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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督直隸

李鴻章指揮淮軍鎮壓了捻軍，用貧苦人民的鮮血換得了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的頭銜，按常理，似應感到欣慰，但事實上恰恰相反。他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和歷史知識，懂得以慈禧為首的清廷對于自己是既倚重又壓制，隨著捻軍的潰敗和淮軍的勢盛，必將加劇自己同清廷的緊張關系。清廷把直隸和兩江這兩個關系南北大局的總督桂冠，分別授予“剿捻敗將”曾國藩和“威望過輕”的馬新貽（字谷山），諭令自詡為“剿捻功臣”的李鴻章來京陛見，并催促因“剿捻”而進入近畿的淮軍撤回黃河以南。凡此種種，使李鴻章切實感到清廷疑忌之深和自身處境之險，因而決意仿效湘軍攻陷天京后曾國藩的做法，裁兵自斂，持盈保泰。他一面奏請陸續裁撤淮軍；一面向朋僚表露“撤軍歸農”之意。他致函馬新貽說：

弟為養此軍，平中原之賊，而冒中外之不韙，吳人之怨，今幸句當已了，撤軍歸農是吾素志，此后扁舟垂釣，不復與聞軍事，可告無罪。或謂宜留驍健，以備后患，滌相亦請留二萬余人，未知主人翁能不憚煩否？

①所謂“撤軍歸農”云云，實際上是李鴻章對清廷玩弄的一種以退為進的策略，他既想保留淮軍精銳，又欲鞏固已有權勢，并沒有放棄軍權、退隱山林之意。后來他致函摯友郭嵩燾說：“鴻章于捻平時，亦欲抽身，躊躇四顧，無可與言，姑就疆事，與為委蛇。”

②1868年10月5日李鴻章抵京入覲。他在北京逗留將近一月，首次拜謁慈禧和同治，被賜予紫禁城內騎馬如儀。他還訪親問友，會見軍機大臣奕?、文祥、寶等權貴。他向當軸陳述了自己對國事的看法，進言“軍國以一事權為要”，并推崇郭嵩燾“通達夷務治體”，“請召用京秩為宜”。他還進一步了解了清廷核心人物的心態及其對淮軍和曾國藩的意向。他致函丁寶楨說：“內意慮左帥難了西事，欲留敝軍以作后勁”

③。他通報曾國藩說：“側聞天語，留待撤軍議定再行北上。樞廷自恭邸以次，皆屬鴻章赴金陵勸駕，并商籌善后各事。……內意必欲吾師坐鎮畿疆，入都后必有不可中止之勢，望預為籌備。”

④從這些信件中可以看出，清廷決意讓曾國藩議定撤軍事宜，然后移督直隸，并令李鴻章保留部分淮軍，以備“助左平回”。11月1日李鴻章出京南下，沿途照料各營，直至12月9日始抵南京，曾國藩親自出城迎接。李鴻章與曾國藩、馬新貽會籌淮軍撤留事宜，決定裁遣馬步50營，藉以緩解清廷疑忌：并以“中原甫定，南北尚有伏莽，百戰勁旅必須酌留鎮壓”

①為由，奏請保留75營，其中銘軍20余營留防直魯交界，以備曾國藩履任后調遣，慶、勛兩軍20余營駐防江蘇，交馬新貽調遣；自帶郭松林武毅軍、周盛傳盛軍和親軍槍炮隊等19營赴鄂，以資鈐制。后因潘鼎新回任山東藩司，留鼎軍7營分防魯境。經過“剿捻”戰役，淮軍防區從江蘇一省而擴展至蘇、鄂、直、魯四省。直、魯為畿輔重地，蘇、鄂為財富之區。淮軍酌留精銳3萬，并獲得優厚地理條件，從而為李鴻章淮系政治勢力的膨脹奠定了基礎。

①李鴻章：《復馬谷山制軍》，《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8，第51頁。

②李鴻章：《復郭筠仙中丞》，《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9，第5頁。

③李鴻章：《復丁稚璜宮保》，《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8，第53頁。

④李鴻章：《復曾相》，《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8，第53，54頁。

①李鴻章：《復吳仲仙制軍》，《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8，第56頁。

南京會商之后，曾國藩啟程北上，就任直督；李鴻章始則返鄉省親，繼而于1869年2月抵達武昌，接任湖廣總督。起初他因“諸務生疏”，“塵牘山積，殊形竭蹶”，甚至無暇給“四方舊好”“一通尺素”。后來他更為淮軍的衰敗而焦慮不安。劉銘傳、潘鼎新、郭松林及其所部，是淮軍的主力。

