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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據《張宗禹傳略》記，張宗禹尚存一子，其后裔如今都生活在皖北故里。

五、劉銘傳的無奈

劉銘傳最后一次辭官是在公元1891年5月5日，光緒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從他光緒十年（1884年）抵臺督辦軍務始，至光緒十七年（1891年）被革職離任，前后六年多時間，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輝煌的六年。這六年里，他抗法保臺，在臺灣全面推行自強新政，開啟了臺灣的近代化進程。他原計劃用十年時間來實現(xiàn)他的宏偉藍圖，可是不到六年，他便不得不辭官離開這塊他曾寄以希望、付出極大心血的土地。

劉銘傳一生多次撂挑子，史料稱他“凡五進，而辭退十有八焉”。這其中大多是托病泄憤，以此表達心中的不滿。而這最后一次辭官，卻是真正傷了他的心。

劉銘傳是合肥西鄉(xiāng)劉老圩人，辦團練起家，后加入淮軍。他家境貧寒，兄弟六人，其排行老六，小時因出天花，臉上留下麻點，故有“六麻子”的綽號。這個綽號聽上去很不雅觀，但劉銘傳并不忌諱。民間相傳，有一天，他的夫人陳氏正在作畫，劉銘傳在一邊看得高興，便提筆助興，在上面畫了一些梅花，并隨手題下一首詩。詩云：

圈圈點點又叉叉，

頃刻開成一樹花。

若問此花何人畫，

大潛山下劉六麻。

俗話說得好，人如其名。劉六麻子生性粗獷，桀驁不馴。年輕時販過私鹽，十八歲時就殺過人。從一些記載看，他長相短小精悍，面色剛毅，聲若洪鐘。與人相處，從不遷就，稍有不合，便拂袖而去，每逢爭執(zhí)，更是面紅耳赤，毫不相讓。即便在高官權貴面前，也不失本色，依然故我。李鴻章是他的老上司，對他恩重如山，但他從不巴結，遇到不如意的事，一言不合，照樣頂撞。有一次，李鴻章做壽，別人紛紛送上重禮，唯恐落在他人之后，只有劉六麻子按合肥鄉(xiāng)俗送上兩斤壽面、兩條方片糕，并附詩一首：

時人個個好呵泡，

雞魚肉蛋整擔挑。

惟有省三情太薄，

二斤掛面兩條糕。

李鴻章看了，不以為忤，反倒深愛其才，對他多方呵護和提攜。據說，曾國藩第一次見他后對他評價甚高。那是淮軍剛建軍時，領導接見，于是眾人在李鴻章的率領下早早來到大帳恭候。可是，左等右等，過了半天，領導始終沒露面。在場的人，包括李鴻章在內，都靜候于客廳，默默等待。這是官場的規(guī)矩，可劉六麻子卻耐不住性子，心里的火氣直往上躥。最后按捺不住，終于跳起腳來嚷道：“要見就見，不見便罷，再不來老子就走啦!”

此時，曾國藩正在屏風后偷偷觀察。事后，他對李鴻章說：“臉上有麻子者，帥才也!”曾國藩沒有走眼，劉六麻子后來果然成了淮軍的一員猛將。他勇武剽悍，充滿血性，所部之銘軍，更是淮軍之勁旅。

然而，清代重文輕武，提拔封疆大吏，更是講究功名。可劉銘傳不是科班正途出身，只讀過幾年私塾，盡管靠戰(zhàn)功一路升遷，年未三十而提督畿疆，但在“右文左武”、文人治世的環(huán)境下，提督雖然也是一品大員，地位卻遠不如文官，而且武將當?shù)教岫揭簿彤數(shù)筋^了，要由武轉文，位列封疆，簡直難上加難。雖然李鴻章有心提攜他，屢次舉薦，均未能如愿。為此，劉銘傳意見很大，曾做詩發(fā)泄心中不滿：“盛朝修文不用武”“文章兩字誤蒼生”“官場賤武夫，公事多掣肘”“武夫如犬馬，驅使總由人”……如此種種，可見怨氣極大。當然，要說劉銘傳遲遲得不到提拔，全怪客觀因素那也不對，就其自身而言，責任也不小。

