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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乾隆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這個人本身并不荒唐。他性格理智堅毅，處事精明細致，智商情商都很高。這樣一個人，何以做出如此不近人情的事來？

其實在文字獄問題上，乾隆曾經非常通達理性，甚至還稱得上寬容大度。

眾所周知，乾隆的父親雍正在位期間曾經制造了多起著名的文字大案，比如呂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等。就像對父親的許多其他做法不以為然一樣，對這些文字大獄乾隆也一直腹誹不已，即位后立刻撥亂反正。雍正誅殺汪景祺，一直把汪的頭顱懸于菜市口示眾。乾隆以京師首善之區，懸掛人頭“有礙觀瞻”為由，命人取下掩埋。接著，他又赦免了呂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中許多被牽連之人，放還了查嗣庭、汪景祺的親屬，一時天下讀書人如沐春風，感激涕零。

為了剎住文字獄，乾隆還采取了一個非常有力的措施：他規定以后凡舉報文字之罪者，如果舉報失實，一律按誣告罪反坐。

這一下，文字獄風潮一下子被剎住了。從乾隆即位（1736年）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大清王朝文化領域風平浪靜，波瀾不驚。唯一可以稱得上文字獄的就是謝濟世私注經書案，而這個案子恰恰凸顯了乾隆的寬容。原來，謝濟世才華出眾，卻性格倔強，雍正年間，他認為朱熹所注四書有許多錯誤之處，遂自注《大學》《中庸》，“自逞臆見，肆詆程朱”，因此被罷官治罪，發配西域。乾隆即位，召他回朝，他迂性不改，把自撰的《大學注》《中庸疏》加以整理，又獻給乾隆。乾隆雖然寬大，但程朱理學是清王朝的意識形態正統，他怎么能允許這樣離經叛道的行為，于是“擲還原書，傳旨申斥”。謝濟世一氣之下，要求辭官回家養母。乾隆對他相當遷就，沒有讓他辭官，而是改任他為湖南糧儲道，以便他就近養母。

不料，經歷這么多風波，謝濟世的性格不改，居然在湖南公開印行了《大學注》《中庸疏》。乾隆皇帝雖然生氣，但也只是命令把書版銷毀，還特意在命令中說謝濟世其人“識見迂左則有之，至居官，朕可保其無他也。朕從不以語言文字罪人”。湖廣總督回復說他遵行皇帝旨意，只燒毀了謝的書版，并未打擊謝濟世個人，乾隆滿意地批復說：“所辦甚妥，止可如此而已?！睆摹爸箍扇绱硕选睅讉€字來看，乾隆非常明白處理此類文字獄的界限，也就是說，出于維護意識形態正統的需要，一個王朝應該對異端思想進行必要的壓制，但不可以超出正常人情道理之外。

正因為統治者的心態如此難得地正常，乾隆初年是清代為數不多的文化生態寬松時期。那些已經放下了筆的文人學士們又開始吟詩弄月，評古論今，一時間，大清文藝界呈現一派百花齊放的繁榮之貌。據推測，曹雪芹的《紅樓夢》也就是在這個寬松時期開始寫作的。

可以說，乾隆十六年以前的乾隆，是中國歷史上對讀書人最理解包容的統治者之一。但是，從乾隆十六年起，皇帝心態驟變。

二 儒家治國理想的破滅（2）

乾隆十六年七月初二，云貴總督碩色向皇帝密報，他在貴州安順府普定縣民間偶然發現了一件廣為傳抄的“奏稿”，托名為乾隆朝以敢言聞名的大臣孫嘉淦所做，不過語言鄙俗，內容不經，一看而知就是偽托。其內容是攻擊當今皇上失德，犯有“五不解、十大過”。

這“五不解、十大過”的具體文字已經無存，根據現存資料推測，一是說乾隆舉辦南巡，浪費民脂民膏，二是指責他前一段因為金川之役濫殺官員。此外，還有可能夸大其詞地渲染皇帝日常生活的荒淫無度，說他到江南巡游的根本目的是尋求美色。最后，“它甚至對滿清王朝的合法性提出了非難”。

