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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在莫斯科住著一個人，名叫符拉季米爾·謝敏內奇·里亞多夫斯基。他畢業于大學法學系，在某鐵路局供職，可是假如您問他做什么工作，他就會睜著亮晶晶的大眼睛從金邊的①里坦率爽朗地瞧著您，用平靜、柔和、吐字不清的男中音回答您說：“我做文學工作！”

大學畢業后，符拉季米爾·謝敏內奇在一家報紙上發表過一篇劇評。他從劇評轉到書報評介欄，一年后就發展到每星期發表一篇評論性的小品文了。然而根據這一點卻不應當得出結論說：他是業余工作者，他的寫作具有偶然的和暫時的性質。每逢我看見他那裝束整潔的瘦小身材、寬大的額頭和馬鬃般的長發，每逢我聽著他講話，我總覺得他的寫作似乎不是取決于他寫什么，怎樣寫，而是一種生來就有的生理現象，猶如心跳一樣，他還在娘胎里的時候，似乎他的全部文學綱領就已經在他的頭腦里形成，象瘤子一樣了。我甚至在他的步伐、手勢、彈煙灰的姿態里也看到這個綱領，從頭到尾，連同它的種種叫囂、乏味、莊嚴之處，都清清楚楚。遇到他帶著充滿靈感的臉容把花圈放在某一名人的棺材上，或者帶著尊嚴而鄭重的神情為一封賀電征集簽名的時候，他儼然是個以寫作為業的人。他那種極力要結交著名文學家的熱情，那種在沒有才能的地方也能找到才能的本領，那種經常熱情洋溢的神態，那種每分鐘達到一百二十次的脈搏，那種對生活的無知，在為青年學生募捐的音樂會和文學晚會上象女人那樣大驚小怪地奔忙張羅的樣子，那種力求接近青年人的心情，即使他沒有寫過文章，也足以給他造出“作家”的名聲來了。

象他這樣的作家，很適合于說：“我們這種人是不多的！”

或者“缺了斗爭，那還算是什么生活？前進啊！”其實他從來也沒有跟什么人斗爭過，也從來沒有前進過。臨到他開口暢談理想，那也不會顯得肉麻。每到大學周年紀念日，在達契雅娜節，他總是喝得醉醺醺的，唱起“”②來，總是荒腔走板，同時他那眉開眼笑、不住流汗的臉仿佛在說：“您瞧，我喝醉了，我在縱酒行樂啊！”可是就連這樣，對他也是很相稱的。

符拉季米爾·謝敏內奇真誠地相信他的寫作權利，相信他的綱領，不存任何懷疑，顯然對自己很滿意。只有一件事使他傷心，那就是他發表文章的報紙卻訂戶很少，名氣也不大。不過符拉季米爾·謝敏內奇相信他遲早會在大雜志上立足，發揮才能，大顯身手，因此他那小小的悲哀在燦爛的希望面前也就黯然失色了。

我常到這個可愛的人家里做客，認識了他的親妹妹，女醫師薇拉·謝敏諾芙娜。乍看上去，這個女人神色疲倦，她那病懨懨的樣兒使我吃驚。她年輕，身材苗條，相貌端正，粗眉大眼，然而跟活躍的、優雅的、健談的哥哥相比，卻顯得乖僻，萎靡，疏懶，陰沉。她的動作、笑容和話語有點勉強，冷淡，漠然，人們都不喜歡她，認為她驕傲，頭腦不那么聰穎。

可是實際上，我覺得，她是在休養。

“我親愛的朋友，”她哥哥常對我說，嘆口氣，用好看的、作家的手勢把頭發撩到后邊去，“永遠不要憑外貌評斷人！您瞧這本書吧：它早已被人讀過，翻舊，卷了邊揉皺，丟在塵土里，象是沒用處的東西了，可是您一翻開，它就會使您臉色發白，流下淚來。我的妹妹就象這本書。您掀開她的封面，瞧一瞧她的靈魂，就會嚇一大跳。前后不過三個月的工夫，薇拉經歷到的事不下于人家一輩子的經歷呢！”

符拉季米爾·謝敏內奇不住地回頭看，拉住我的衣袖，放低聲音說：“您要知道，她畢業以后，跟一個建筑師戀愛，結婚了。

十足的悲劇啊！新婚夫婦還沒過完一個月，那丈夫，唉！就得傷寒病死了。可是事情還不止于此。她自己也從丈夫那兒傳染了傷寒，臨到養好病，卻聽說她的伊凡死了，就吞下大量嗎啡自殺。要不是她的女朋友們出力，我的薇拉早就升天了。您聽聽，難道這不是悲劇？難道我的妹妹不象一個③，已經演完了一生的五幕劇？讓觀眾去看輕松喜劇吧，可是這位卻要回家休息去了。“