劉銘傳作戰(zhàn)勇猛，且謀勇兼?zhèn)洌@是他的優(yōu)點；可他桀驁不馴，粗獷率性，又是他的缺點。這種性格很不適宜官場。官場講究的是“忍”字，凡事不能由著性子，可劉銘傳偏偏是火爆性子，受不得半點委屈。遇事稍不如意，說炸就炸，說崩就崩，還動不動就撂挑子。用李鴻章的話說叫“性不耐官”。李鴻章的幕僚吳汝綸也評價他是“淮軍杰出人才”，但“龍性難馴”。

事實也確實如此。同治六年（1867年）底，東捻軍被鎮(zhèn)壓下去，劉銘傳作為淮軍主力，立了大功，可朝廷功大賞輕，只封他一個三等輕車都尉世職(三品)，很多人都替他抱不平，就連曾國藩也認為功賞“相去萬倍”。為此，劉銘傳極為不滿，常在酒后發(fā)牢騷。這年冬天，淮軍在山東濟寧休整，劉銘傳便帶頭撂起挑子，公開上書“乞退”。朝廷令他率部北上，鎮(zhèn)壓西捻軍，他也拒不應命，屢屢以“傷疾并發(fā)”為由，請求回鄉(xiāng)養(yǎng)病。李鴻章知道他是心氣不順，多次勸他，讓他先忍忍，可他就是不聽。李鴻章無奈只得答應他的請求，后報經朝廷同意，準其回鄉(xiāng)養(yǎng)病。

劉銘傳回鄉(xiāng)不久，剿捻戰(zhàn)局一度陷入被動。由于戰(zhàn)事吃緊，朝廷旋即下令取消劉銘傳的假期，令其回任。哪知東捻軍被平定后，朝廷的封賞依然吝嗇，只給了劉銘傳一個一等男爵，盡管他立下了赫赫戰(zhàn)功。劉銘傳氣不打一處來，立馬上書請求開缺，再次撂起挑子。

不久，天津教案發(fā)生。七國軍艦云集大沽、煙臺一帶，揚言要武裝報復。鑒于局勢危殆，朝廷不得不再次催促劉銘傳回任，令其帶兵備戰(zhàn)。

一年后，天津教案平息，朝廷任命劉銘傳督辦陜西軍務，并授以“專折奏事”特權。這一安排自然是李鴻章保薦的結果。李的用意是以此作鋪墊，為他下一步出任陜西巡撫打下基礎。可是，劉銘傳到了陜西之后，卻不聽李鴻章的勸告，與當時的陜甘總督左宗棠鬧起了不和。眼看矛盾越鬧越大，清廷便耍起了慣用手法，各打五十大板，這讓劉銘傳咽不下這口氣。不久，便以“腦痛欲裂，坐臥難安”為由，“自解兵柄，養(yǎng)疴田園”。這已是劉銘傳第三次辭官，時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

這一次，劉銘傳辭官時間最長，前后近十年。這期間，他開始大興土木，寄情山水。每日與人飲酒、賦詩、下棋，消遣時光。據地方文獻記載，劉銘傳的出生地原在離劉老圩西北約六華里的四方郢子，后遷至旱莊。這里是劉銘傳創(chuàng)辦團練扎寨之處。劉銘傳辭官回鄉(xiāng)后，由于家中妻妾多，人丁猛增，難以安置，便在旱莊西北角建起新居劉老圩，又在六安九公山建了一處別墅——劉新圩。劉老圩依山傍水，面對大潛山，金河水穿流而過，圩基包括水面占地近百畝。四周深濠高墻，設有碉堡、炮臺和吊橋，內有亭院樓閣、花園假山、小橋長廊、池塘花木，以及倉庫、米房和馬庫等，規(guī)模浩大，盛極一時。圩內還修有一座六角亭，該亭四面環(huán)水，石橋相通，專門用來放置西周著名青銅器——虢季子白盤。這是劉麻子打下常州后，從太平天國護王府中繳獲的戰(zhàn)利品。這件寶物后來成了劉家的傳家寶。

