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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人類,道德滑坡,正氣不足,虛假大偽橫行施虐,像瘟疫般地充斥著社會的方方面面,不僅危害人民的心靈健康,而且蔓延到物質領域,危害人體生命的健康。諸如假商品、假食品、假藥物……等,衣食住行,所需所用,無不有假。甚至波及到上層建筑領域的方方面面,派生出權錢交易之類的不良現象。就連自古被人們視為神圣的道佛菩薩,竟然也有人敢于冒充。一些不法之徒自命不凡,以謠言惑眾,為害社會,誤人入歧途。社會虛假到如此程度,“大偽”已像惡魔一般地無孔不入,以致人們談假色變,視假如仇。于是打假的法規應運而生。但有形的打假只能奏效一時,無形的治假才是長久之方。以道德宏揚天下,以德治人心之妄,使其本性復明,這才是治假之根,治國之本。
【六親不和,有孝慈。】
“六親不和”,“六親”者,即父母兄弟夫婦,泛指親緣眷屬。之所以六親不和,是因為失去孝慈之心,所以要提倡修養修仁慈孝敬之德。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六親不和,社會也難穩定。所以太上提倡孝慈,以盡人本性的天然。
“孝”為十善之首。古云:“百善孝為先”。儒家稱父母之恩為“昊天罔(wǎng)極”。佛家以孝為戒,佛說母有十種重恩,認為父母養育之恩,高過山岳,深逾大海。自古圣人無不提倡孝慈,把它作為做人的基本要求。倘若忤逆不孝,違負重恩,人格大虧,還談何為人?古人簞食瓢飲之恩皆思報答,更何況父母之大恩能不報乎?報答之道,唯以孝敬。盡孝道,以服勞奉養者為小孝;以盡忠報國,公而為天下奉獻者為大孝;以勸親修道養德而出輪回者,乃為大孝中之大孝。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又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后能事親。”
孝乃個人、家庭、社會、國家道德之本,民族的興旺發達,借此原動力而得以延續。盡孝道之人,必能己立而立人,忠愛國家,必能為國家民族盡大孝。一個不愛自己父母、連做人的起碼資格都不夠的人,很難設想他能有愛他人、愛國家、愛人民之心。難怪國外一些企業在招收員工、提拔重用人才時,首先把是否孝敬父母作為首要條件,并通過密查暗訪,弄清究竟后,方才決斷。這與今之考試考核,面試外表,只重虛表才華,難見心靈深處的選才方式相比,確不失為高明之處。
孝者,效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窮究人之本源,乃是無極的一炁所衍化。靈性的本體,來自大道自然,如何事以孝道?唯以“效天之慈悲、公正、好生、自然、無為而無不為”,這才是大慈大孝,慈孝俱足。如果天下所有家庭都能和和美美.一家人和睦相處,個個都是孝子賢孫,那就沒有必要特別標榜孝與不孝。孝與不孝相襯托,正因為出現了不孝子孫,才有必要提倡孝道。“六親不和”,才需要提出“父慈子孝”。由此可知,太上提出“父慈子孝”的用心,是希望天下的子孫都盡孝道,那么天下的家庭都會和樂幸福。
修道之人,還應當盡孝敬天地師君親的本分。無天地萬物之養,人難以活命;無顯隱眾師之助,難以修煉成真。道經師三寶,師寶為先,無師之呵護培育,修真寸步難行,故師乃修真人的再造父母。父母只給了今生,師父卻給予永生。故師之恩同于父母,大于父母,以天高地厚形容,也難盡意。故修真者當盡孝師之恩。敬師在于心,與師心心相印,以師之教誨為尊,大志修真,功成果就,奉獻于眾生,這是對天地之恩、對眾師之恩、對萬物之恩的最好回報,也是最大的孝敬!