李鴻章說：“吾軍惟三君為大枝，諸將以三君為最大且老也”。

②然而除郭松林外，劉、潘二人卻相繼辭官，劉氏拒赴直隸提督之任，潘氏不愿奉旨赴左宗棠軍營差遣。李鴻章致函曾國藩說：“近來淮將暮氣頗深，紛紛乞退，鴻章忝竊虛譽，每懼兵事不得脫身，舊部日漸零落，勢難再興，致負期許。”

③正當淮將紛紛乞退之際，李鴻章奉命入川查辦四川總督吳棠被參案。云貴總督劉岳昭參幼吳棠赴任擾索、收受屬員規禮、賣缺賣差、調濟私人、收受滇撫差官饋貽。孿鴻章深知吳棠“圣眷頗隆”，查辦“殊難下手”，因而始則磨磨蹭蹭，6月29日接到命令，8月9日從武昌動身，10月22日才抵達成都；繼而草率結案，11月6日就奏上《查復吳棠參案折》，說所參各節，均屬空言，在籍紳士僉稱吳棠善政宜民。李鴻章曲意包庇吳棠，正中慈禧下懷，致使被告蒙混過關，而原告卻受到申斥處分。

1870年2月，李鴻章回到武昌不久，便奉旨督辦貴州軍務，鎮壓苗民起義，由李瀚章署理湖廣總督。李鴻章對清廷的決策，十分反感，分別致函潘鼎新、曾國藩大發牢騷：“昨奉旨馳赴貴州，督辦軍務，但令整頓川湘援黔各軍，酌調舊部，并未撥給何處實餉。甘軍歲得餉九百萬，鄙人南征無足重輕之地，乃可不名一錢耶？”

①“軍興二十年，尚不知兵餉為何事，若只身前往即可了賊者。”

②他上奏清廷，強調餉事、地勢軍情、采辦轉運困難，不宜貿然前往，懇請“勿責速效”，表示“俟李瀚章到鄂交替，并后路籌有規模，即行啟程，由湘赴黔”。

正當李鴻章故作遲回之際，陜西形勢發生突變，回民義軍擊斃湘軍悍將劉松山，挺進陜西榆綏延各屬，大有同當地所謂“土匪潰勇”聯合抗清之勢。

3月中旬清廷決定移緩就急，飭令李鴻章揮師援陜。其實，李鴻章既不愿“南征”，也不愿“北指”。如果說，他不愿“南征”，主要是因為視貴州為“無足重輕之地”，那么他不愿“北指”，就主要是左宗棠的緣故了。左、李各爭雄長，左宗棠把西北視作禁臠，以鎮壓回民義軍為己任，對于李鴻章之來，“頗涉驚疑”，而李鴻章也不愿跟左宗棠共事，入陜“即覺味如嚼蠟”。李鴻章對待援陜之命，猶如援黔一樣，采取了拖延戰術，直至7月下旬才到達西安，并且聲稱“愿借防秦養拙，作壁上觀耳”。

①李鴻章到達西安僅僅七天，就接到“酌帶各軍克日起程馳赴近畿一帶相機駐扎”的密諭，如猿得芋，匆促成行，表示“在陜本為贅疣，藉此銷差，氓然無跡，壹意驅車渡河”

②。8月末李鴻章在獲鹿縣行次，接到調補直隸總督的上諭，“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至此，李鴻章結束了在湖廣的任職。

李鴻章移督直隸，同兩個偶發事件有關。1870年6月21日天津發生了②《李鴻章致潘鼎新書札》，第81頁。

③李鴻章：《復曾相》，《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9，第16頁。

①《李鴻章致潘鼎新書札》，第84頁。

②李鴻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9，第31頁。

①李鴻章：《復馬谷山制軍》，《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0，第5頁。

②李鴻章：《復丁雨生中丞》，《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0，第22頁。

火燒望海樓教堂、毆斃法國領事豐大業等人的教案。奉命查辦的直隸總督曾國藩“謗議叢積”，舊病復發。天津教案尚未了結，江南又起波瀾。8月22日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張文祥刺殺，震動朝野。此事與裁撤之湘軍有關。面對如此嚴重的“內憂外患”，清廷不得不借重李鴻章及其淮軍。清廷起初是讓李鴻章移師入直，預防法國水師侵擾；繼而調李鴻章為直隸總督，以代替調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而湖廣總督一缺，則令李瀚章調補。這次人事變動，標志著在清朝的政治天平上，李鴻章壓倒了曾國藩。清廷讓曾國藩從直隸移督兩江，顯然是為了推卸天津教案辦理不善之責和借助其威望鎮撫“江表疆，東南財賦”

