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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兵練器”

。李鴻章抵滬就任蘇撫后，遵循“專以練兵學戰為性命根本”的師訓，積極“練兵練器”，大力加強軍事實力。

當時李鴻章雖然身為一省之長，但政令卻不出上海孤島。連成一片的太平天國蘇浙根據地，沿江連營、深溝高壘、四面包圍、待機進取上海的太平軍，使李鴻章深感強敵環伺，僅憑原有的13營淮軍既無法擊退太平軍、保住上海，更難以殲滅太平軍、“規復蘇常。”因此，他當機立斷，把募勇添兵、擴軍備戰放在一切工作首位。在1862—1864年間，李鴻章就增建淮軍營頭30余個。淮軍擴充營伍的方式，與湘軍的不盡相同。將帥返湘募勇是湘軍采取的主要方式，淮軍起初也曾效法過這類作法。1862年夏李鴻章曾委派張樹聲、吳長慶回皖招募樹字一營、銘字兩營、鼎字兩營、慶字兩營、開字兩營，共計9營。但是，對于張、吳返鄉招勇一舉，社會上留難、嫉忌者所在多有。

李鴻章為此曾向曾國藩訴苦說：“新募各營，其有成軍起程稟報到轅者，求通行沿途營卡放行，張樹聲等五營，李世忠來咨，疑為奸細，竟有留難之意，即都（興阿）黃（彬）各處，嫉忌多端，千里募軍，殊為耽心。”

①除了李世忠“留難”、都、黃“嫉忌”外，曾國藩甚至一度截留張、吳所募9營防守無為、廬江，將其置于無用之地。此后由于時勢危迫、需兵孔亟而就地取材較為便捷，所以淮軍再無統將返鄉招勇之事，而主要采取改編原有防軍、借將帶兵、收編兩淮團練和太平軍降眾等方式擴充營伍。前江蘇巡撫薛煥所部防軍不下5萬，李鴻章根據“就地陶洗”、“擇將而使”的原則，將“洋煙油滑之徒”陸續簡汰，“遣去三萬余人”，對于選留的萬余人，其中不少是湘淮籍兵勇，則用湘軍規制，重新編組，有的以原有之將統領原有之兵，有的另行委派統將，前者如況文榜常字營、梁安邦虎字營、劉士奇奇字營，后者如郭松林松字營。其中奇字營和松字營逐漸成長為淮軍主力之一。奇字營是由薛煥派滕嗣林在湘所募抵滬之勇7百人組成，以出身防軍的劉士奇為統領，后被李鴻章收入淮軍。郭松林原為曾國荃部將，以慓悍著稱，因遭忌出走，于1862年6月末只身赴滬投效淮軍。李鴻章致函曾國荃說：“郭松林來滬，正值緊急之際，鴻章稔知其打仗奮勇，因調滬中舊營，令其選練五百人，求公賞借，勿苛責之，鴻章當時時箴砭其過。”

①李鴻章收編兩淮團練，除附輪抵滬的銘、鼎、樹、慶諸營外，還有隨后由陸路繞江北而抵滬的親兵營、盛字營和傳字營。親兵營的統領是李鴻章弟弟李鶴章。1862年曾國藩讓李鶴章帶領因“洋船不能盡載”而滯留在安慶的淮軍各營馬匹5百并增募淮勇于人，繞道淮揚里下河，出海門抵上海，隨李鶴章帶隊東下的還有周盛波和周盛傳兄弟。周氏兄弟原為合肥西鄉團練頭子之一，與張樹聲、劉銘傳相為犄角，后曾歸隸李元華部，隨李鶴章抵滬后，便以所部成立盛字營和傳字營。

李鴻章在創建淮軍之初，面對“各營宮尚有可用之材，但無統將”的現實，不得不借將帶兵，著名的除借自曾國莖的郭松林外，還有借自鮑超的罩聯陞、宋友勝、楊鼎勛。李鴻章抵滬后，令罩氏立覃字營，楊氏立勛字營，宋氏統帶水師，在借將統帶的各營中，松、勛兩營，后來幾乎同銘、盛、樹、鼎諸營并駕齊驅。據劉體智說：郭、楊二將先從李鶴章觀察“為裨將，既而①李鴻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2.第24頁。

①李鴻章：《復曾沅浦方伯》，《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槁，卷1，第35頁。

與淮將銘、盛、樹、鼎四軍合力排觀察去，諸軍皆自立，不相統屬。論者常曬之曰：銘、盛、樹、鼎猶鳥也而無翼，今得郭、楊以為之翼，于是乎飛矣，湘淮蟬蛻之形始此。”