父慈子孝,則家庭和睦,這是做人的基本倫理。上古時人心淳厚,慈孝在人們心目中被視為天經地義的本分,是天賦人性的自然流露。那時人們雖不知有孝慈之名,但人人皆能自覺遵行,以盡天分。隨著歷史的變遷,社會道德日見淡薄,六親失和,孝慈難盡,故才提出孝慈之名,以化民不孝之心,以立孝慈之德,復家庭之和。家是國之細胞,家不和,國亦難安,故先輩們將齊家與治國并論。
孝慈乃上善之德,是大道賦予天地萬物的本性,故萬物萬類皆有孝慈之心。羊有跪乳之孝,鳥有反哺之慈。人為萬物之靈,更應盡父慈子孝之心。縱觀現今世間,不孝不慈之事例,每見于傳聞報端,殺父弒母等駭人聽聞之事,屢見不鮮。此類傷天害理之事,已不如禽獸,雖衣冠加身,也只不過是行尸走肉而已。
【國家昏亂,有忠臣。】
“國家昏亂”,為君者不修道德,君昏民暗,上下不明,謂之“昏”。治國失道,民心失信,政令不行,上下相怨,社會不寧,謂之“亂”。當奸邪爭權亂朝政,禍亂國家、危害百姓時,能憂國憂民,挺身而出,匡扶正義,盡心報國,謂之“忠臣”。
“忠”者,盡其中正之心也。一個“忠”字,具有無窮的深意,包含著宇宙萬物的真諦,也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忠”就是誠信厚樸之本心,就是忠誠老實,忠厚待人,忠于家,忠于國,忠于人民,忠誠對待一切事物。人人本性中都具有這個“忠”字,只因被后天欲心污染,被私心妄念所遮掩,故忠心逐漸淡失,而變為奸詐機巧之心。一個具有道德之人,忠字常在心,盡忠而不顯忠,全是一種自然的流露。
大忠大信之心,只有在關鍵的臨難時刻才能表現出來。君權時代,君有過則敢犯顏直諫,是為忠直之臣。在國家有難之際,能誓死不辭,挺身而出,舍身報國,力扶社稷,抗御禍亂,是為忠節之臣。例如宋時的岳飛。在國君昏暗,民無寧日,當此臣節難立,臣忠難盡之時,若能忠于真理,不為昏君所亂,此忠信之心不顯而顯。比如商紂無道,囚箕子,殺比干,此等忠于真理、寧死不屈的忠貞之名萬古不朽。凡忠臣無非是為了保全民生,顧全國體,而不計較個人的利害毀譽。故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人必忠于國,忠于家,忠于朋友,忠于一切事物,有此忠誠之德,而后才可以謂之人。萬物皆含忠。觀草木之類,忠于四時。禽獸之屬,忠于卵育。天地之大,忠于氣候。日月之明,忠于晝夜。人秉天地之正氣,言語舉動,豈可不以忠為首務?一人盡忠,千萬人盡忠,眾志成城,牢不可破,心本實心,腳踏實地,有何事業不可成功?忠之一字,乃天地之剛氣,無堅不可摧,無物不可擋,以之治心則心正,以之治家而家齊,以之治國而國興。觀今之人心,失忠已多。交友處世,待人接物,多施以奸巧詭詐,不能盡其忠心。嗚呼!人心雖非天地日月之可比,奈何連草木禽獸之不如也!