我們可以想象乾隆在讀到這個報告時的心情。這對他完全是當頭一棒，沒有絲毫精神準備。

即位之初，乾隆曾經一心一意想做一個中國人理想中的明君：開明、克己、仁慈、公正，正大光明，愛民如子。

父親是他的前車之鑒。他親眼看著父親為了治理天下、飽暖黎民而絞盡腦汁。然而，普天之下騰于眾口的卻全是關于父親的種種匪夷所思的謠言，說他什么謀父、逼母、殺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誅忠、好諛、奸佞。

乾隆很清楚，父親之所以被輿論如此苛待，主要是因為他過于察察為明，許多政策風霜嚴肅，傷人太多。他不想把皇帝做得像父親那樣笨，而是希望能像祖父康熙那樣以一個寬大仁厚的形象永垂史冊。

應該說乾隆十六年以前，他的努力是相當成功的。這十六年間，他減輕刑法，他普免稅糧，他平反冤獄，他恩待群臣，他像太陽一樣源源不斷地釋放自己對臣民的善意和關懷。他所聽到的，幾乎都是臣民們的感激歌頌之詞。所謂“萬民歡悅、頌聲如雷，吳中有‘乾隆寶，增壽考；乾隆錢，萬萬年’之語”。這段時間是他與臣民的蜜月期。

因此，“偽孫嘉淦奏稿案”的出現完全出乎他的預料。

他立命碩色追查此稿的來源，這一查之下，結果更令他震驚。

碩色最初匯報此案時，乾隆以為這不過是少數幾個人所傳，很快就能查明來源并且銷毀，把這件事的不良影響消弭于局部。不料，一開始追查，乾隆就發現這不是貴州一省的事情，全國各地都相繼發現了這份偽稿，甚至連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都爭相傳說其中的內容。至于傳抄閱讀過的人，更是數不勝數，查不勝查，從各級官員、秀才書生到平民百姓，甚至拉腳的、磨菜刀的、要飯的、游方和尚，都聞知稿中內容。僅四川一省幾天時間就抓獲了二百八十多個傳抄過的人，更何況全國。這樣一份明顯是荒誕無稽，對皇帝大肆污蔑的偽稿，卻居然引起全國民眾如此巨大的興趣，他們爭相傳說，如癡如狂。而他即位以來，施行的無數善政，卻已經被人們忘在了腦后。

他突然發現，自己居然面臨著淪為父親同一下場的危險。

乾隆并不了解大眾傳播學的一個基本原理：小道消息是民間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民眾對于那些由官方傳播的、正面的陳詞濫調往往毫不關心，相反對于那些負面的，特別是刺激性、轟動性的傳聞，卻最為熱衷。傳播這些爆炸新聞時給人們帶來的超娛樂快感，是什么評書戲曲都無法比擬的。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從乾隆十六年（1751年）到乾隆十七年（1752年）兩年間，皇帝的全部注意重心都放到了這個偽稿上。他感到無比的冤枉、憤怒和委屈。他像瘋了一樣日夜關注此案，發布了無數諭旨，度過了無數不眠之夜，命令各地官員，窮追不舍，務必要查出幕后真兇，千刀萬剮，以解此恨。全國各級官員都被動員起來，數千人被捕入獄，全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然而追查了一年多，網越撒越大，牽涉的人越來越多，仍然是一團亂麻，了無頭緒。眼看著這樣下去，除了把偽稿內容更廣泛傳播之外不可能有任何結果，乾隆只好匆匆結案，把兩名傳抄過這個稿子的低級武官定為主謀，殺掉了事。

這一事件給了乾隆極為嚴重的心理刺激。抓不到真兇，皇帝就把仇恨轉移到風傳此稿的百姓身上?；实巯肫鹆隧n非子的話，對老百姓來說，最需要的是如畜生一樣不斷地加以鞭策，而不能“養恩愛之心”，因為老百姓是沒有頭腦的。