②李鴻章極為重視收編太平軍降眾的工作。因為這既有利于瓦，解太平軍、擴大淮軍兵員，又能實現所謂“以毒攻毒”的陰謀。李鴻章充分地發揮了皖籍太平軍叛徒程學啟的帶頭羊作用，側重招降皖籍太平軍將士。他寫信給曾國荃炫耀說：“敝鄉人陷在忠黨（指李秀成部）最多，來歸者相望于路”

③。

淮軍收編太平軍降眾，在數量上遠遠超過改編的防軍，而其中成為太平軍勁敵的則有吳建瀛的建字營、周壽昌（即錢壽仁）的昌字營、駱國忠的忠字營等。

此外，李鴻章還曾采取委托外國軍官練軍帶兵、截留常勝軍余眾等方式，以擴充淮軍營伍。

李鴻章在創立和擴充淮軍陸營的同時，也注意組建自己的水師。最早的一支淮軍水師，是在安慶組建的善字營，以無為州外委孫善成為統領，擁有五只炮船，隨淮軍陸營東援上海。李鴻章抵滬后，改編了上海舊有水師防軍和蘇嘉等地部分槍船。上海舊有水師防軍，以江南提督曾秉忠為統領，全系廣勇。李鴻章起初將其裁減一半，仍由曾秉忠統領，不久又進行了一次精簡整編，改派曾守忠、蔡渭川、曾敏行等分別統領，仍稱師船。蘇嘉各處槍船，約有萬余只。李鴻章認為槍船成員“大都游民土匪，依違兩邊，用以偵探向導則可，沖鋒陷陣則不能”。對于這些槍船，黃翼升與淮軍諸將“皆厭棄之”，惟有李鴻章力主采取“羈縻”之策，并收編了安徽合肥鹽梟出身的鄭國魁、鄭國榜等人的槍船，立魁字2營。此外，李鴻章還在銘軍中設有水師2營，鼎軍和春字營中各設有水師1營。

由此可見，李鴻章擴充淮軍，同創立淮軍時一樣，并沒有遵循湘軍“選士人，領山農”的建軍路線，而是以地主團練、太平軍降眾和舊有防軍為主要吸收對象。這種作法，引起了某些衛道者的批評，劉秉璋就曾為此而發過一通“憤激之論”，據他的兒子回憶說：

同治三年甘肅平涼道合肥李季荃觀察鶴章，因統領淮軍未能大得志，致書先文莊公（劉秉璋）云：恨不能讀書成進士，人詞館，為帶勇根基云云。

先文莊公以書戲之日：帶兵最合法有十等，一為粵捻匪投誠，次為土匪投誠，三為光棍地痞，四為行伍，五為不識文字，六為秀才，七為五貢，八為舉人，九為進士，十為翰林。公本為六等，何必羨慕九十等那？云云。先文莊公之言，實屬憤激之論。

①劉秉璋的這通議論，顯然是針對李鴻章輕視門第身世的傾向而發的。劉秉璋字仲良，安徽廬江人，咸豐十年進士，早年曾師事李鴻章，1862年10月經李鴻章奏調抵滬襄助軍事，統領慶軍。他是淮軍將領中除李鴻章之外唯一的進士。李鴻章稱譽他“沈毅明決，器識宏深”，與之“為道義交十有余年，深知結實可靠”。李、劉之間雖有師生之誼，但對許多問題的看法卻“殊不能相愜”，曾國藩、左宗棠乘機插手，“時露招致之意”

②。建軍路線就是雙方分歧的主要內容之一。據不完全②劉體智：《異辭錄》，卷1，第28頁。

③李鴻章：《復曾沅浦方伯》《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第42頁。

①劉聲木：《萇楚齋三筆》卷10.第3頁。

②劉體智：《異辭錄》卷1，第29頁。

統計，這個時期淮軍核心分子即淮軍大枝勁旅的統領共計15人，即親兵營李鶴章為貢生、團首；銘字營劉銘傳為團首；開字營程學啟為降將；奇字營劉士奇為防軍；鼎字營潘鼎新為舉人、團首：盛字營周盛波、周盛傳為團首：

樹字營張樹聲為廩生、團首，張樹珊、張樹屏為團首；慶字營劉秉璋為進士，吳長慶為世職、團首；松字營郭松林為木工；勛字營楊鼎勵為防軍；加上最高統帥李鴻章為進士；其中有科名的5人，余者多為地主團首或團勇以及防軍、世職、木工、降將等，這同重要統領多有科名的湘軍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淮軍統領中，李鴻章特別器重太平軍叛徒程學啟，將其吹捧成“滬軍第一驍將”，自己的“左臂”，說什么“此公用兵方略為十余年來罕有之將”。