忠誠義士雖然可歌可敬,但從大道來看,也并非是好現象,它反映了社會的動蕩不安。中國歷史上的忠臣,如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等,皆為人民所敬仰。他們忠心耿耿,臨危受命,為國家民族獻出了寶貴的生命。然而忠臣都出在歷史混亂、民族危難的悲慘時代。故而凡是忠臣的出現,都伴隨著人民的苦難。假若國家康寧,天下太平,風調雨順,人民幸福,人人皆具德風,那豈不是人人都是忠臣,人人都是好人,何需特別稱贊某一個忠臣呢?前人有云:“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做好事”。這便是太上提出“國家昏亂有忠臣”的真正含義。
“忠”字是由“中”與“心”兩個字的組合詞,可稱為“中心”或“心中”。這個“忠”字是人道的基本元素,也是修證仙道的基礎。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無論道家或儒家的學說中,對這個“忠”字都作了大量精辟的闡述。中華文化源于道,我們的祖先都是大智慧者,故國名稱為“中國”,我們的民族稱為“中華民族”。可見“中”與“忠”字同根同源,富有極其深刻的內涵。
就修真證道而論,一部“觀心得道”學說,始終貫穿著“忠”與“中”的理論與實踐兩大系統,又是兩大概念的統一。“忠”與“中”就是一部無上的天元心法,是歸根認祖的根本大法和必修途徑。這是中華先祖們經過自身的長期修證實踐,總結驗證出的由后天復返先天的完整理論和方法,其內涵精髓,都高度濃縮在這個“中”字里。其內容包羅萬象,直指根本,揭示本源,殷切期望我等后代子孫都能歸根復命,直超彼岸,人人得證,個個成真。
【本章說解】
本章之要,是說上古圣賢治世,本是無為而為,自然之治,從不輕易發號施令,人民相安無事,安享天下太平。因為氣數有興衰,所以后世天下漸失道德,所以不得不以智謀機巧治國,從而導致了人心生偽,民風也隨之愈趨愈下。大道之用,用無為則治,用有為則不治。無為之治,就是循其自然之道,行當行之事,無私心私利,無后天識心欺詐,一切皆是天理純然,上下相安于無事之中,萬民共樂于道德之化。圣君治天下是在“無為”的狀態下而“無不為”,故其所做所為毫無痕跡,不顯山,不露水,不彰揚于世,所以人們皆不識不知。民雖已被德化,入于先天無為之境,卻不知自己是怎樣被化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
老子所稱贊的理想社會,就是圣人治世的“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道治社會。《帝王世紀》中記載了帝堯之世的景況,詩曰:“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五老人擊壤于道,觀者嘆曰:‘大哉,堯之德也’。老人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這種生動的畫面,可以說是對老子“百姓皆謂我自然”的最好圖解。若是治以有為,必因時勢之變遷,人心之不古,安能自然乎?縱觀歷史可知,人類社會經歷了道治、德治、政治、法治這四個階段,唯有道治是最理想的社會。自德治以下,都是有為之治,必然導致種種弊端,正像老子在本章中所指出的“有大偽”、“六親不和”、“國家昏亂”等現象,皆是不以無為道德治國的必然結果。
此章經旨,在于教化世人要至誠無妄,復歸于先天自然。天之德,大公而無私,順道而行;地之道,以無為順之于天,以自然之理長養萬物。圣人治世,皆是效法天地之德。修道之人應知此理,須在修無心、行無為上下功夫。若能空明其心,不顯于用仁義,不外露其智慧,盡其當然,行所無事。身在事中,心在事外,何患道之不成、命之不立?
老子所處的春秋時期,社會正面臨著轉型多變之中,所以出現了許多病態現象。由此他發出無限感嘆。在許多章句中,乍看起來是唱反調,其實在這種“正言若反”中,卻寄寓了他無限的慈悲真情,意在對后世進行正面教育。太上所言,看起來很嚴厲,但也是“愛之心切,責之甚嚴”。看起來是反對仁義、智慧,其實他最擔心的是假仁義、假智慧毒害人心。