③。曾國藩辭讓不就，李鴻章致函勸慰：“谷山近事奇絕，亦向來所無。兩江理大物博，斷非師門莫辦。”

④“若七年秋不妄更動，或谷山僻在海濱，竟免斯厄。每讀負乘致寇之語，不禁瞿然。江介伏莽最多，非極威重，不足銷無形之隱慝也。”

⑤在這里，李鴻章公然把曾國藩、馬新貽的厄運，統統歸咎于1868年清廷人事安排的失誤，傾吐了長期郁積于心頭的不滿情緒。

清廷諭令李鴻章受代畿篆，意甚深遠。畿輔為首善之區，清朝統治中心。

直隸總督系疆臣之首，肩負拱衛京師、就近顧問之責。清廷讓李鴻章移督直隸，首先是想借重由他控制的淮軍。

1868年清廷曾因重視練軍，不愿勇營參與畿輔防務，而諭令淮軍移撤黃河以南。當時讓曾國藩移督直隸的目的之一，就是借重其經驗，整頓練軍。

直隸練軍，始建于1863年直隸總督劉長佑。他用湘軍營制辦法改造綠營兵勇，使之從綠營營汛中獨立出來，單獨成軍。共設6軍，每5營為1軍，軍有統領，下設文武翼長。

每營500人，6軍共15000人。直隸練軍雖經曾國藩進一步用湘軍勇營的治軍精神加以改造①，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無力單獨保護畿輔。而湘軍早已衰敗，曾國藩督直時并沒有嫡系武裝以作后盾，只得依恃淮系銘軍，擺脫“孤立無助”的困境。淮軍裝備和操練的近代化程度，超越所有清軍而獨占鱉頭，是當時最精銳的部隊。清廷環顧左右，認識到要確保京師安全，只有借重淮軍。李鴻章不僅是淮軍的統帥，而且具備外交的經驗和才能。正如工部尚書毛昶熙所說：李鴻章“昔在江南，曾能驅策洋將，使為我用。知己知彼，成竹在胸”

②。清廷以李代曾總督直隸，就是企圖依靠李鴻章及其淮軍安內攘外，防患固本。李鴻章深知清廷用意，也就更加“赤膽忠心保皇朝”了。

他上疏“恭謝天恩”，并陳述施政方略。他說：

茲蒙簡命，調任畿疆，值海防吃緊之秋，正臣職難寬之日。惟畿輔要區，為皇都拱衛，根本大計，綱紀攸關，稍存瞻顧之心，③李鴻章：《調任直隸謝恩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16，第50頁。

④李鴻章：《復曾相》，《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0，第23頁。

⑤李鴻章：《皇曾相》，《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0，第23頁。

①曾國藩對劉長佑制定的直隸練軍章程進行了改革，簡文法，實行湘軍那樣簡單的營規；改變過去上下分權、層層牽制的辦法，實行事權專一；改革兵丁選拔辦法，練軍兵丁不再由底營負責挑選，練軍營官有獎拔之權；改變糧餉發放辦法，兵丁一旦挑入練營，即將底營餉額裁去，由練營統一發餉；馬步分立，馬匹一律改為私馬；取消5營為軍的編制，各軍所轄營數不等。（參閱皮明勇：《晚請“練軍”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②《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77，第22頁。

即昧公忠之義。現在津案未結，河工待修，凡柔遠能邇、練軍、保民諸事，皆當規劃閎遠，非老成碩望如曾國藩不足以資鎮撫。特以江表疆，東南財賦，亟須得人而治。臣雖梼昧，何敢畏難諉卸，上負圣明。惟有勉竭愚忱，一守曾國藩舊章，實力講求，倍矢兢惕，以圖報稱而慰宸廑。

