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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嘉慶皇帝堅決反對財政改革。

他害怕增加稅收會造成社會不穩定。明代萬歷皇帝為了戰爭加派“三餉”，剜肉補瘡，動搖了大明帝國的根基。所以，清朝歷代皇帝一再強調，明朝不是亡于崇禎，而是亡于萬歷。這一點，嘉慶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決心恪守“不加賦”的祖訓。不但不加賦，甚至由于經?；砻鉃幕牡貐^的稅收，嘉慶年間的稅收比祖制還有所減少。雖然人口增長了近一倍，但嘉慶十七年（1812年）的田賦、鹽課、雜賦收入，只有4004.4萬兩，同乾隆十八年（1753年）相比，前后60年間只增加6.3%。財政收入嚴重入不敷出。

治理財政困難，嘉慶皇帝的方針是大力提倡節儉。他在嘉慶十年（1805年）說道：“朕惟厚生之道，在乎節儉。國家重熙累洽，生齒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給，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長，只有此數。若再性好奢華，不思撙節，勢必立見匱乏，何以保生聚而慶盈寧……當自知謹身節用，崇尚簡樸?！币簿褪钦f，大地上所能出產的物品是有數的。人口比以前增加了，能分到每個人身上的物品就減少了。所以道理很簡單，在人口增長的形勢下，每個人都必須以節儉為尚，社會才不至于起沖突。他以身作則，希望文武百官能夠效仿，使百姓的生存之資不被過分的剝奪，留有一線生機。所以，他的節儉不止是私德，而且是治國大法。

可惜，這種做法后來證明對解決財政困難作用不大。

解決人口問題，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發展工商業。可是嘉慶皇帝卻毫不猶豫地掐斷出現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業之苗。

其實，為了應對人口問題，康、雍、乾時代幾任皇帝除了鼓勵墾荒等傳統型政策外，已經在東南沿海某些省份采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內涵的新政策。

雍正年間，中國人口壓力最大的地區之一是東南沿海福建和廣東兩省。為了解決百姓生計問題，雍正解除了南洋貿易之禁。閩廣等沿海省份華商前往巴達維亞（今印度尼西亞雅加達，當時為荷蘭統治）的貿易重新興旺起來，從而解決了與外貿有關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計，同時，對南洋貿易又帶動了東南沿海地區外向型手工制造業的發展，也吸納了部分過剩人口。

乾隆則在雍正的基礎上，解除了廣東的礦禁，讓民間力量可以開采銅礦，以吸納剩余人口。廣東解除礦禁標志著清代國家產業政策一次具有某種嶄新意義的重大調整，其影響遠遠超出廣東一省。18世紀初期中國閩廣地區在人口壓力下最先出現的解除海禁和礦禁，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看作農業社會的中國迎來工業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如果嘉慶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礎上繼續“解放思想”，那么這一抹曙光也許會演變成朝暉。然而，嘉慶帝是堅定的禁礦者。穩定是他心中的頭等大事。他在這個問題上是毫不動搖的。

嘉慶四年（1799年）四月十九日，皇帝下旨說，宛平縣人潘世恩和汲縣人蘇廷祿，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隸邢臺等縣開采銀礦。這個事可不可辦？今天我表個態。

皇帝說，開礦不是小事。開礦需要聚集眾人，經年累月。以謀利之事，聚集游手之民，聚眾鬧事，勢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經營，也難以約束這么多人。如果聽任一二個老百姓集眾自行開采，更是非常危險。

皇帝說，朕廣開言路，不是要開言利之路。國家經費自有來源，怎么可以窮搜山澤之利呢？

潘世恩、蘇廷祿這兩個人，以開礦為由，思謀其利，實屬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嚴行管束，不許出境鬧事。給事中明繩官員竟然把這樣不合規矩的事上報給朝廷，明顯是受了這兩個人的請托，希望事成之后，分肥利己，實在卑鄙，必須嚴加懲處。