薇拉·謝敏諾芙娜熬過那不幸的三個月以后，就搬到她哥哥這兒來住。行醫不合她的心意，沒有使她感到滿足，反而使她厭倦。再者，她也沒有給人留下精通醫學的印象，跟她的科學有關的話我一次也沒有聽她談起過。

她已經丟開醫學，什么事也不做，沉默寡言，跟囚徒一樣，低下頭，垂下手，懶散而缺乏光彩地打發她的青春。只有一件事總算還能引起她的興致，而且多少給她的暗淡生活帶來點光明，那就是她所愛的哥哥近在身旁。她愛他本人，愛他的綱領，欽佩他的小品文，遇到別人問她哥哥在做什么，她就壓低喉嚨，仿佛深怕驚擾他或者妨礙他似的，回答說：“他在寫作！……”照例，他一寫東西，她就在他身旁坐下，眼睛不放松他寫作的手。這時候她就象是害病的動物在曬太陽取暖。……冬天一個傍晚，符拉季米爾·謝敏內奇坐在桌旁，正給報紙寫評論文章，旁邊坐著薇拉·謝敏諾芙娜，照例瞅著他的寫作的手。批評家寫得快，既不涂改，也不停頓。筆尖咝咝響，吱吱叫。桌子上，在他寫作的手的旁邊，放著一本厚雜志，已經翻開，剛裁開書頁。

雜志上有一篇寫農民生活的小說，署名是兩個大寫字母。

符拉季米爾·謝敏內奇讀得興高采烈。他發現作者在描寫方式上得心應手，自然景物的描寫近似屠格涅夫，筆調真誠，非常熟悉農民的生活。批評家本人不過是靠書本和傳說來了解這種生活罷了，然而他的感覺和內心的信念卻促使他相信這篇小說。他預言作者會有光輝的前途，強調說他急不可待地等著看小說的結尾，等等。

“精采的小說啊！”他說，往椅背上一靠，愉快地閉上眼睛。“主題思想極其動人！”

薇拉·謝敏諾芙娜瞧著他，大聲打個呵欠，忽然提出一個意外的問題。一般說來，每到傍晚，她已經養成習慣，常常煩躁地打呵欠，提出簡短而奇突的問題，往往跟正事無關。

“沃洛嘉④，”她問，“什么叫勿抗惡⑤？”

“勿抗惡？”哥哥睜開眼睛，反問道。

“是啊。你是怎么理解的？”

“是這么回事，親愛的，假定有賊或者強盜來找你的麻煩，要打劫你，可是你非但不……”“不，你下一個理論上的定義吧。”

“理論上的定義？嗯！……哦，那又何嘗不可？”符拉季米爾·謝敏內奇躊躇不決地說。“勿抗惡指的是對于道德范圍里被稱為惡的事情一律采取置之不理的態度。”

說完這話，符拉季米爾·謝敏內奇就埋頭去研究一個中篇小說了。這個中篇小說是一個女人寫的，描繪一個上流社會的女人同她的情夫和私生子同住在一所房子里，她的不合法的地位何等難堪。對動人的主題思想也罷，對情節也罷，對表現手法也罷，符拉季米爾·謝敏內奇一概感到滿意。他簡略地轉述中篇小說的內容，摘錄幾個最好的段落，然后添上他自己的話：“不是嗎，這一切多么忠于現實，多么富于生活氣息，多么美麗如畫！作者不但是小說藝術家，而且是細膩的心理學家，善于看透人物的心靈。為了舉例，我們不妨指出女主人公同丈夫相遇的時候，作者對她的內心狀態的生動描寫”，等等。

“沃洛嘉！”薇拉·謝敏諾芙娜打斷他那評論家的文思，說道。“有一個奇怪的想法從昨天起就盤據在我的頭腦里了。我一直在想：如果人類生活建立在勿抗惡的原則上，我們會成為什么樣子呢？”

“大概會消滅。勿抗惡使犯罪的意志得到充分自由，于是這個世界就會大亂，文明當然也就完了。”

“那么會剩下些什么呢？”

“強盜和妓院。在下一篇文章里我也許會談一談這個問題。謝謝你提醒我。”

過一個星期我的朋友果然履行他的諾言了。這樣做很合時宜，當時是八十年代，我們社會上和報刊上正在紛紛議論勿抗惡，議論審判、懲罰、戰爭的權利，在我們圈子里有的人開始不用仆人，或者到農村去種地，或者斷絕肉食和性愛。

