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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洋務總綱
當歷史跨進7、80年代以后,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巨變。中國國內農民起義逐漸平息,全國革命轉入低潮。外國資本主義開始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加緊侵略中國,邊疆危機,紛至沓來,所謂“中外和好”的局面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坐鎮北洋,遙執朝政”的李鴻章,通過同外國人士、早期維新志士、駐外使節的頻繁交往和洋務活動的實踐,對中外形勢和應付之策,有了更為明確的認識,提出了“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和“數千年未有之強敵”的重要命題,揭示了“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的洋務總綱。
早在1865年李鴻章就曾致函朱久香說:
外國猖撅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強,中國將何以自立耶?
千古變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鈞執政亦不知,豈甘視其沈胥耶?鄙人一發狂言,為世詬病,所不敢避。
①在這里,李鴻章雖然提出了“千古變局”的命題,但尚無力剖析它的內涵和外延,因而還停留在直感的階段。1872’1874年李鴻章兩次上奏清廷說:
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東北,闖入中國邊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載,亙古之所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于中國,此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也。
①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坪,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余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從“外國猖撅”、“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于中國”到“東南海疆萬余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的提法的變化,標志著李鴻章對資本主義列強“協以謀我”的侵略本質和策略的認識的逐漸深化。李鴻章所說的“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實際上就是長期停滯于封建社會的中國面臨著資本主義列強征服世界和按照自己面貌改造世界的潮流,而資本主義列強之所以能夠稱雄世界,則導源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在此基礎之上的“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因而李鴻章斷言掌握著先進的軍事裝備、機器生產和科學技術的資本主義列強實為中國“數千年未有之強敵”
②。李鴻章把當時中外形勢的特點概括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和“數千年未有之強敵”,扼要中肯,發人深思。在渾渾噩噩的清朝統治者中,能有這種認識的可謂鳳毛麟角,屈指可數。李鴻章從“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和“數千年未有之強敵”的認識出發,大聲疾呼中國絕不應昏睡于“天朝上國”的迷夢而抱殘守闕、不思振作,強調“我朝處數千年未有之奇局,自應建數千年未有之奇業”
③。在他看來,舉辦洋務就是“處奇局建奇業”的必經之路。正是基于這種認識,李鴻章才頗為自負、毫不掩飾地回答那些譏刺他“喜聞談洋務”的頑固派。1876①李鴻章:《復朱九香學使》,《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6,第37~38頁。
①李鴻章:《等議制造輪船夫可裁撤析》,《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19,第44—45頁。
②李鴻章:《籌議海防折》,《李丈忠公全書》,奏稿,卷24,第11—12頁。
③李鴻章,《議復張家驤爭止鐵路片》,《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39,第28頁。
年他復信劉秉璋說:
處今日喜談洋務,乃圣之時。人人怕談厭談,事至非張皇即鹵莽,甚少不誤國。公等可不喜談,鄙人若亦不談,天下賴何術以支持耶?中國日弱,外人日驕,此豈一人一事之咎!過此以往,能自強者盡可自立,若不自強則事不可知。
①“喜談洋務”是時代的需要,“圣人”處于“今日”也勢必如此。只有講求“洋務”,才能“自強”“自立”,而“外須和戎,內須變法”
②則是“洋務”所應遵循的原則。
李鴻章主張對外“和戎”,導源于他對中外力量對比和列強本性的看法。
“彼之軍械強于我,技藝精于我”。他正視當時敵強我弱的客觀事實,本來無可厚非,問題在于他由此而推衍出一種錯誤的結論:由于中外實力相距懸殊,中國無法決勝于疆場,“即暫勝必終敗”。他公然妄加非議林則徐、僧格林沁的反侵略斗爭,斥之為“逞一時之憤,幾墮全局,謀國者可不深長恩耶?”同時,李鴻章尚未認清列強的侵略本性,誤以為列強志在通商,“所圖我者利也,勢也,非真欲奪我土地也”,無意從根本上危及清朝統治。因此,他斷言中國對列強不可輕言戰爭,而應以“羈縻”
之策謀求“中外相安”之局。他致函曾國藩,曲解中國歷史,否定周秦以來一切抵御外侮的戰爭,說“自周秦以后,馭外之法,征戰者后必不繼,羈縻者事必久長。今之各國又豈有異?”
③所謂“羈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規范即孔子“忠信篤敬”四字方針進行“籠絡”。在應付列強侵凌時,始則堅守既定的不平等條約,以理折之,進行與虎謀皮式的道德說教,繼而不惜在權益上作出某種限度的讓步,以期“馴服其性”,實現“守疆土保和局”
的目標。當然,“羈縻”既不是予取予求,任人宰割;又必須以實力為基礎。
“和局”離不開“戰備”,“明是和局而必陰為戰備,庶和可速成而經久”
①,因為外國侵略者“論勢不論理”,推行強權政治,中國想要“以筆舌勝之”,猶如癡人說夢。中國只有不斷增強自己的實力以相抗衡,才能使外國侵略者“陰懷疑懼而不敢遽爾發難”,否則平日必為外人所輕,臨事只有拱手聽命。李鴻章所以主張采取“羈縻”之策,目的之一,就是想爭取并利用和平環境“借法自強”,預修武備,以期“確有可以自立之基,然后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以和則久”
②。
李鴻章意識到,為了推行“和戎”外交,中國必須改變“天朝上國”觀念,打開大門走向世界,向外國派遣常駐使節。他指出“自來備邊馭夷,將才、使才二者不可偏廢。各國互市遣使,所以聯外交,亦可窺敵情”,而中國卻置之不顧,自外于國際社會,“殊非長駕遠馭之道”。中國應該派使節常駐各國,“管束我國商民,藉探彼族動靜,冀可聯絡牽制,消弭后患。”
他不僅積極倡議遣使,而且積極推薦駐外使節人選,并主張對他們“重其祿賞,而定以年限,以宣威信,通情款”
③。
①李鴻章:《復劉仲良中丞》,《李大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6,第30頁。
②李鴻章:《復王壬秋山長》,《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9,第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