①在這里，李鴻章表示決心信守“公忠之義”，遵循曾國藩“舊章”，兢兢業業地作好外交、練兵、保民等各項工作，以報答清廷知遇之恩。

9月20日李鴻章到達天津。30日從曾國藩手中接受直隸總督關防印信，從此開始了歷時二十五年的直隸總督生涯。

李鴻章上任不久，直隸總督的權勢就有所擴大。10月10日工部尚書毛昶熙呈遞請撤三口通商大巨條陳一折，認為辦理外交通商事務大臣，脫離本省督撫而設專職，“有綏靖地方之責，無統轄文武之權”，地方官往往“坐視成敗”，不肯相助，以致發生嚴重問題，因而奏請撤銷三口通商大臣，所有洋務海防各事宜，著歸直隸總督經管，一如南洋通商大臣之例②。奕?等總署大臣遵旨議復，支持毛氏建議。11月12日上諭稱：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議毛昶熙請撤三口通商大臣條陳一折，洋務海防，本直隸總督應辦之事。前因東豫各省匪縱未靖，總督遠駐保定兼顧為難，特設三口通商大臣，駐津籌辦，系屬因時制宜。而現在情形，則天津洋務海防，較之保定省防，關系尤重，必須專歸總督一手經理，以免推諉而責專成。著照所議，三口通商大臣一缺，即行裁撤，所有洋務海防事宜，著歸直隸總督經營，照南洋通商大臣之例，頒給欽差大臣關防，以昭信守。

其山東登萊青道所管之東海關、奉天奉錫道所管之牛莊關，均歸該大臣統轄。

通商大臣業已裁撤，總督自當長駐津郡，就近彈壓，呼應較靈。并著照所議，將通商大臣衙署，改為直隸總督行館。每年于海口春融開凍后，移駐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

①這次“改定章程”，既解決了直隸總督和三口通商大臣各自為政、互相掣肘的矛盾，使李鴻章身兼二職、“權一而責巨”；又解決了“省防”和“洋務海防”的戰略地位問題，使李鴻章的工作重心，從傳統的“保定省防”轉向“天津洋務海防”。清廷的決策，適應了國內外形墊的變化，有利于推進“洋務”活動和“海防”建設，防患固本。

對于清廷此次“變計”，李鴻章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憂在“事煩責重，深虞叢脞貽誤”。他致函曾國藩，傾述“惴懼”之情：

通商海防各事歸并，權一而責巨，鴻章才力實不克勝，兼之內無代理箋奏之人，外無堪寄兵政之選。津保分駐，必誤地方，且亦疲于奔命。至三口陵夷已久，振刷為難。思之萬分惴懼，叢傍負咎在指顧間。尚求隨時教掖之。

②當然，憂慮并非主要傾向。李鴻章清醒地認識到出任內受清廷依寄、外而表率督撫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要職，地位提高了，權勢增強了，因而興奮不已，特地向李鶴章表示“兄以深沐皇恩，遇事必再三慎重。”

③他遵旨酌議應辦事宜，認為“天下大勢，首重畿輔”，清廷此次“變計”，“詢屬未雨綢①李鴻章：《調任直隸謝恩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16，第50頁。

②《籌辦事務始末》（同治朝），卷77，第30—32頁。

①《大清穆宗毅皇帝實錄》，卷293，第8—10頁。

②李鴻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0，第26頁。

③李鴻章：《致鶴章》，《李鴻章尺牘》，第58頁。

繆之策”。目前最急者，須先添設津海關道一缺，專管中外交涉事件及新、鈔兩關稅務，兼充直隸總督海防行營翼長。至于選將、練兵、籌備海防一節，“尤為目今要務”。畿輔重地，形勢嚴峻，“外人窺伺，內匪竊發，刻刻堪虞”，而綠營官兵腐敗不堪，從中挑選加餉操練，“外貌即似整齊，實恐難當大敵”。因此，他一面奏調淮軍“為拱衛畿捕之師”，一面整飭練軍，裝備近代槍炮，增加洋槍教官，努力提高其戰斗力。平時以淮軍守衛海口，練軍鎮守內地要沖，一旦外敵入侵，練軍也被調往沿海助戰。

李鴻章深知“備位近畿”，必得“要路之助”，方能立足。然而，他環顧左右，觸緒增悲。他師事近卅年、“患難相依最久，艱難時局賴共支持”