老子的思想與儒家學說既有相同之處,也有深度之不同。儒家思想是道家學說的分支,是做人應世的學問。而道家學說則是既有人道,又含天道的至高境界。佛道儒本是一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大支柱,各有分工,各有側重。佛是燈,道是路,儒是身。空凈師曰:“儒家是一個糧食店,人天天都要吃飯,誰都離不了。佛家是一座百貨商店,商品琳瑯滿目,由各人隨心選用。道家是一座綜合醫院,既治人身,又治人心。”南懷謹先生說:“孔子是個文化醫生”,“老子是醫生的醫生”。他認為孔子提倡的“仁義”這服治世藥方,對是對,但是藥吃多了,又會出毛病,副作用在所難免。
太上在本章主要是講事物互變之理。任何事物都處在動態變化之中。修道必須全部融會貫通,才能隨時知變、適變、應變,方能洞燭機先,微妙玄通。比如本章所講的“仁義”,雖屬于德,但容易被后天人心曲解。有私心的人,往往會利用“仁義”之名,行假仁假義之實,做欺世盜名之事,結果弄巧成拙,危害社會。老子是根據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病態,所以才感嘆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并不是太上反對仁義,反對智慧,反對忠臣,反對孝慈。而恰恰在于喚醒“無為之治”的美好社會。
抱一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洼則盈,】
“曲則全”,“曲”者,隱曲、圓曲之義。曲與直相對待。道曰“玄竅”,佛曰“那個”,儒曰“端倪(事情的頭緒跡象)”。“曲則全”是我們先祖早就發現的宇宙真理。《易經·系傳》說:“曲成萬物而不遺。”宇宙都是曲線的,是圓周形的,而不是直線所構成。觀察物理世界,沒有一件事物是完全的直線所構成。銀河星系呈圓形旋轉,太陽系有八卦九宮之形,北極就有各類不同曲線光形。樹木有年輪,果實多圓體,萬物無不由曲線構成,圓即是曲。所謂“直”,是把圓切斷分割,或將它拉成直線。故曰“曲成萬物”。人體這個小天地,與宇宙大天體結構相同,氣象的變化與太陽月亮密切相關。《陰符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是說觀察天地的自然法則,把握自身的陰陽變化規律,修煉功夫即可信手得來。
“曲則全”,也是講做人的道理。為人處世,外圓內方,運用巧妙的曲線,往往隨機一轉,就能轉憂為喜,轉兇為吉,這是做人的方法藝術,也就是畫家所講的曲線美。俗話說:“話有三說,巧說為妙”,講的就是“曲則全”之理。別人有錯誤,如果直來直去,往往對方接受不了,如果轉個彎子,話從正面說,委婉柔和,旁敲側擊,既可達到目的,又能彼此不傷和氣。這就是善于言詞的“曲則全”。不過在“曲則全”中,還要堅持直的原則,老是轉彎抹角,就會滑到不講原則的“大滑頭”里去。所以,曲直之間的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外圓內方,執兩用中,才是“曲則全”的正確途徑。
太上所云“曲則全”,就修行而言,是指在人身的隱微之間,在那個獨知獨覺之地,有一個渾淪完全、活潑靈通之機,由此存之養之,采取烹煉,即可至于丹成仙就。此處即古人所喻的冬至一線微陽,以至于生生不已。又如初三一彎新月,漸至十五月圓,無非都是“曲而全”之理。“曲”是隱的意思,隱微之處,其機甚微,其成則大。一曲之內,無非是理氣之一元。全體之間,亦是太極之精粹,這就是“曲則全”。修真人得此“曲全”之理,回環抱伏,如雞溫卵,一心內守。久則一股清剛之氣,挺然直上。
“枉則直”,“枉”是糾正,將歪的東西糾正過來,就是枉。“枉則直”就是將偏離中心的事物,修正到事物的中心點上,使它圍繞核心,而不至于偏離方向。我們的祖先早就知道宇宙間的萬物,沒有一件是直的,直是人為的、暫時的、勉強的,因此便有“矯枉過正”的成語。矯正太過了,又會變成彎曲。一件事物,太偏左了,將它拉到中間居中即可。如果矯正太過,又偏到右邊,那就不是中道。中是心,中是一,唯心是道,偏左偏右都是“枉”,都是差錯,都不符合道性。“中”道是一門極為廣泛而高深的學問,涉及到哲學、物理、人倫、生理、修真等各個領域。宇宙萬事萬物無處不含中道,合中者存,失中者亡,這是宇宙的一條基本法則。夷險禍辱之來,逆來順受,不辯不爭,這就是“枉”之義。人皆不枉而求直,強以爭直,結果反至于枉。所以圣人順其枉而不逆,屈而忍之,順而化之,故能固其全德。世間事物皆有時數,枉之日久,枉必自化,理之不直,不求而自得。故曰“枉則直”。枉而能直,故知“枉”之道亦甚大。