讀完哥哥的文章，薇拉·謝敏諾芙娜想了想，幾乎叫人看不出來地聳了聳肩膀。

“寫得很可愛！”她說。“不過我仍舊有許多地方不理解。

例如列斯科夫⑥的《神職人員》里，有個種菜的怪人為所有的人種菜：為買主，為乞丐，也為打算偷菜的人。他的做法合理嗎？“

根據妹妹臉上的表情，根據她的口氣，符拉季米爾·謝敏內奇明白她不喜歡他這篇文章，他那作家的自尊心大約生平第一次受到了震動。他不免懊惱地回答說：“盜竊是不道德的現象。為盜賊種菜無異于承認盜賊有權利存在。如果我辦一家報紙，分成兩部分，除了宣傳正直的思想以外，還要照顧敲詐勒索，那你會怎么說呢？按照那個菜園主的邏輯，我豈不應當也給敲詐者和壞蛋留出地盤，來宣傳他們的思想？不是嗎？”

薇拉·謝敏諾芙娜什么話也沒回答。她從桌旁站起來，懶洋洋地走到長沙發跟前，躺下。

“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她沉思地說。“你的話也許是對的，不過我認為，我有這樣的感覺，我們對惡進行的斗爭有一種虛偽的味道，仿佛有什么東西沒有說穿，或者掩蓋著似的。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許我們抵制惡的辦法屬于偏見之列，這類偏見已經在我們的頭腦里根深蒂固，我們再也沒有力量丟開，因此再也不能正確地判斷它們了。”

“這話怎么講？”

“我不知道該怎樣才能向你說清楚。也許人們認為必須對惡進行斗爭，認為有權利這樣做，其實是想錯了，就象，比方說，認為人的心臟形狀同紙牌上的心相似，也是錯誤的。很可能，我們在對惡進行斗爭的時候沒有權利用武力，而該用同武力相反的東西，舉個例子來說，如果你希望你這張畫不被人偷去，那就不要把它藏起來，而要交出去。……”“高明，高明得很！要是我想娶一個有錢的商人女兒，那么為了阻止我做這種卑鄙的事，那個商人女兒倒應當趕快主動嫁給我呢！”

兄妹倆一直談到半夜，互不相讓。如果有個局外人聽見他們談話，就未必鬧得清這一個爭什么，那一個又爭什么。

每到傍晚，兄妹倆照例坐在家里。他們沒有熟識的家庭可去，再者，他們也沒感到有必要去結識別人的家庭。至于劇院，只有上演新戲的時候他們才去，這是當時寫作者的風氣。音樂會他們是不去的，因為他們不喜歡音樂。……“你要怎么想都由你，”薇拉·謝敏諾芙娜第二天說，“可是對我來說，這個問題倒已經部分地解決了。我深深地相信：由別人施之于我本人的惡，我沒有任何理由反抗。有人要殺死我嗎？那就請便。殺人者不會因為我自衛而變得好起來。現在，對我來說，只有這個問題的另一半需要解決：對于施之于別人的惡，我應當采取什么態度呢？”

“薇拉，你可別發瘋呀！”符拉季米爾·謝敏內奇說，笑起來。

“依我看來，勿抗惡成了你的idée-fixe⑦了！”

他有心把這場乏味的談話變成玩笑，可是不知怎的，這已經沒法變成玩笑，他臉上的笑容顯得勉強而做作。妹妹再也不在他桌旁坐著，再也不恭恭敬敬地瞅著他那寫作的手了。

他每天傍晚都感到身后的長沙發上躺著一個同他意見不合的人。……于是他的后背似乎發麻，發僵，他的靈魂里似乎吹來一股涼氣。作家的感覺是記仇的，不依不饒的，永遠也不會原諒人。妹妹成了頭一個，而且是唯一的一個挑起和觸動這種不安的感覺的人，這種感覺宛如裝滿盤盞的木箱，拆散倒容易，再要把它按原樣放好，就辦不到了。

若干星期，若干月過去了，可是妹妹沒有放棄她的思想，也不在桌旁坐著了。春季有一天傍晚，符拉季米爾·謝敏內奇在桌旁坐著寫文章.他在分析一個中篇小說，其中描寫一個鄉村女教師拒絕一個她所愛而且也愛她的、富有的知識分子，這僅僅是因為一結婚，她就不能繼續做她的教師工作了。

薇拉·謝敏諾芙娜躺在長沙發上想心思。

“上帝啊，多么枯燥無味！”她伸個懶腰說。“生活過得多么沒勁，多么空虛啊！我不知道自己該怎么辦才好，你呢，卻把最好的歲月消耗在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工作上。你象煉金術士似的，老是翻這種沒人要的舊垃圾。啊，我的上帝！”

符拉季米爾·謝敏內奇放下筆，慢騰騰地回過頭去瞧他的妹妹。

“瞧著你都乏味！”妹妹接著說。“《浮士德》里的瓦格納挖蛆，不過他總算是在找寶貝，你呢，卻是為找蛆而挖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