥，放牧山羊、綿羊、牛、馬。四壩文化人群吸收了很多來自西方的武器技術，擁有透銎斧、有銎矛和三叉護手劍等青銅武器，他們的很多武器能夠在草原帶上找到原型。有趣的是，他們的文化中還有權杖頭這種器物，這是典型的來自西方世界的文化元素，是權力的象征。古埃及文明就廣泛使用權杖頭，西亞等地也流行這種器物。中國境內最早的權杖頭出土于甘肅天水的遺址中。權杖頭在中國西北地區的分布呈現出東早西晚的特點，新疆地區權杖頭的出現時間晚于甘肅地區，這種器物顯然是西方起源的，這再次說明很多西方物產、技術、文化都是順著草原帶向東傳輸，然后再從蒙古高原南下進入中華大地的。

正是古羌人部落盤踞在甘肅西部、新疆東部一帶，向西勢力范圍抵達哈密盆地，頑強地抵御了以克爾木齊文化、奧庫涅夫文化為代表的阿爾泰部落的東進，使得融合東西方基因型的西域強大勢力只能停頓于新疆，駐足不前，否則，也許中華大地上的很多文化人群會更多地融入歐亞大陸草原帶西部人群的基因。

但是，青銅時代的草原帶風起云涌，青銅武器和馬拉戰車已經成為強勢人群的標準配備，一撥又一撥的草原部族策馬飛奔，激烈地爭奪地盤和財富，中華大地樹欲靜而風不止。

距今約3400年前，米努辛斯克盆地內又孕育了一支強大的草原族群—卡拉蘇克人群。卡拉蘇克人興起后向相對溫暖的南方擴張，從而進入了中國新疆北部草原，成為影響中國西北地區的一支力量。從基因型上看，卡拉蘇克人群既有草原帶西部人群基因，也有南西伯利亞原住民人群基因。卡拉蘇克文化的最神奇之處在于，它與同時期中原地區的強大勢力商朝有技術和文化交流。曲柄青銅刀是卡拉蘇克文化的標準配備，這種器物與中國北方流行的一些款式很相似；卡拉蘇克人使用的陶器風格也與中國北方的流行風格相似。

通過對青銅器演變的分析發現，以米努辛斯克盆地為根據地的卡拉蘇克文化和中原地區有過交流，卡拉蘇克人的凹格劍、獸首劍、鈴首刀劍、弓形器等，都受到了中國北方的影響。在米努辛斯克盆地還發現了少量的三足蛋形甕，這種器物最早出現在中國山西中部。反過來看，中國北方地區的很多獸首風格的刀劍可能受到了卡拉蘇克文化的影響。

為什么相距數千千米的草原強權和中原強權之間會如此“眉目傳情”？

卡拉蘇克文化縱橫草原五六百年，時間跨度涵蓋了商朝的大部分時期和周朝早期。在青銅時代，青銅就是當時的高科技、當時的戰略物資。相對來說，商朝地處中原，擁有東亞其他勢力無可比擬的青銅礦產資源和青銅產量，以及無與倫比的冶煉技術。一個強大的草原強權很自然地會希望“抱大腿”，結交商朝這樣的“科技大國”和“資源大國”，希望從商朝那里獲得青銅器和青銅技術，哪怕兩者相距數千千米。更何況，商朝族群很可能是從北方地區遷徙到中原地區的，他們與北方地區乃至草原帶有很深的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