“洼則盈”,“洼”者,地面洼下之處。“洼則盈”,是說水性下流,凡是最低洼的地方,流水聚積必多,最容易盈滿。圣人以洼下自處,以謙退處下,不敢為天下先,就好比地之洼下一般,雖無心求盈滿,但其洼下之德未嘗不滿。洼而能盈,用之于地上,用之于天下,無往而不妙。“洼”即謙下之德,甘處人不愿處的卑下之位。正因為有處下不爭之德,故天下人亦不能與之爭。由此可知處下不爭的道理。
【弊則新,少則得(多),多則惑。】
所謂“弊則新”。“弊”者,指故舊的東西。溫故能知新。世人多有喜新厭舊、棄舊圖新的思想。求新求好,追逐外表虛華,不知新與舊的辯證關系。修道者修于內而不修于外,自處謙下,自受弊薄,不與人爭新,而心境卻常常自新。這就是孔子所說的“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果能夠一天新,就應保持天天新,新了還要更新)。”因為圣人深知道德貴乎隱,所以常養于弊,使舊可以化而為新;不養于弊,則新也可以變而為舊,乃至于損毀弊敗。這是事物的互變法則。“弊則新”是老子從事物的反面,來表達正面的道理,即任何事物都有正反兩面,甚至還有它的八面、十面,如果把握不好,往往會走向它的反面。這就如太上在58章所說的“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少則得”,“少”就是“舍”,是就人的私心欲念與道德的對應關系而言。私心愈少,公心愈得,欲望愈少,道心愈得。圣人隱蔽而不顯露,抱元守一,少私寡欲,不使七情妄動,專心養性,不致五性失和。抱一之道既得,一貫之理時行。自取其少,得而反多。這種有形與無形的轉化之理,多即是少,少即是多,舍即是得,得即是舍。這是天道“佑謙”的法則,故曰“少則得(多)”。
“多則惑”,真知大道的人才能明白,知識愈多,煩惱愈大。財富愈多,痛苦越深。所以佛經里把煩惱叫作“煩惑”,愈有煩惱,思想就越迷惑不清,認識大道之理就越難。欲修大道者,應先除盡情欲,斷除煩惑。人心對名利的占有欲,從來都是多多益善,豈不知財多者必惑于所守,學多者必惑于所聞,名多者必惑于虛榮。人若不能去掉私心,不清心寡欲,便不能得一貫之理。不能守抱一之道,必然多見多聞,多學多惑。多惑之人,則心中不能清靜,心理不得融貫,內外不能合一,抱著俗識濁見不放,難以求得宇宙大真理,何以能復返先天?辯證法告訴人們:凡事凡物,凡名凡利,追求多者,必失于一,失一就是失道。故曰“多則惑”。
圣人舍其多而守其一,舍其繁而就其簡,舍其奢而就其樸,所以其理不惑,其事不亂。故圣人觀萬物之理,即一物之理。觀萬人之事,即一人之事。能化萬為一,又有何惑?
【是以圣人抱一為天下式。】
“是以圣人抱一為天下式”,此句是總結上文六句,都是講的抱一之道。老子說:自古以來,有道的圣人,必是“抱一為天下式”,巍然而不拔,固守道一的原則自處。何為“一”?“一”就是道。此句經文其一是說,人活在世上,做人處事要有一個準則。也就是人生觀、世界觀。世間人雖有名位之高低,職業之不同,貧富之差別,但人格都是平等的,都有一個共同的做人準則,也應當有一個人生的目標,活得有價值,才不枉來人世一趟。
萬物萬類雖千差萬別,但皆是稟受道之一氣、天之一理所生。“一”是混元無極大道。在人身即為一點虛靈不昧之光,在物則為自然之本性。圣人守一,乃知萬事,故成為天下人修身、治家、治國、平天下的法式。“法式”就是法則、規矩、模式、規律性。圣人明一之理,歸一之道,惟以抱一為治天下的法式。故先輩云:“得其一而萬事畢”。
天下萬物各具一理,同出一源。以一理推之,物物皆有理,事事無不通。譬如仁義禮智信這五德,仁主于愛,義主于利,禮主于敬,智主于知,信主于誠。此理在人心本無不足,因人們不能盡其自然,所以私意橫生,曲者不能全,枉者不能直,洼者不能盈,弊者不能新。世間千萬事實證明:多爭而能多得者極少,多欲而不惑者亦少,此皆是因為不能得抱一之道也。圣人所抱者雖一,所應者卻無窮。所以天下之人,不教而自一,天下之物,不齊而自一。這就是“抱一法式”之妙,也是萬物“歸一”之道。