凡事以穩定為最高目標，導致嘉慶做出了這個錯誤決策。這一決定，是對雍正、乾隆時期新政策探索的開倒車。它堵死了大批剩余勞動力的出路，加劇了社會動蕩。

御極二十多年，除了親政初期意氣風發過一陣外，越到后來，嘉慶就越深陷無奈、愁悶、苦惱之中。他自以為穩妥的“守成之法”，并沒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樣使大清帝國慢慢恢復元氣，重現榮光，反而越來越積重難返，不可收拾。在他統治的后期，令他尷尬不已，甚至羞愧落淚的事，不止一件。

嘉慶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六日黃昏，皇帝正由避暑山莊返回北京，抵達北京城外的白澗時，接到了一個驚人的消息：二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兩路，于昨天上午攻進了紫禁城。他們與一些信教的太監里應外合，一直攻打到皇后寢宮儲秀宮附近。幸好皇子綿寧帶領守衛部隊全力抵抗，最終全殲起義教徒。

紫禁城之變是大清衰勢的一個特殊表征。在它的背后，是大清深層次問題的不斷惡化：人口壓力沒有絲毫減輕，流民越來越多，土匪四起，邪教橫行。除了天理教之外，什么靜空天主、老佛門、一炷香、紅陽教、清茶教、大乘法門等教門，接踵而出，目不暇給。

嘉慶皇帝的二十多年統治，就在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尷尬中過去了。

二十多年間，雖然經常心灰意懶，但是他從來沒有放松過權柄，一直到去世前三天，還在不倦地處理政務。

其實，這種勤奮已經成了一種慣性，成了一種“懶惰”著的勤奮。他弄不明白為什么他越努力，形勢就越遭。他不明白他已經在中國歷史上找遍了所有藥方，為什么還是不見效。越到后來，皇帝越對扭轉社會大勢喪失了信心。他做皇帝已經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實際上，他已經習慣于不動腦子，讓祖宗為自己動腦子。“體皇考之心為心，本皇考之治為治。”只要祖宗說過或做過的，他都依樣畫葫蘆地執行貫徹。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經升華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實錄》辦事。

嘉慶二十年（1815年），禮親王昭璉因小事將其屬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內，嚴刑拷打，手段非常殘酷。皇帝聞知十分生氣，判昭璉革去王爵，圈禁二年。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閱康熙《實錄》，看到內有平郡王納爾圖打死無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當時康熙的處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監禁。禮親王案遠較之平郡王案輕，于是皇帝當日下旨，改變前判，“敬承家法”，將昭璉釋放。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十月十九日，宮內文穎館失火?；饎莶淮?，內宮太監鑒于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訓，怕引來壞人混入宮中，沒有開宮門命護兵入內救火，而是由太監們親自撲滅。按理說這事處理得不能算錯，可是嘉慶皇帝在八天之后讀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實錄》，內載乾隆帝規定，凡宮內園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開門放外邊人等進內撲滅。于是皇帝根據這一記載，以違背乾隆指示為由，下旨處罰有關官員。

正是在這種不論時間地點一律按《實錄》辦事的原則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萬劫不復的沉淪，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嘉慶二十四年，孔子后人、第七十三代衍圣公進京面圣，回來后把皇帝的談話一絲不茍地記載下來，使我們得以直擊這位皇帝晚年的精神面貌?；实垡灰娒婢驼f：“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東的水都過了臨清了，這個怎么好，真沒法。圣廟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去，又殘舊了，怎么了？”

過幾天辭行，皇帝又舊事重提，絮絮叨叨地說：“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總不能去（祭孔），是個大缺典。我從前雖然隨著高宗（乾隆皇帝）去過兩回，到底不算。我到你那里去容易，就是路上難，水路罷亦難走，旱路罷亦難走……你看河上水這么大，山東民情亦不好，到底怎么好？弄得真沒法，了不得！”