劉銘傳解甲后，曾撰過兩副廟聯(lián)。一聯(lián)是：

十載河東，十載河西，眼前色相皆成幻；

一時向上，一時向下，身外功名總是空。

一聯(lián)是：

萬戶侯，何足道哉！聽鐘鼓數(shù)聲，喚醒四方名利客；

三生約，信非虛也！借蒲團一塊，寄將七尺水云身。

從這些詩聯(lián)中透露出的信息以及他大興土木、寄情田園的情況看，劉銘傳好像已經看破紅塵，不再把功名放在心上，實則不然。劉銘傳向來是一個干大事的人，他心雄萬夫，志存高遠，雖出身布衣，起于行伍，與科舉無緣，但書讀得并不少。史料說他“少讀書，喜奇略”，諸如“醫(yī)藥、壬奇、占候、堪輿、五行之書”，無不涉獵，“尤好兵家言”，可見其所學甚博。他還長于詩文，著有《大潛山房詩鈔》，曾國藩為之作序，稱其詩有小杜、蘇、黃豪俠之風，如同其用兵“橫厲捷出，不主故常”。因此，劉銘傳雖不是一個傳統(tǒng)的讀書人，但同樣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報國之志，家國情懷，深入骨髓，滲于血脈。他曾嘆曰：“生不爵，死不謚，非夫也!”意思是說，生不封爵，死不加謚，不能算是大丈夫。因此，像他這樣胸懷遠大抱負之人又豈會看破紅塵，把國事置之度外呢？

事實上，在賦閑期間，劉銘傳一點也未閑著。他購置了許多西方報刊、譯作，同時認真閱讀中國史籍，“靜研中外得失”，密切關注著國家安危。他的座上賓多是一些思想開明、心懷憂患的高蹈之士，如吳汝綸、馬其昶、薛福成、陳寶琛、徐潤等。這些在中國近代史上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那段時間，邊疆危機紛至沓來，國家并不安寧。每每談起敵國外患，劉銘傳便感到匹夫有責，大志難伸，于酒酣耳熱之際，更是按捺不住，情緒激奮昂揚。有一次宴會，他拍案而起說：“公等識之，中國不變西法，罷科舉，火六部例案，速開學校，譯西書，以勵人才，不出十年，事不可為矣！”

光緒六年(1880年)，伊犁事變發(fā)生，西北邊陲告急，朝廷用人之際，李鴻章覺得機會來了，便向朝廷保薦劉銘傳出山。可劉銘傳一到北京，便放了一炮——上了一道《籌造鐵路以圖自強折》，立時捅了馬蜂窩，引起軒然大波。最后，他的奏折被否定，劉銘傳心里窩了一肚子火，既失望又氣憤，于是屁股一拍，再次打道回府，過起了隱居生活。

這一過，又是將近四年。直到中法戰(zhàn)爭爆發(fā)，他才又重新出山。

1882年5月30日，法軍入侵越南東京（今河內）。越南是中國的西南鄰邦，且“久列藩封”，已二百余年。法國的行動不僅是對宗主國的挑釁，而且對中國西南邊陲的穩(wěn)定直接造成了威脅。6月初，清政府出兵越南，中法對抗，一觸即發(fā)。

此后兩年多時間里，中法兩國打打談談，談談打打，直到觀音橋事變發(fā)生后，戰(zhàn)爭才全面升級。

觀音橋事變發(fā)生在1884年6月23日。原先兩國交戰(zhàn)只在越南境內，觀音橋事變后，法軍決定開辟第二戰(zhàn)場，把戰(zhàn)火燒向中國本土。隨著局勢危迫，朝廷“需材孔亟”，而宿將元勛凋零已稀。在這種情況下，朝廷又一次想到了劉銘傳。

其實，早在一年前的5月，中法交涉相持不下時，李鴻章就提出起用劉銘傳，打算令其調募數(shù)營，統(tǒng)帶前往粵西，作為后路援軍。可朝廷沒有馬上采納李的意見。9月間，朝廷指示李鴻章，如法人肆意要挾，和局難保，必須做好開戰(zhàn)的準備。