代代祖師,苦口化人,意欲使人人都能同歸覺路,早出苦惱迷津。人若不知心,便不知“道”。所以修道者必須自煉心開始。“然煉于未發難知,煉于已發易為”。例如出現雜念、妄心、游心,皆是已發之心。欲使心寂然不動,必須守其心、定其心、收其心。守心之訣在“抱一”,守其未動之時。定心之訣,在定其心動時。收心之訣,在收其已動時。收之不易,先要察其機而隨起隨收,收之愈急,守之愈堅,定之愈固。這就是修心的妙訣,其要在于使心的動靜合于道“一”。
心由先天一炁之真陽所結成。故心屬火,但非純陽無陰,其陽中自有真陰。“心”字的形相上有三點覆下,下有偃月載上。可見陽非陰不長,陰非陽不生,真陰從真陽,故名為心。故心的特征就是:動一毫妄念,心內就損耗一分真炁;多一絲妄事入心,便添一種魔障。有道是:“一念動三千,有靈皆由田;寸土常寂靜,隨緣共轉天。”
“抱一”就是修心。修心之道,儒曰“正心”,佛云“明心”,道名“煉心”。心皆一心,法皆一法,修持雖各有小異,證果卻無不同歸,仙佛圣真之名,就是此“一心”圓滿至善之別稱。從心起修,則一真一切真,一證一切證矣!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
這“四不”,是佛道儒三家通用的道理。只是佛家與儒家多從正面講,道家老莊之學往往從反面說,比較起來,反說的意義往往來得更深刻,更具有啟發性,讓人反思自悟。正面說往往使人容易視為教條,產生抗拒意識。而太上的正話反說,卻合乎“曲則全”的道理,使人容易接受。世人皆有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之通病,故心不純靜,不能得抱一之道。所以修道有幾層功夫,一克己,二改過,三省察,四布慈。
“不自見故明”。“見”,同觀。所謂“自見”,就是自我的見識。人本來應該時時反省,為什么這里卻要說“不自見故明”呢?這是說,要人不可固執自己主觀的成見,執著了己見,便是佛家所說的“所知障”,反而成為自障。只要腦子有了主觀框框,就很難接收客觀的東西,因此說“不自見故明”。人的主觀意識往往有“先入為主”的習慣,尤其是一個領導者、企業家,一旦事業有所成就,千萬不可得意忘形,須有自知之明,多聽別人的意見,才能更加明白事理。若能虛心聽取大家意見,把群眾的智慧,集中為自己的智慧,那自己的智慧就大了。
人的自見,都是受自己后天因素的長期熏陶形成的。這種“自見”,往往都是管中窺豹,鼠目寸光,難以完全事理。而且這些“自見”多是只見于己,不見于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狹隘陋知短見,所知亦是半解不全。所以,凡有自以為是者,都是被俗心蒙蔽了真性智慧,愛表現自己,容易固執己見,所見既不全不遠,所知也不明不徹,故而誤人又害己。圣人因物而現物,因事而現事,能窮其事理的精微,上能察于天文,下能察于地理,中能參人事物。乃至古今之變,顯隱之機,皆能洞然而見,這些都是圣人“不自見”的妙處,是謂之真見。故曰“不自見故明”。
“不自是故彰”。“自是”與“自見”,其內涵有相通之處,但同中有異。“自是”是認為我的意見一定都對,絕對沒錯。譬如現代人常說的“某某的字典里沒有難字”,乍聽起來很有氣魄,其實這種“自是”的人,最后終將失敗。歷史上項羽的“剛愎自用”,最后慘敗的結局,就是“自是”的典型例證。所以只有不自以為是,才是事業成功的保障。
“不自是故彰”,是說有謙虛美德的人,虛心處下,心地無云遮霧罩之蔽,不自以為是,所以能心常清明,其理不揚自彰。世間常人多以自見為是,自以為正確。但往往因為自己所認為的“是”,只是門縫之見,不合乎大道之理,僅能自欺己心,未必能信服于人,故其所認為的“是”理不彰,不會被人接受。圣人不以自是為是,而是因物性之是為是,因事理之是為是,因道德之是而是之,毫無半點主觀痕跡,純屬天然之是。故合于道德,合于天理,其道理自會彰現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