一口一句“真沒法”“怎么好”“怎么了”“了不得”，似乎已經成了皇帝的口頭語，焦頭爛額之態畢顯。帝王生涯現在對他來說，簡直是一種刑罰。在撒手而去的時候，他的最后一絲意識也許不是留戀而是輕松。

從親政初期的偉大，到謝幕時的尷尬，嘉慶的滑落曲線如此令人嘆息。在全面盤點嘉慶皇帝的統治時，歷史書給出的詞匯是“嘉慶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統治，前面連著“康乾盛世”，緊接其后的，則是“鴉片戰爭”。鎮壓白蓮教居然成了嘉慶皇帝一生的輝煌頂點，短暫的上升期之后，是漫長的下降曲線，正是在嘉慶皇帝的統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萬劫不復的衰敗的關鍵幾步：腐敗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蝕到國家肌體的幾個重要器官，演變成了嘉慶晚期的淪肌浹骨，全面擴散。國困民貧交織在一起，大清帝國已經被掏空了精華，成了風中之燭，徹底喪失了復興的機會。在嘉慶之后，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國淪為了任人宰割的對象。這個以英明、仁圣開頭的皇帝，后來卻作為一個徹底的失敗者進入了歷史。

外表

皇帝真是一種奇怪的動物，因為他們長得都差不多。從漢代到清代，都是“貌奇偉”“龍睛鳳頸”“日角龍顏”“天日之表”，臉上從來不會長麻子、粉刺或者老年斑。

原因是，描寫皇帝的外表很難。因為理論上皇帝應該長得很神奇，而實際上絕大多數皇帝長相平庸得掉渣。為了不犯錯誤，史官們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以“龍顏天表”“鳳姿日章”之類搪塞。

《清史稿》關于乾隆皇帝的外表只戰戰兢兢地寫了四個字：隆準頎身。而《清高宗實錄》則說他“生而神靈，天挺奇表。殊庭方廣，隆準頎身，發音鏗洪，舉步岳重，規度恢遠，嶷然拔萃”。

據考證，乾隆身材并不高大。英國使臣馬戛爾尼目測說，乾隆帝身高約五英尺二英寸，約一米六。這是八十三歲時的身高，估計年輕時比這要高一些。根據現存的乾隆夏天所穿的十二章朝袍的長度，可以大致推測乾隆身高在一米六六至一米六八之間。

好在乾隆皇帝酷愛畫像，至今留下的畫像不下百張。由于西洋畫法的引進，那個時代的肖像畫纖毫畢現。這讓我們對他的外表有了二維的認識。戴逸先生這樣描述肖像中的乾隆：“身材勻稱，豐腴而略矮，身高約一點六公尺。臉龐呈長方同字型，兩腮稍削，皮膚白皙，微帶紅潤，眼睛黑而明亮，炯炯有神，鼻稍下鉤，體態文雅，外表和平。青年時代是一位英俊瀟灑的翩翩佳公子，老年時代，則顯示出尊嚴、和藹和慈祥。”

畫像雖然傳神，畢竟是靜態的，無法全面傳達一個有血有肉的立體形象。朝中大臣天天陪王伴駕，卻不敢留下關于皇帝外表的一個字。好在乾隆時期，機緣巧合，一些外國及中國邊遠地區的使者都見過皇帝并寫過回憶錄。這些人大腦的格式化程度遠低于朝中大臣，因此留下了一系列相當生動傳神的皇帝印象。因此，乾隆皇帝是中國古代史上極為罕見地留下過大量可信的音容笑貌細節記載的帝王。

在外國人中，朝鮮人與中國接觸可以說最多。作為最忠實的藩屬國，朝鮮每年冬至、正月、圣節、千秋等時節都要派使臣去北京朝賀。

1780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五年，朝鮮人樸趾源隨朝賀乾隆皇帝七十大壽的使團前往承德。他記載當年八月十一日見到乾隆皇帝的情景說：