相比之下，在淮軍統領中科甲出身的既少又難得重用，這就不能不引起擁有進士、舉人之類頭銜的將領的不滿和非議。劉秉璋的“憤激之論”，正是這種情緒的反映。

李鴻章輕視門第出身，但卻重視以同鄉、同事、師生、親族等封建關系作為維系淮軍的紐帶，而這是同湘軍一脈相承的。即以上述15名淮軍核心分子為例，同鄉關系表現得最為突出，安徽籍者多達12名，其他湖南籍2名、四川籍1名。除了同鄉關系之外，還有兄弟關系，包括3個家族7個兄弟，即李鴻章與李鶴章、周盛波與周盛傳、張樹聲、張樹珊與張樹屏；師生關系涉及10人，即劉秉璋、潘鼎新為李鴻章弟子，周氏兄弟、張氏兄弟和郭松林、楊鼎勛也師事李鴻章；姻親關系涉及4人，即劉銘傳與楊鼎勛，劉秉璋與吳長慶。凡此種種，可以說是整個淮軍內部封建關系的縮影。

除了淮軍陸營和水師之外，李鴻章還統屬淮揚水師和太湖水臨淮揚水師系由曾國藩一手辦成，統領黃翼升及營宮借自湘軍外江水師，餉項分自湘軍內江水師，營勇募自湖南，沿襲湘軍傳統，并無淮軍色彩。

太湖水師是1862年由曾國藩經手造船集軍而成，戰船造于安徽銅陵峽，營伍調自湘軍外江、內江水師，井從外江水師借調李朝斌為統領。1863年6月曾國藩決定“調李朝斌領水師赴上海，騰出黃翼升水軍溯江人淮，以為臨淮宮軍之助”

①。曾氏意在以李換黃，但李鴻章卻企圖控制兩支水師以為己用，因而一面奏留黃翼升，一面催調李朝斌。8月李朝斌帶領太湖水師抵滬，而黃翼升和淮揚水師卻仍舊原地不動。

李鴻章從抵滬到完成“以滬平吳”任務，歷經29個月，所部兵勇逐漸擴充。1863年5月他函告吳棠：“敝軍水陸接續召募，現已4萬人，分布浦東西數百里間，猶覺左支右細。”

②及至1864年10月他再次對吳棠說：“敝部水陸七萬人，忙時有益，閑時多愁。”從這兩封信中，可以窺出李鴻章擴軍的趨勢。當然，所說水陸軍4萬或7萬，并非盡屬淮軍，而是以淮軍為主；兼及其他以巡撫身份統馭的諸軍。

李鴻章在擴軍的同時，積極引進西方的武器裝備和機器生產，以圖“自強”。他的這種“自強”活動，是19世紀60年代初興起的洋務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洋務運動是由于太平天國運動和第二次鴉片戰爭沉重地打擊了清朝封建統治而引發的，倡導洋務運動的則是一批以洋務派著稱的人物。洋務派是由部分王公貴族、地方督撫、買辦商人、地主士紳和知識分子組成的政治派別。站在支配這個龐雜派別政策地位、決定洋務運動性質和方向的，是①黎庶昌：《曾國藩年譜》卷9，第172頁。

②李鴻章，《復吳仲仙漕帥》，《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3，第22頁。

其中的滿漢軍政要員，如奕?、文祥①、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等。這些軍政要員雖然出身、閱歷、權勢和識見不盡相同，但在階級立場和政治觀點等方面，卻是基本上一致的，而正是這些共性使之成為洋務派的主導力量。他們都是從封建頑固派中分化出來的具有深厚的儒學素養和強烈的經世要求的人物，掌握并利用清朝部分中樞和地方政權作為杠桿推行“洋務”；他們都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指導思想，既保留儒學傳統，又引進西學新知，企圖借用西方資本主義的甲胃以保護清朝封建主義的軀體；他們都是帶有買辦傾向的封建官僚，對待外國侵略者既有妥協的一面，又有從封建統治利益出發而抗爭的一面。當然，這些作為洋務派主導力量的軍政要員，在洋務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并非是等齊劃一的。

李鴻章早在安慶時就開始接觸洋人和西方的堅船利炮，萌發了“師夷之長技”以“自強”的念頭。1862年3月底李鴻章在帶領淮軍附輪東下前夕，曾致函李桓說：“昨見洋酋，亦頗恭順，恐有萬變，圖在后與之為無町畦，而求自強之術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