就在偽稿案沒有偵破之時，又發生了馬朝柱反清案，這是對皇帝信心的另一次重擊。

乾隆十七年四月十八日，兩江總督尹繼善向皇帝密奏，地方官在追查偽稿案時，在湖北東北的大別山區發現了一起聚眾謀反事件。據偵查，有個叫馬朝柱的中年人，自稱有法術，在深山中以燒炭為名，糾集眾人，意圖不法。他還刻了一個大印，內有“統掌山河，普安社稷，即受天命，福祿永昌”字樣，不軌之心灼然可見。

案件上報之后，乾隆十分重視。整個心思都沉浸在偽稿案中的皇帝第一個反應是懷疑馬朝柱就是制造偽稿之人，因此嚴命地方官迅速進剿。馬朝柱只身逃往四川，只拿獲了馬的母親、妻子和侄子。審訊之下，發現馬朝柱與偽稿案無關，不過此人的威脅并不在偽稿之下。

馬朝柱，安徽霍山人，自幼胸懷大志。自乾隆十二年（1747年）起，他就與霍山白云庵的正修和尚商量“起大事”、當皇帝。他效仿歷代起義首領，對眾人宣稱自己十六歲時，曾夢到神仙降臨，指點他到某處拜了名師，學得了一身法術，可以撒豆成兵，剪紙為馬。他還宣傳說，“西洋出有幼主，名朱洪錦，系明后裔，有大學士張錫玉，大將吳乘云，系吳三桂子孫，李榮爵即李開化等，統兵三萬七千為輔”，說自己已經被任命為軍師，如果大家跟隨自己造反，將來都有高官可做。

這些說法讓許多人半信半疑。為了吸引徒眾，馬朝柱想出了許多計策。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月，他制造了一柄造型奇特的銅劍，悄悄把它藏到樓子石的一個山洞里，然后對眾宣稱自己夢到神仙賜了自己神劍，并且帶眾人在山洞里找到了這把劍。乾隆十五年（1750年），他又對大家宣稱，從上天處獲得了一把神奇的撐天扇，用此扇“能行云霧中，三時可抵西洋。并稱西洋不日起事，興復明朝”。這些裝神弄鬼的把戲十分成功，眾人紛紛相信，交給他銀錢，記名入伙。

當然，戲法也有玩露的時候。為了獎勵手下的骨干，馬朝柱派人到外地制造了許多“蟒袍”和“冠帶”，分賜自己手下的“官員”，說是西洋之主從空中降下來的。這些“官員”興沖沖領了“蟒袍”回去仔細一看，發現分明是戲班里唱戲用的，有的上面還寫著裁縫和戲班的名字。這一失誤讓馬朝柱的努力幾乎破產。為了挽回影響，馬朝柱又宣稱西洋主從云霧中傳來詔書，下降到武漢黃鶴樓。他派人去武漢，果然從黃鶴樓里取出了百余道詔書，大講起義后的光輝前景，再次封了大批“官員”，穩住了人心。

經過苦心經營，馬朝柱在各地發展了大量信徒。他又在各地“散札招軍、囤糧制械”，操練刀槍。并且已經派員聯絡安徽霍山、太湖、桐城、亳州（今亳州市），河南商城、開封、南陽，四川峨眉山等地的信徒，互為呼應，并設立四將軍職位，分統各部，約期舉義。地方官率兵入山搜捕時，查抄出軍械三百余件，硝磺（制造火藥的原料）數百斤；捕獲起義骨干共二百余人。

馬朝柱案使乾隆十分震驚。從乾隆十七年四月至十二月的九個月間，他神經一直緊繃，批閱了馬案奏章五十一份，傳下諭旨五十八道，洋洋灑灑數萬言。如果不是因為偽稿案牽出這起反清大案，很可能一場規模巨大席卷數省的反清起義一兩年后就要掀起。思想至此，乾隆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兩起大案接連發生后，乾隆驀然發現，他治下的江山，原來遠不是自己看到的那么四海升平，陽光燦爛。在自己看不到的角落，居然伏莽處處，隨時存在農民起義大規模爆發的可能。

