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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略伐義,下略伐勢。”
(《武功部·謀策》)三分法硬好,西分法也好,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無論孫子講“上兵伐謀”,還是講“上略伐智”,核心都是一個“智”字。
智戰戰略問題在現代科技迅猛發展的今天,固然是國防建設必須高度重視的問題,然而,它在我國古代也同樣為兵學家們所重視。
只是由于生產力發展的水平不同,因而軍事技術手段不同而己。
但在重視人才、重視智力的開發、重視高超的智謀等方面卻是古今相通的。
孫子的智戰戰略思想有兩層含意:一是預見性,所謂“未戰而廟算勝”(《計》);二是智慧性,所謂“因形而措勝于眾,眾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虛實》)。
這里的“制勝之形”,既可指作戰方式,又可指戰略策略。
總之,是根據客觀情況,隨機應變,靈活處置。
孫子的高明之處就在這里,究竟有些什么奇謀妙策、龍韜虎鈐,他一概采取引而不發的敘述,用他的話說:“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計》)孫子主張以“上智為間”(《用間》),用那些睿智聰穎的智謀之士擔當戰略偵察的重任,這正反映了他對智戰的重視。
孫子竭力主張“未戰而廟算勝”,后世的兵家甚至提出“貴謀而賤戰”(《漢書·趙充國》),“以計代戰一當萬”(《晉書·杜預傳》)。
因為,這確是軍事斗爭中的一把利劍。
預知勝負是先勝觀的重要內容之一,孫子對此有不少精辟的見解。
他在《計》篇中分析了“五事”、“七計”之后,兩次提到預知勝負的問題,先說“吾以此知勝負矣”,后說“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現)矣”。
這兩句話在文意上有明顯的不同,前者是指內謀于廟堂,即通過敵我客觀條件的比較作出的判斷;后者指外謀于戰場,即在前者的基礎上又加上主觀能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