的曾國藩，不幸于1872年3月突然病逝，這使他“憂悸欲絕”，“夜闌依斗，輒用愀然”。此時此刻，他只能表示繼承乃師衣缽，使“薪盡火傳”，卻再也得不到“仙逝”者的余蔭了。他原先所賴以疏通慈禧的奕?，也江河日下，“晃蕩不能立足”。慈禧對奕?采取兩面政策，既讓他主持“權而要”的軍機處和總理衙門，又利用頑固派奕譞、李鴻藻牽制他。奕譞是道光第七子，奕?異母兄弟，慈禧妹夫，1851年封為醇郡王，1872年晉封醇親王。慈禧把他拉過來，使之由奕?的支持者變為反對者。奕譞“疾其兄之專權，久有眈眈之意”。李鴻藻（直隸高陽人，字寄云，號蘭孫），咸豐進士，1861年詔為太子載淳師傅，1864年摧內閣學士，署戶部尚書。慈禧于1865年底把他派入軍機處，使之同奕?唱反調。奕?“當國，陰行肅順政策，親用漢臣”，李鴻章“尤所倚賴”

①。然而，奕譞、李鴻藻卻秉承慈禧意旨，抑制奕?及其所“倚賴”的李鴻章。1875年1月同治載淳病死，慈禧為了繼續垂簾聽政，獨攬大權，強立奕譞之子、年僅四歲的載湉為帝，改元光緒。奕譞“挾太上之尊，樹用私人，結黨相傾，恭王之勢漸孤”

①。李鴻藻也依仗軍機大臣的職權和門生故舊眾多的條件，“引薦端士”，把大批新進的御史、翰林聚結在自己周圍，壯大聲勢。這些人自視甚高，大膽敢言，議論風發，專事搏擊，號稱“清流”，有“四諫”、“十朋”等名稱。其中張之洞、張佩綸尤為李鴻藻所器重。張之洞（字孝達，號香濤，晚號抱冰，同治進士）歷任翰林院侍講學土、內閣學士等職。張佩綸（字幼樵，又字簣齋，同治進士）歷任侍講、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等職。他們都是直隸人，李鴻藻籍隸高陽，張之洞祖籍南皮，張佩綸家鄉豐潤，固結門戶，相互利用。時人有云：“二張一李，內外唱和，張則挾李以為重，李則餌張以為用，窺探朝旨，廣結黨援”

②，“排斥異己”，主張整飭紀綱，反對列強侵凌，但對“師夷長技”則因人而異。

清流派的崛起，并不是清政府允許議政的表現，清流派成員也絕不是真能改革朝政、抵抗侵略、打倒權貴的勇士。相反地，清流派是從封建統治階級內部洋務派與頑固派、湘系集團和淮系集團斗爭的夾縫里鉆出來的一種輿論力量，實質上是清朝統治者面臨危機時進行調節的工具，是掌握最高統治權的慈禧操縱不同政治派系力量天平上的砝碼，而其主要傾向則是暗中放任“清流”議論時政，當作“公論”、“清議”來牽制奕?、李鴻章等洋務派。因而在同光之際，針對奕?、李鴻章的政朝迭起。

1872年御史李宏謨奏請直隸添設巡撫。11月28日邸鈔刊登上諭說：“御①劉體智：《異辭錄》，卷2，第22頁。

①胡思敬：《審國病書》，近代中國史料叢編，第445輯，第1257頁。

②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詹詹錄，下，第32頁。

史李宏謨奏直隸政務日煩請添設巡撫一折，著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

③。按清制，早在乾隆二十八年就裁撤了直隸巡撫，巡撫事務由總督兼任。李鴻章就任直督兼北洋大臣剛剛兩年，李宏謨就奏請直隸添設巡撫，顯然意在削弱李之權勢，牽制李之作為。敏感的李鴻章，一眼就看穿了個中奧秘。他致函友人，大發牢騷：

直省添設巡撫，言者三條，細按均未著實。吏治須藩臬幫助，巡撫只多一辦例稿之人，即多一意見掣肘之人。軍務本總督專責，巡撫無兵亦不知兵，從何策應？河工雖欽差大臣防護，亦不能不潰決。京官不識外事，偏又喜談外事，言之娓娓動聽，絲毫不關要害。若為復設三口游說，更為詭詐難測，官民皆窮，萬萬供養不起。曾文正于歸并通商時，曾力持不可添巡撫之議。

不料舊話重提，新樣大翻，潞公識慮迥超庸眾，諒能主持一切。鴻章私幸議準，即常駐津門，作一局中閑人，進退綽有余裕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