對于偽稿案和馬朝柱案，乾隆百思不得其解。他回想自己即位以來，對黎民百姓一直全力施恩，并無失德之處。他說：

臨御以來，愛民之心常如一日，遇有災浸，不下數百萬帑金多方賑恤。至于蠲貸展緩者，更難數計。正供而外，并無私粟加征，又非若前朝縱容貪殘之吏剝民脂膏也。即間或有不肖官員，略有派累百姓之事，無不立以重典，此實從來未有。

人民當感戴國家休養生息之恩，共安樂利，實不解此等亂民，因何喪膽昧良，甘蹈法網？（《清高宗實錄》）

現實政治使乾隆頭腦中以儒治國的理想主義破滅了。原來“愚民們”只記得住鞭子帶來的痛苦，而記不住主上的仁慈。他們多是愚昧而輕信的，沒有頭腦，沒有判斷，只熱衷于享受傳播小道消息的快感，極易受不實之詞的蒙騙，寄希望他們給統治者一個公正的評價幾乎是不可能的。

乾隆以為，只要全力關注民生，不使黎民流離失所，就不存在農民造反的威脅。馬朝柱案推翻了他這個假定。乾隆十二年到乾隆十七年，正是大清帝國蒸蒸日上，接近盛世巔峰的“幸福時光”，已經基本解決了全國人民的溫飽問題，傳統社會的治理水平已經達到極致，而湖北省馬朝柱盤踞之處大部分人也都是安居樂業。在這種情況下，仍然發生了馬朝柱起義案，這讓乾隆認為，心存不軌的“刁民”是任何時候都會存在的，不論吃不吃得飽，總有人癡迷于皇帝夢而無法自拔。

乾隆越來越癡迷于閱讀《韓非子》。他發現，原來他極為反感的這個政治理論家的話，今天讀起來卻字字珠璣。韓非子明確指出，人世間一切關系都是虎狼型的利欲關系，“人之急利，甚也”。人們心中充滿的是“自為心”“自利之心”，不論是君臣、父子還是朋友，其實都是“用計算之心以相待”。老百姓心中只有利益，沒有感恩：“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倍蟪紓冎栽谑送旧夏銧幬見Z，并不是急于效忠皇帝：“人臣之情未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

韓非子因此說，君主要控制臣民，不能全憑道德教化，更無須“養恩愛之心”，而是應該手握“法”“術”“勢”三種韁繩和鞭子，通過嚴刑峻法來強化權力的威懾力量，使臣民不敢亂說亂動?！靶虅俣耢o，賞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保ā俄n非子·心度》）

如果承認人性本惡，那么儒家那套建立在人性善基礎上的理想主義治國方案當然就是一廂情愿，只有韓非子的建議才是切實可行的。

就在馬朝柱案偵破后不久，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月，江西又查獲了何亞四謀反案，緊接著十八年（1753年）正月，福建又爆發了蔡榮祖謀反案。江西上饒人何亞四，本以“耕種燒炭為生”。有一天，他挖地得藏銀三百七十兩，算命先生李德先因此說他命中要大貴，唆使他出資鑄印信，制旗幟，造刀杖，說有天兵暗助，飛刀殺人，于是他也借托馬朝柱案中的“李開化”之名，聚集當地鄉民，欲圖造反。福建漳州的秀才蔡榮祖與道士馮珩一起做皇帝夢，共謀起兵，立“大寧國”，因事機不密而被破獲。這兩起案件雖然都被及時偵破，但習慣于危機思維的皇帝卻再也不能安枕。如何防范農民起義，成了他政治思維的新重心。

確實如乾隆自己所說，他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視民生的皇帝。但是乾隆中期的社會問題卻已經不是幾條民生措施所能解決的。人口壓力導致社會動蕩逐漸加劇，底層社會風聲鶴唳，除了抗租抗稅斗爭之外，民間宗教和結社活動也大興起來。據《清代八卦教》一書統計，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前史料僅記載了16個秘密宗教與結社的活動，而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以后則多達199種。乾隆二十年以后，民間宗教和結社組織活動頻繁，新教派組織不斷涌現，秘密宗教和會黨，可謂五花八門，名目之多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朝代。什么聞香教、無為教、弘封教、大乘教、善友會、弘陽教、清凈門、白陽教、白羊教、歸一教、金幢教、黃天教……林林總總，數不勝數。各省關于教案的匯報不斷傳來，讓皇帝頭痛不已。

