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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議應該將天下的土地全部收歸國有，統(tǒng)一分配真正的讓耕者有其田，至于那些地主可以給他們保留一部分土地，要么他們自己租種，要么變賣，鼓勵他們從商，我個人認為經(jīng)商遠遠要比耕種有前途，只不過從前明朝他抑制商業(yè)了，現(xiàn)在有先生的政策加上鼓勵，天下大定之期指日可待。”說話的是孫元化，不能說他說的沒有道理，只是或許是從內(nèi)心中還是保護了地主的利益，畢竟他就是地主家庭出身。

“先生，我能否說說我的看法。”一旁的孫福亮突然說道，他從前可是只知道盡職盡責的保護我，從來不關心這些事的。

“說，說，說，今天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暢所欲言，談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供大家參考。”我鼓勵道，孫福兩清了清嗓子，一開始還有些緊張，但隨后順利了起來。

“我是個粗人，我不懂什么，但是在每根先生之前，我是在鄉(xiāng)下種田的，百姓實在是太苦了，自成祖之后，無地的農(nóng)民越來越多，他們不得不租種地主的土地，每年收成以后，不得不拿出收成的五成甚至還有達到成和八成以上的交給地主，除了剩些粗糧糊口外，再沒有什么了，這還是年頭好，要是趕上念頭差那根本就沒有活路了，你們說農(nóng)民能不造反么，還保留地主什么權力啊，我說天下的地主都該殺，這些人簡直就是吃人不吐骨頭。”一提起這些來孫福亮就激動。

“地主都該殺，這樣說有些太武斷了，我看農(nóng)民無地，而地主有地，這樣很容易形成雇傭關系，就好像商人和雇工一樣，問題是這個尺度太難把握了，過分的強調(diào)土地歸國有，這只會激化政府和地主的矛盾，與我們目下的形勢十分不利，當前的政策應該是盡可能的維持穩(wěn)定，等天下大定的時候再仔細研究到底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孫元化是個固執(zhí)的人，盡管他接受了不少新思想，但這些東西畢竟沒有形成體系，孫元化對于自己在山東的業(yè)績很是自詡，所以經(jīng)常拿出來作為典例，畢竟他曾經(jīng)主理山東，在土地政策上有自己獨到的看法，并且穩(wěn)定了山東的形勢。

“要我看還是應該從稅制上進行改革，自張居正去世后，一條鞭法逐漸名存實亡，以一條鞭法為大成的整個國家稅制改革完全失敗了。太祖皇帝朱元璋曾說過，“為吾民者當知其分；田賦力役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賦役是百姓應當盡的，此乃王法也，但問題是王法禁不住王公勛戚對農(nóng)民土地的掠奪，也管不住各級官府在“一條鞭”外大量加征派款，這才是挑動天下大亂的原因，遇有大災和兵禍，國家制定的稅制得不到徹底的貫徹和執(zhí)行，國庫沒錢賑災，百姓稅負加重，忍無可忍才造反。以我在山東的經(jīng)驗來開，只要稅收合理，穩(wěn)定一方是不成問題，推而廣之，則天下太平。”鄧希賢總是關心這方面的事。

“我覺得孫福亮說的有道理，如今的地主簡直就是在吃人，他們甚至能以毀約換佃為借口強行提高地租，農(nóng)民辛苦一年到頭來一無所有，既然我們總是說要為天下百姓著想，那么就不應該考慮地主的利益，有手有腳的他們?yōu)槭裁床荒茏允称淞Γ勘P剝別人為生。”李巖反對道，為了這次會議他在民間作了詳細的調(diào)查，結果觸目驚心，所以他是土地改革最強有力的支持者。

眼見眾人在這些問題上糾纏不清，我不由得著急，在皇帝眼中，賦役是人民對皇家的絕對義務，可是，皇家和官府又給了農(nóng)民什么呢？王法規(guī)定了農(nóng)民的賦役卻保障不了農(nóng)民對其土地和勞動收益的財產(chǎn)權，農(nóng)民完全成為供皇帝、王公貴族和各級官吏汲取財富的工具。農(nóng)民不受法律同等保護的地權之上負載了一個不惜涸澤而漁的統(tǒng)治集團，這就是明代財稅制度極度敗壞以至無法挽回的根本原因。中國的皇帝把賦役視為農(nóng)民的天然義務，法律就是他們自己的意志，賦役立法何須經(jīng)過農(nóng)民的同意？他們從來都是把暴政視為當然！明后期的財稅改革，雖然以法明文界定了賦役額度、征收程序和計量方法，但它沒有建立起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契約，國家法律和民間私有財產(chǎn)之間依然關系緊張甚至是激烈沖突的。這是專制主義政體下賦稅制度的本質(zhì)，這個本質(zhì)決定了它的命運。

“在我看來這種癥結所在就在于：第一，國家未能給予一切私人財產(chǎn)同等待遇、同等保護。官府不尊重百姓的財產(chǎn)權，任意征用百姓私有財產(chǎn)，因此，百姓不斷失去土地，而土地兼并無法遏止。第二，國家試圖把百姓永遠束縛在土地上、不準他們另謀出路阻礙了商業(yè)的發(fā)展，使天下越來越不穩(wěn)定、土地成為所有矛盾的焦點。第三，最關鍵的是，由于百姓無權選擇政府，使得官府逐漸變成在百姓頭上拉屎拉尿的禍患。寄希望于政府定期調(diào)配土地或者“薄賦輕徭”減輕百姓負擔，都無異于緣木求魚。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必須找到癥結所在，我們到底是要當皇帝千秋萬代，“天下財富俱為我用，世上黎民均為我仆”，還是要給百姓謀福利，找活路，這是根本。

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在其它問題上糾纏不清了，我們的任務就是打碎一個舊世界，創(chuàng)造一個新世界，大家還是在這方面多動腦筋吧。”一番話下來我慷慨激昂，所有人都不再言語了，顯然我所說的有些過于超前了，這些人一時間沒有辦法消化理解。

“好啊，說的好，元度的見解我自愧不如，雖然他的話有些我不太明白，但是至少有一點可以確定，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徐光啟第一個對我表示支持，有他這樣的元老級人物給我押陣我心里稍稍有了底，因為我所提出的改革方案難免會觸及很多人的利益，這是和這個時代相違背的，專制主義在中國不僅早熟而且特別長壽。

雖然先圣們自古就有“取于民有度”之類的訓誡，但這類“民本”思想早已被專制主義馴服，淪為幫兇。正如魁奈所說，“在君主專制的國家里，最關心的一件事是任意向國民征稅；這種征稅看來并不服從于自然規(guī)律所規(guī)定的規(guī)章或限度”。所以，如果“民”僅僅是事實上的國家之“本”，而不能作政府之“主”，即人民無權選擇政府、無權決定政府的規(guī)模和功能、無權決定稅則，那么，就沒有什么可靠的力量能夠防止依靠人民稅賦養(yǎng)活的政府演變成“天下財富俱為我用，世上黎民均為我仆”的權貴集團。歷史從反面證明：沒有專制主義的徹底終結，就沒有財產(chǎn)權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