皇帝出自正門……肅然無嘩。先令回子太子進前，未數語而退。次命（朝鮮）使臣及三通事進前，皆進前長跪……皇帝問：“國王平安？”使臣謹對曰：“平安。”皇帝又問：“有能滿洲話者乎？”上通事尹宗以滿話對曰：“略解?！被实垲櫼曌笥叶残Α；实鄯矫姘尊S氣，須髯半白，貌若六十歲，藹然有春風和氣。

對于乾隆皇帝，朝鮮人的評價總的來講還是比較高的。乾隆皇帝的和藹可親善于交往，使使臣們對他的個人印象都不錯。

每次回國后，朝鮮小朝廷君臣都要關起門來，好好聊聊這次中原之行。使臣往往要給國王介紹些小道消息、奇聞逸事。君臣在深宮之內對天朝上國大皇帝可以肆無忌憚地品頭論足，因此留下了一些相當真實的評價。比如對繼位初年的乾隆，一位使臣做出這樣的評論：“政令無大疵，或以柔弱為病”，“政令皆出要譽”。另一位則說：“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寬大之政。以求言詔觀之，不以論寡躬缺失，大臣是非，至于罪臺諫，可謂賢君矣。”（《朝鮮李朝實錄》）這些史料，顯然因其情境的特殊而具有與中國史料不一樣的價值。

丹津班珠爾出身于十八世紀西藏最為出名的貴族家庭多仁家族。他身為首席噶倫，由于在1788年至1792年間西藏與廓爾喀的沖突中處理不力，被乾隆召到京城予以處罰。在《多仁家族史》中，他對這次朝見“文殊師利大皇帝”的經歷進行了描述。

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秋天，他們一行四人經過長途跋涉來到北京。9月22日晚上，理藩院衙門的兩位侍衛前來通知明早覲見。

東方發白之時，丹津班珠爾被帶到皇宮中門過道上等候。太陽升起時，大皇帝及隨從駕到。丹津班珠爾記述道：“皇帝高高坐在外裹黃氈的八人大轎上。抬轎的八人同上述徒步人員的裝束一樣。皇上身著一件黑貂皮大氅，華麗而珠光寶氣。尊容很像普覺寺的上師強巴的樣子：長臉，一副威嚴狀，一見就會讓人情不自禁地充滿敬意?！?

皇帝的轎子到了他們附近時，稍稍停了一會兒，和他們做了簡短的談話?；实蹎柕そ虬嘀闋栒f：“你是不是班第達之子？”接著問扎西頓珠，“你這胖子是不是班第達之子的同事？當噶倫的？”然后，又問兩個漢人是不是四川成都府人氏。最后，皇帝特地招丹津班珠爾到跟前來問道：“你會不會漢話和蒙古話？”他回稟說：“漢話只會幾個詞，拼成句就不懂意思了，而蒙古話說得不太好。”皇帝在轎上擺擺手，用蒙語說道：“可憐可憐，來來，到這兒來。”于是，他走近轎子跪下。

乾隆皇帝對丹津班珠爾在藏廓沖突中的經歷深表同情，表明丹津班珠爾的罪責將會予以赦免，但是他不宜繼續擔任噶倫之職。皇帝又說，你等藏人可暫時合住黃寺，由朝廷內庫撥給薪俸，等新年盛宴之后再回西藏。

對乾隆皇帝的寬宏大量，丹津班珠爾深表謝意。大皇帝面展笑容，點了點頭。

這是藏文資料中關于乾隆皇帝音容狀貌最詳細的一則。

所有關于乾隆皇帝外表的記載中，英國人所作的是最詳細傳神的。

大約在丹津班珠爾到達北京的同時，馬戛爾尼使團也正從英國出發。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七月底，英國使團抵達承德，在這里覲見了八十三歲的乾隆皇帝。