因此，進入中期之后的乾隆對社會的控制越來越高壓化。對民間宗教和結社，乾隆打擊起來更是不遺余力。乾隆說：“左道惑人，最為風俗人心之害，必當嚴絕根株。”（《宮中檔乾隆朝奏折》）乾隆十三年（1748年）他說：“務須加意查辦，杜絕根株。嗣后凡有干涉燒香聚匪之處，俱當留心查察，一有訪聞，即行擒捕，不可稍有怠忽。”乾隆朝以前，清代統治者對于民間宗教首領和幫會首領也采取嚴厲打擊政策，不過僅限于處以監禁之刑。乾隆卻一改前例，查出即處死。

乾隆朝的文字獄就是在乾隆對社會底層控制由松轉緊，對底層民眾態度由寬轉嚴的背景下發生的。表面上看，乾隆朝的文字獄多數看起來荒誕不經，但是如果我們把這些文字獄放到一起進行分析，背后的脈絡隱然可見。

乾隆朝文字獄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打擊重心在社會底層。中國歷代文字獄，都以士大夫階層為打擊對象。據郭成康、林鐵鈞之《清朝文字獄》一書統計，康熙、雍正兩朝文字獄大約三十起，其中涉及官紳、名士者至少二十起，占全部案件的三分之二。而乾隆年間觸犯文網者，則多數是下層知識分子及稍解文義的平民。在約一百三十起文字獄中，低級知識分子，也就是童生、秀才、監生、武生等，占近四十起，平民五十多起，二者合計，占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二。這些人的職業五花八門，其中有裱背老板、酒店老板、當鋪老板三人，童生四人，教書先生四人，江湖郎中一人，菜農一人，幫工兩人，轎夫一人，算命先生三人，裁縫一人，無業游民一人，和尚五人，職業不清者二十二人，又各種職業的瘋漢十八人。這一現象，是乾隆以前任何一個朝代的文字獄從未發生過的，這就打破了士大夫階層“壟斷”文字獄“專利”的局面。

這些鄉野小民、精神病患者和小知識分子之所以身陷文字獄，大抵有三個原因。一是為人不安分，“出位妄言”，妄議國家大政；二是涉嫌傳播有民間宗教內容的“邪書”“圖譜”，被懷疑有秘密傳教和結社的背景；三是自稱“托夢”“天命”“下凡”等，舉止荒唐，“妖言惑眾”。

乾隆對歷朝農民起義的規律深有研究。通過總結中國歷史，他得出一個結論，社會底層最危險的人物是“失意文人”。他多次提醒地方官，要注意地方上的“失意文人”作亂。

乾隆認為，讀書人大多功名心極盛，讀書的目的，就是為了榮華富貴。一旦科舉不順，騰達無望，也不會甘于埋頭做農民，而一定要想方設法改變自己的命運，所以他們最容易起不軌之心。而這些人又粗識文字，頭腦靈活，因此是大清王朝最危險的潛在敵人之一。事實上，在乾隆朝前期幾起起義中，“失意文人”的身影確乎不時隱顯其間。馬朝柱本人就識文斷字，似乎算得上是“失意文人”。福建蔡榮祖反清案中，蔡榮祖本身是一名秀才，與他共同起事的馮珩則是道士。王倫起義中的軍師范偉也是個底層文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在全國范圍內發生了另一起莫名其妙的大案“割辮案”。乾隆即提醒地方官員，追查案源時最可注意的是“士子內屢試不第自負才高學廣而不得志者”。

乾隆蓄意痛懲這些“滿懷好心”的獻策獻詞者，無疑是為了“以昭炯戒”，殺一儆百，消滅他們的“不安分”之心?；实壑螄睦硐胧恰翱傄缓?，整齊萬民”，使全國人民都生活在高度紀律化之下。他認為，政治是肉食者謀的事。作為民間知識分子，他們唯一的晉升途徑就是老老實實讀書進學，此外任何一種鉆營都是不正當的。<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