于是，李鴻章再次提出起用劉銘傳，稱劉主動請纓，表示愿率舊部萬人赴越作戰(zhàn)。并說當時駐扎在天津的劉盛休，駐防江陰、吳淞的唐定奎、吳宏洛各營，均為劉之舊部，堪稱“久經大敵，素稱勁旅”。

朝廷聞奏，指示李鴻章“悉心酌度”，并未立即下達任命。轉過年來，局勢越發(fā)緊張。就在觀音橋之戰(zhàn)發(fā)生前兩個月，即1884年4月11日，朝廷終于下達了起用劉銘傳的諭旨。諭旨云：

前直隸提督劉銘傳，統(tǒng)兵有年，威望素著。前患目疾，諒已就痊。現(xiàn)值時事艱難，需材孔亟。著李鴻章傳知該提督即行來京陛見，以資任使，毋稍遲延。

消息一傳出，《申報》立即刊文贊揚。聲稱劉銘傳“統(tǒng)兵垂二十年，洵稱‘百戰(zhàn)宿將’，朝野咸相倚重”，對他出山寄予厚望。

這時候，清政府也顯得有些迫不及待了。4月30日，朝廷再度下諭，聲稱“近來越事益急”，“迭諭沿海疆臣妥籌戰(zhàn)守”，并特召劉銘傳等“來京聽候調派”。

1884年6月26日，觀音橋事變發(fā)生第三天，法國政府迅速采取行動，批準建立中國海域艦隊，將原來東京分艦隊和中國與日本海分艦隊合而為一，組建中國海域艦隊，由原東京分艦隊司令孤拔將軍為總司令。法國海軍及殖民地部部長裴龍在當日致電孤拔，令其立即率部開赴中國海域。

就在同一天，清政府也發(fā)表了對劉銘傳的正式任命。諭旨云：

前直隸提督劉銘傳著賞巡撫銜，督辦臺灣事務。所有臺灣鎮(zhèn)、道以下各官均為節(jié)制。欽此劉銘傳終于再次出山了。這是一次歷史的選擇。在國家和民族的危急關頭，沉寂十余年的劉銘傳臨危受命，肩負起了時代的重任。

1884年7月16日，劉銘傳渡臺赴任，這已是他第五次被起用了。然而，他不負重望。在前后八個月的時間里，率領臺灣軍民，抵抗住了法國的進攻，創(chuàng)下了不朽的功績。而這一切都是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取得的。

眾所周知，清政府對臺灣的重要性歷來認識不足。康熙皇帝甚至一度認為“臺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加上臺灣孤懸大海，遠隔重洋，交通隔阻，管理不便，與大陸各省相比一直處于落后蠻荒狀態(tài)。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臺事件發(fā)生后，隨著對臺灣的重要性認識不斷加深，清廷在對臺兵力增加和防務投入上也逐年有所增加，但這些投入與增加，與臺灣的實際防務需求相比仍差之甚遠。及至中法戰(zhàn)爭發(fā)生，清廷方感切膚之痛，“兩宮宵旰憂勞，其時內外臣工，無不以臺灣無備為恨”。

劉銘傳初到臺灣，大戰(zhàn)在即，而臺灣的裝備落后與防衛(wèi)薄弱讓他驚詫莫名。“海防以船為命，無師船即無海防。”可臺灣四邊環(huán)海，澎湖隔海相望，除了四艘年久失修的運煤船外，連條像樣的輪船都沒有。

基隆乃臺灣三大海口之一，如此要塞，僅四座炮臺，而真正管用的新炮只有五門，而且無法旋轉，僅當一面。此外，其炮臺和工事修筑也粗制濫造，不合法度，根本無法作戰(zhàn)。法國艦隊副司令利士比在派人偵察后，曾致函法國海軍及殖民地部部長裴龍，聲稱占領基隆并不困難，因為它們裝備不良，守衛(wèi)薄弱，僅有五門克虜伯大炮。實際情況也是如此。據基隆之戰(zhàn)后《申報》報道，基隆四座炮臺中只有第三座炮臺上的五門克虜伯大炮進行了反擊，并“將法船擊成數(shù)洞，壞其煙囪”，其他幾座基本沒有發(fā)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